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与工作的“平衡”——女性地位的可变性与不变性

现代女性在家庭与工作中的地位成为社会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当今社会虽然大部分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家庭的束缚,但男性在家庭中的优势地位仍非常突出;女性虽然已获得经济的独立,可以从事一些职业,承担一些职责,但是男女工作上的差异仍广泛地存在着。她们处理家庭与工作关系的现状,充分反映了女性地位的不变性与可变性。     

从经济活动看秦汉女性的经济地位

秦汉时期的女性在当时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领域中,均有非常突出的表现,但她们在这三种经济类型中的地位并不完全一样.经济结构的不同、女性对土地的占有情况不同、思想观念的不同等多方面因素决定了秦汉女性的经济地位是后世女性难以望其项背的,但与母权社会的女性相比,其经济地位又存在着差距.     

城市回族女性家庭事务决策与分配调查报告——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和平南路社区为例

城市回族女性逐步参与到社会发展中,一方面保持着浓郁的回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受到了市场经济强烈的冲击。这种内外力的作用使城市回族女性家庭事务的决策与分配权呈现增长态势同时又进展缓慢。这说明城市回族女性家庭事务决策权既有正功能,也有负功能。     

女性社会地位与总和生育率

在审视现有衡量女性社会地位的指标体系并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出新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依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对全世界36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女性社会地位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对最不发达国家进行了补充性分析。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总和生育率越低;一个国家的妇幼医疗保障水平对该国生育率的变动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性别意识、社会经济地位与女性阶层认同——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性别意识和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阶层认同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性别意识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正向影响女性阶层认同;性别意识对女性阶层认同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阶层认同影响的城乡差异不显著。据此,提出健全法律法规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提升女性素养以夯实女性的能力基础、强化权利意识以推进性别平等常态化等对策,以期不断促进女性阶层认同的提升。     

儒家女性观对现代女性地位的负面影响

现代中国女性地位虽然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在儒家女性观的一些负面影响下,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女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的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儒家女性观的消极作用显露无疑。     

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健康的风险影响

选取城镇女性劳动力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检验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健康风险的关系,研究对建立女性群体的健康风险防范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表明:(1)社会经济地位与女性健康风险呈正向相关,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健康风险下降;(2)社会经济地位并不通过中间变量生活方式影响女性健康;(3)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度量指标中,教育程度与职业对女性健康风险的影响较显著,收入的影响很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新时期女性社会地位的动摇与女性教育趋向

“男尊女卑”是遗传千古的旧观念 ,男女平等是中国妇女觉醒之后永恒的追求。从教育的历史视角看中国妇女地位的变迁 ,我们发现 ,男女两性从来就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 ,新中国的社会制度虽然为女性争取平等的社会地位提供了某种保证 ,其女性教育却与亘古流传的历史一脉相承 ,如一个畸形儿生存、生长。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迁 ,总会牵涉到女性问题 ,而女性问题与矛盾的凸显 ,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发展。因此 ,在市场化的今天 ,关注女性问题 ,关注女性教育势在必行。     

消费社会的女性符号化倾向——“美女经济”的社会学透视

“美女经济”是当前颇受关注的一个社会现象。通过对“美女经济”兴盛原因的分析和美的标准为女性所接受的社会原因的探讨,揭示了“美女经济”所折射出的女性社会地位。     

唐代女性的家庭财产权与社会地位

财产权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衡量,唐代女性在家庭财产权益方面享有较大的主导权。唐代女性财产权的分享,是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妇女。只有从女性财产权的各项制度和实际操作分析入手,才能真正明晰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历史事实。     

从生育行为看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基于江西X村的研究

通过对农村妇女生育行为及其家庭地位的个案访谈,发现从农村妇女的生育行为,主要是生育孩子的数量和性别,已经无法准确判断她们的家庭地位.即生育行为与妇女的家庭地位之间的联系正在弱化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包括妇女的性别意识、经济独立性、知识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因此,提高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的途径也变得多样化,其中,增强农村女性自身素质显得尤为重要.     

征地与撤村建居过程中的女性个体化与夫妻权力流转——以中国一个北方村落为例

近年来,征地与撤村建居在中国农村大范围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对中国一个北方村落进行了个案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征地与撤村建居后,农村女性个体化现象快速显现,与之相伴生的是,农村家庭中夫妻权力模式也逐渐从男性集权走向夫妻平权。通过对夫妻权力相关理论的梳理,试图对这种夫妻权力模式所发生的转变进行阐释。     

社会排斥与农业从业人员女性化

通过考察福建省东宅村“惠安女”的就业演变方式及回归家庭过程,从一个侧面分析农村女性的社会排斥和自我排斥产生过程及其后果,研究了我国农业从业人员女性化对农村女性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劳动力市场歧视、传统文化观念的性别排斥、家庭内部性别分工模式等因素是导致农业从业人员女性化的成因。指出政府应该制定相应的反社会排斥政策,帮助农村女性消除社会排斥、融入主流社会,提高农村女性参与其他经济生活的能力并创造就业机会,以改蛮农村女性群体的不利处埔,促进农村女性的发展。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及动因分析——基于福建省村级案例研究

本文对我国集体林权制度背景及动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提出:森林初始产权在农村集体成员间的公平分配是我国集体林权制度的基础;农民权能和利益的赋予与救济是集体林业持续发展的保证;政府行为的有限与规范是集体林权制度安全与高效的保障。     

中国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面临的五大挑战——以福建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为例

在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不断扩展和深入的进程中,伴随着个体自我意识的日益强化,中国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也存在一些较为突出的难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妇女日益增长的多元、多样、多维度、多层面的需求和个体意愿与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之间矛盾的显化;性别平等的社会目标与传统文化中不利于妇女因素的惯性力量之间冲突依然明显,在一些领域有所强化;三农问题和性别问题相交织,结构成三农问题的性别化和性别问题的三农化;现代化问题与性别问题相交织,结构成现代化问题的性别化和性别问题的现代化;社会阶层分化与性别问题相交织,结构成社会分层的性别化与性别问题的社会阶层化.     

当代“直过”民族村落发展考察——以泸水县金满勒墨村为例

生态环境、生计模式与社会文化制度,共同将中国少数民族村寨构筑为总体性的经济社会共同体。然而,"直过"民族村寨因其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生存环境恶劣、经济结构转型不易等问题严重阻碍少数民族村寨与现代接轨的步伐,抑制了村社的改善与进步,社会高速经济增长下的深度贫困现象在"直过"民族村寨尤为严峻。以绝对贫困的边疆少数民族村寨为个案,探索自我发展能力低、自生能力弱的少数民族村寨如何在现有阶段和条件下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战略措施和相关政策建议。     

广州珠村人居环境调查与改善研究

简述对广州市的“城中村”之一———珠村进行人居环境调查的结果 ,提出改善珠村人居环境的思路与分阶段整治和改造的模式 ,简要介绍改善方案的内容、目标和建筑技术指标。     

遭遇发展的村落共同体：以贵州雷山县上郎德苗寨为例

中国乡村面临的最大变化就是遭遇前所未有的发展,基于发展主义的思路忽视了社会的视野。上郎德苗寨“工分制”旅游发展模式坚持村民共同参与、共同分享旅游发展红利的原则,这一制度设计在激发村民参与积极性的同时,也保证了旅游产品的原生性。工分制的郎德模式是建立在苗族集体行动的文化逻辑之上的,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郎德村落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经济基础。鉴于郎德模式,中国乡村建设需要保卫村落共同体,开启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