文学文本的"误读"接受之成因及其美学意义

“误读”接受是文学解读过程中存在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读者解读文本 ,探寻文本意义内蕴的本真 ,或有意深文周纳、曲解文意 ,别有所解 ;或虽有超越文本本事本旨 ,但细细辨绎 ,又往往与作品的意蕴暗合。本文从分析“误读”的成因入手 ,试图阐明“误读”的审美价值及其美学意义。     

文本的误读与意义的创生——谈谈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中的"误读"概念

误读,是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傅伟勋看来,误读是理解的创造性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是使传统理论不至于凝滞并保持鲜活生命力的重要条件.但"创造的诠释学"中的"误读"不能等同于误解,也不能等同于曲解,它并不是一种违背文本含义和作者本意的解读方式,它只是"说出作者应说而未说者".理解作者,必须超越作者,是"误读"方法的要义,也是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的要义.     

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再阐释

"误读"是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著名的解构性阅读理论,与传统的"误读"在内涵上有着本质的不同.文章阐述了布鲁姆的"影响即误读"理论,指出"影响即误读"理论是在德里达与弗洛伊德影响下提出的一种积极的解读策略,旨在改变读者被动的接受地位,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解读文本,以更好地实现文学价值.     

“误读”之辨误

"误读"作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泛使用的批评术语,常常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错误解读"而致误用和滥用。事实上,当代批评理论中的"误读"说是20世纪西方新批评、阐释学、接受美学以及解构主义等文论流派逐步发展的产物,其要义恰是以颠覆传统的正/误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为出发点,否定文本终极意义的存在,鼓励文本的多义阐释。"误读"说的理论价值不在于解构主义者"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武断教义,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启示,表明了一切阅读都具有误读性,一切既有的、哪怕是权威的批评成果都是非完美的、可质疑的;批评因此将不再是一种妄图直达意义和真理之"彼岸"乌托邦式追求,而是一种执着于"此在"的严肃而无止境的人生探索。     

媒介发展与文学阅读的演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文学阅读与这个时期媒介变迁之间有着相依相生的关联.如纸介印刷的传统文学是一种精英阅读,随后的影视文学欣赏者从"读文"转向"读图",1990年代以后出现的网络文学则从"读书"过渡到"读屏",再后来的手机文学又从"在线冲浪"移至"拇指阅读".不同媒介文本多重阅读方式的并存,不仅彰显出文学形怎的时代变迁,更需要有新的文学观念的建构;技术媒介对文学阅读的影响,折射出的是社会变革期的文化冲突,最终影响到文学审美之于"文学性"的祛魅.     

"诗言志"与"诗是某种制作"——析中西诗学理论原点之异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中,把"诗言志"与西方诗歌定义"诗是某种制作"作比较,二者的比较寓示了中西诗学传统在理论原点上的差异.中西诗学分别从自己的理论原点出发,沿着不同的轨辙,在文学本体规定、作者与文本之关系、批评阐释等基础观念层面,各自衍生了一套圆融自足的理论体系.中国主流文学传统强调"非虚构";西方则重视"虚构"和"想象".中国文学的文本与作者是一种物我不分的自然和谐关系;西方文学的文本则是作者意志控制的对象与产物.中国诗学批评以"作者"作为"意义"之源;西方诗学批评则以"文本"作为"意义"之源.     

接受反应文论视域中的读者阅读活动

接受反应文论开创了读者研究的先河,在阐述读者地位和辨析读者概念的同时,也将研究的焦点落实到了具体的阅读活动上,他们将读者的阅读活动视为文学文本生命的实现过程,这一过程是读者由审美感知到意义反思再到意义融合的过程,是读者期待视野的对象化的过程,是读者在"游移视点"中"被动综合"的过程。同时,读者对文本事实反应的过程,也是读者对文本误读的过程。     

"耶稣之死"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几种解读

"耶稣之死"的故事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曾经被加以不同的解读,有的是对源文本的复制,有的服从阶级革命的时代目的,其中鲁迅的解读特别富有存在主义的个体体认色彩,这一体认导致对耶稣之死的有意误读,鲁迅的误读是对源文本的更富创造性的解读.     

文学翻译创造性研究

文学文本的特质决定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本质.在文学翻译的描写性研究取代了传统翻译观后,文学翻译进入了文化的多维语境中.文学翻译不仅要传递原语意义,还要进行创造性活动.创造性是文学翻译的内在要素,是文学翻译的重要生成条件.文学翻译创造性是以原语文本和以目的语文本为导向的交集,是"直译"和"意译"的统合,在文学翻译活动中要将两者统筹兼顾,并协调统一翻译过程中的隐性创造与显性创造.     

《艺文志》之"文"正名

传统理解把<艺文志>的"艺文"看成联合结构,即"艺"乃"六艺"、"文"乃"诗赋(或文学)","艺"文"并称;实际上,"艺文"乃偏正结构,为"艺之文",即<艺文志>所列诸类,均是六经的文本体现或反映之意.这种说法可以通过<艺文志>文本及当时人对"艺文"一词的运用方面得到证明.传统的误读导致了人们对<艺文志>某些重要问题的理解出现了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