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探索经验的维度看中国式人权道路的历史与未来

人权事业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同步发展;在开放交流中,对人权的理解保持求同存异;坚持以人为本,在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互动中推进人权事业。这些弥足珍贵的经验让中国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上坚定走来,也必将激励中国人民未来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道路昂扬前进。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三重逻辑

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随着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我国历史任务从“全面小康”转换为“全面现代化”,共同富裕成为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内容,而城乡发展不均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使得农村相对贫困成为推动共同富裕最薄弱、最艰巨且最易突破的地方。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贫困治理体系、以及消除绝对贫困的丰富经验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独特优势。随着贫困治理的转型,新发展阶段我国农村贫困治理要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范式、治理路径等模式转换。     

马克思对贫困的政治哲学思考 ——对《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 一文》的解读

马克思从社会整体观出发,对政治与社会关系作了哲学阐述.他批判了一个普鲁士人即卢格对政治的狭隘理解,导致以政治理智蒙蔽社会本能,无法认识到社会贫困的真正原因.马克思从政治哲学的角度为无产阶级找到了消除贫困的现实基础--社会主义,他进而独特地阐释政治国家要消灭贫困,那它就应该消灭无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从而消灭这个社会和作为它的产物的政治国家自身,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获得彻底解放.马克思在关注工人阶级及社会的弱势群体的贫困之中,形成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并以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哲学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哲学.     

侵犯人权是导致贫困的决定性因素

本文集中分析了贫困与人权的关系特别关注的是在种族背景与歧视问题存在的情况下二者之间的关联。迄今为止,人们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还不是很清楚,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也很少见。结果是两种看起来针锋相对的观点依然存在。在经济发展领域,主流观点认为,扶贫项目内容各异涉及面广,通过这些项目就能实现人权然而在人权团体中,人们普遍认为侵犯人权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根据这个定位,剥夺人的权利就是使之溺于贫困的一种手段。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有真理性及其附着的价值。人权应该被视为人的禀赋,因而是一种资本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人权和参与发展及扶贫过程的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重要。漠视人权的重要性就等于陷人于贫困之中。     

贫困:人权斗争的新领域

当我们的文明在全球推进它前所未有的繁荣愿望时,它的显著特征却是持续甚至不断增长的贫困。贫困影响着世界一半的人口。我们当然关注种族灭绝和自然灾害的受难者。但不应该存在双重道德标准,我们不应接受社会所制造的贫困,贫困比刀枪的杀戮更能置人于死地,比洪水或地震的破坏更广泛、更系统。指出口口声声的权利平等与日益加剧的生活资料获取不平等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为了维护人类,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是明白贫困本质上违反了人权。这样的呼吁不是为了缓和甚或消除贫困,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废除贫困。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贫困治理及其结构变迁

中国贫困治理的实践曾以国家与农民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为实现路径。国家意志、基层政治与社会民情曾是治理结构中的核心变量。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市场要素开始进入贫困治理实践,国家与市场关系成为贫困治理的主要路径,并由此逐步形成市场引领、国家保障、基层应对、民众顺应的贫困治理格局。     

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中国如若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则意味着后扶贫时代到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的提出有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坚持共同富裕的特色道路走向,维护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权威性,发扬党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助推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进程。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应重点关注贫困新标准的认定,脱贫对象重返贫困,城乡扶贫一体化,扶贫区域协作,激发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多元主体合作互动扶贫及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衔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需要党和国家全方位统筹,直面根本矛盾,敢于碰硬和突破,确立以收入水平为基础的多维贫困认定标准,构建预防脱贫对象返贫保障机制,制定城乡一体化扶贫政策,推动扶贫区域协作向纵深发展,着眼于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政社扶贫利益共同体建设,实现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的融合互补。     

论点摘编

协商治理与人权实现具有本质的一致性王浦劬撰文《中国的协商治理与人权实现》指出,中国的协商治理前提是对于人权的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的平等自主独立、权利义务对称是协商治理得以进行的权利基础和政治条件。从协商治理的政治属性、前提基础的分析可见,公民政治权利是协商治理有效运行的法律和政治基础。协商治理的目     

