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概念的演变

“实学”于东亚儒学文化圈乃一泛用词。公元前155年,西汉景帝之子刘德,喜好古籍,招聘学者,奖励儒学,排斥虚无黄老之学和神秘图谶之说,崇尚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和礼乐刑政之法,而誉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据考,这便是“实学”一词的发端。由此发端始,“实学”作为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文化中源源流长。     

李之藻眼中的西学——兼论其实学思想

李之藻接受西学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实学思想。他的实学内涵既包括道德性命之学,也包括功利之学。这就使他既接受了西学中的自然科学,也接受了天主教。然而李之藻的实学思想并没有超出儒学的范围。最终,我们看到,他的实学不过是儒学的另一种表达。这样的实学无法形成西方自然科学体系所需要的逻辑支撑和科学兴趣。因此,明清实学、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并未在中国建立起独立的自然科学体系,也未给中国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传统儒家实学与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

传统儒家实学是中国传统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先秦以降儒学的实学精神和清代儒学的实学形态。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是西方国际政治学新自由主义派的新成果。以国家软实力为视界,传统儒家实学是中国古典国家软实力理论,对于现代国家软实力理论具有历史借鉴意义。文亦提出:传统儒家实学以明体达用、崇实黜虚为特征,相对之"虚学"以体用分离、空谈形上为特征;儒道佛三学理一分殊,殊途同归,不为对立,而为互补;中国传统实学包括儒道佛,不能独判儒学为实而以道学和佛学为虚。     

论中国实学范畴内涵的历史演变

“实学”本义为切实有用之学。中国实学可溯诸汉代儒学以经学兴起之时，然作为概括一种学术本质特色的特指范畴，则始于北宋。宋儒视先秦孔孟儒学为崇实黜虚，修己以治人的实学。程、朱宣称“惟理为实”，学者泛观博览，格、致、正、诚，穷理、尽性，进而修、齐、治、平的功夫，就是圣门实学；陆王则宣称“心即理”，心学即实学。明清之际，实学表现为一股具有忧患意识、经世意识、批判意识、启蒙和改良意识、实证科学意识和哲学唯物论意识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近代实学表现出了重振儒学经世传统、救亡图存、中体西用和趋时更新等新的理论特色。     

对中国实学的哲学诠释

实学,一方面是儒家实用理性的具体体现,它贯穿于儒家文化的始终,乃至于泛指的实学即儒学;另一方面,它又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儒家文化的反思、批判形式,是作为社会新思潮消解儒学的贵族性、经院性而成为庶民文化的“革命”因素。正是这一因素使我们今天指称的实学实际上被界定在这一特指意义上了。     

陆九渊心学的方法理论和实学主张

陆九渊的心学体系从方法论上讲,通常被视作简易之学。陆九渊对此不仅直认不讳,甚而喜好有加。究其原因,简易方法是陆九渊发明、创新儒学的一方宗旨,与他的生体思想即本心学说达成了本体工夫协融为一,也是他判别学派和接引学者的指针。本文对此作了辨析,尤其对向来统混讲论的剥落、减担等说法作了明确区处。陆九渊的实学主张不仅包括个体道德认知上的切己自反和躬身践行,而且更为强调对儒学的切实创新,更为关注儒学的普遍的社会实效表现。陆九渊心学体系的方法理论和实学主张在内在理路上是相联通的,表明他对儒学的创新和发展是实有所本,实有所得;而他在“辨志”基础上提出的实效实利为心学以至整个儒学固有内容的诸多论说,则至少足以说明,视心学为空疏不实之学是缺乏根据的。     

中国实学的义涵及其现代架构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和思想史的发展对实学的义涵提出新的解释，它不是单用经世致用来涵盖实学概念，而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对各时代思想家所说的实学内容进行综合概括，指出它应有的含义，并且指出单面的“实学”概念在历史上的不相应和它对现代社会可能造成的偏颇。意欲消解传统的实学概念，将它推广到现代社会所应有的内容上来。     

方以智“以数明理”的思想及文化意义——以“一在二中”为中心

方以智以“善巧而理数之”的方法,分别将道体和经验现象(包括“质测”之学)抽象化为绝对的“一”与相对的“二”,并藉“一在二中”的体用圆融观,揭示了“即器是道”、“道寓于艺”的道理.他利用“离二则一死”、“合二而一”这种“以数明理”的方式,不仅含蓄地表达了“欲挽虚窃,必重实学”的救世情怀,而且从本体论意义上阐明了实学之于“道”的必要性,从而使近代西方“质测”之学在传统儒学体系内获得了积极性的存在.     

论“空”及其实践义

佛学中所谓的有,含义有二,即自性有与无自性之有;无则可区分为自性无与绝对无两种含义。在梵文中,空也可解作无,但作为佛学的核心概念,空的特殊含义为无自性。诸法缘起故无自性。无自性之有即假有。缘生法既是空又是假有,此为中道。故缘生法与空性、假有、中道等概念的指称相同,皆为无自性之有。对空的理解,最终依赖于实践的体证。     

信息技术只是“实学”的手段

正当下,信息科学技术正在颠覆我们的传统学习模式。有人说,读万卷书不如自己"百度",似乎信息技术能解决当代人的人人、时时、处处学习的问题。我认为信息技术不是实学的必要条件,而只是一种重要的促进条件。在没有信息技术的年代,不是没有实学。中华传统文化也培育了孔子、屈原、司马迁、祖冲之、毕升等优秀人才,他们不都是实学的实践者、成功     

苏轼诗词禅学思想及人生观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的旷世奇才,又是经历磨难最多、生活起伏最大的作家之一。他的思想深受禅学思想的影响,其创作充满了禅思哲理。他的许多诗词中融入了“随缘”“超脱”的禅学思想,阐述了顺应自然、傲视苦难、通达乐观的人生观。     

浅议"智性直观"

“智性直观”是康德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却始终无形地贯通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之中。“智性直观”不应局限于哲学的考察,哲学之外也存在着“智性直观”。文章从人类艺术与心理的视角对“智性直观”概念做出新的解读。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中的哲学观解读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不是对其随后展开的逻辑学范畴、内容及阐述顺序的事先交代和理论规定,而是全面阐述其本人的哲学观。这既是真切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前提,也是准确把握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关键和要害。概括而言,黑格尔主要是将哲学理解为：哲学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理性和现实的和解＂;以及哲学是＂一个自己返回自己的圆圈＂。     

追溯哲学的源头活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再讨论

十年前"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讨论之所以不了了之,是因为不论是提出质疑者,还是为之辩护者,都事先预设了所谓"哲学"的某种固定标准模式,即哲学之"法"或"迹",而没有触及哲学之"所以为法"、"所以迹"的问题,即没有触及哲学的源头活水——生活或存在及哲学由此源头活水而流变的问题。这就使得所谓"哲学"成为了一种凝固不变的、与现实生活无关的东西,成为了一种关于"器"而不是"道"的言说,从而丧失了存在的开放性、发展的可能性。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核心任务,既不是回到前现代的形而上学,也不是遵从后现代主义的拒绝形而上学,而是从当今世界、当今社会的现实生活出发,去重建形而上学。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冯友兰“新理学”道德观论略

冯友兰在＂新理学＂中申述了其道德观。就含义讲,道德是社会之理所规定的用以维持社会存在的基本规律;就起源讲,道德源于人类物质生产实践,其出现与社会关系的形成和人类意识的产生密切相关;就根据讲,道德是完善个人品德、实现人之所以为人者所必需的,也是维持社会存在所必需的;就本性讲,道德是必要的善,而不是必要的恶;就类型讲,有不变的道德与可变的道德。冯友兰的道德观既有所洞见,也有未达之处。     

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 ,除了在义理上大力宣传以外 ,还更多地利用佛教典籍中大量的故事、寓言、譬喻、史诗等通俗易懂的形式 ,使佛教进一步走入广大的百姓中间。佛教的这些生动形式不仅为六朝正在兴起的志怪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题材、语词等 ,尤为重要的是 ,它们还在人生观、道德观、时空观、小说的情节、叙事方式以及奇特的想象等方面 ,对六朝志怪小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果抛开其宗教内容的话 ,可以说 ,佛教中的这些形式 ,是对中国文学的一大礼赠。     

宗白华艺术化人生观及其意境理论

运用中国传统文学中“知人论世”的方法,分析了宗白华艺术化人生观及其意境理论的成因：“意境”是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核心;意境审美精神源于他的人生意识和精神;中国传统思想“天人合一”成为影响他人生观及学术观的最基本要素。阐述了宗白华生命艺术化、艺术生命化,能及三位一体的人生观、艺术观、美学观。     

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研究述评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已走过了90余年的风雨征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90余年的发展中呈现出了色彩斑斓和丰富多彩的画卷,并产生了独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大体上有三种主流形态,即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与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种形态,它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和马克思的新发现（即唯物史观）三者之总和;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种形态,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先驱进行艰难探索的理论成果;＂实践唯物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种形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这对繁荣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和谐”演进脉络考

“和谐”作为一种理想追求，其基本内涵经历着由本初的自然哲学层面向社会哲学、再向人学层面转向的漫长的演进过程。和谐范畴最初是作为同混沌相反的宇宙的组织性而出现的，在自然哲学层面它是指一种理想性及源生性的状态。但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和谐开始转向精神哲学和社会哲学领域，开始具有社会的意义；同时逐渐和人文纠缠，注入了个体意义，具有了人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