新时代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生成、价值内涵与实践经验

中国脱贫攻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蕴含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追求。中国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从理论到实践深入系统总结中国贫困治理的理论生成、价值内涵和实践经验，对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在消除绝对贫困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更好满足发展不平衡地区人口美好生活需要，进而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治理的前提与条件

国家治理的根本前提是重新审查国家的性质定位与存在取向。首先要讨论"国家何以产生"和"谁有权定位国家",然后再考察国家治理的实质,明确"谁有权治理国家"和"国家治理什么"。在此基础上检讨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则,分别从"谁有权制定国家治理的规则"和"制定国家治理规则的依据何在"入手,追问国家治理规则构建的合法性,确立国家治理的政治学公理。以此为指南,重新审查国家治理的基本条件为:法权政体构成国家治理的政治土壤,人的共性、人权民主和自由主义精神构成国家治理的精神结构基石,以权责对等和公私分明为原则的群己权界构成国家治理的社会方式,以人权制度和法权律法为双重护卫力量的权利博弈权力则构成国家治理的运作机制。     

福柯的政治技术论及其启示

揭示并批判政治技术从传统到现代国家的演变及其未来走向,是福柯后现代微观政治哲学富有创见性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权力统治方式的独特微观历史考古与谱系学研究,福柯提出政治技术的相关概念,认为权力对社会和个人统治的方式是一种传统政治技术.他把现代国家的本质视为日益工具化的政治技术,认为现代性政治技术的日益普遍与强化形成了新的全景敞视与统治,也造成针对个人的"全景敞视主义",走向启蒙理性自由的反面,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缺乏一套自主的政治技术.为克服现代性国家治理的困境,福柯提出政治技术未来发展要走向政治艺术,形成了政治美学的自由主义乌托邦.福柯政治技术论对深刻认识当代西方国家治理的本质及问题,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思想资源,开创性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都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发展—当代中国人权问题的核心

人权问题是当今世界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焦点,也是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攻击诬蔑的还要方面。由于我们长期以来缺乏对人权问题深入系统地研究,尚未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人权理论体系,很不适应我国同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进行斗争的需要。因则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系统阐述当代中国人权理论,应是我们目前一个迫切的理论任务。 一 什么是人权,如何科学地研究它,是我们必须首先明了的问题。     

治理理论有效适用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

治理理论是源于西方语境下的一种理论形态。只有国家与社会满足多中心的条件之后,治理理论才能得到有效适用。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立足政治视阈,探讨治理理论的有效适用及其促成要件,促使我们正确地学习和借鉴缘起于现代西方理论形态,正确地确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这一过程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     

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逻辑与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加强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不仅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诉求,而且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客观需要,还是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期待的重要抓手。然而,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面临着农村相对贫困人口识别难、相对贫困群体持续增收难、精神贫困问题较突出和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尚未建立健全等现实问题。新发展阶段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从问题出发,制定适宜的相对贫困标准,提供相对贫困群体可持续发展保障,提升相对贫困群体内在动力,切实建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     

全球贫困治理的困境及其创新发展的中国贡献

全球贫困问题是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贫困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得到不断发展,表现出鲜明的特征。但近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日益凸显,使全球贫困治理面临重重困境。对此,中国提出一系列引领性的治理理念,积极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推进本国的扶贫开发工作,为推动全球贫困治理的创新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论预算与民主政治——基于我国预算公开的视角

政府预算既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也是国家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中国由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变后,政府预算公开就成为无法回避的命题.由于预算公开具有很强的政治价值,因而成为公共预算改革的关键.目前,中国在政府预算公开问题上,已取得较大进展,但还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如预算不完整,监督有漏洞;预算不真实,缺乏权威性;预算内容不精细,造成在执行过程中走样;预算编制时间过短,缺乏广泛民主性等,需要将预算公开纳入法制的轨道,建立民主化、法治化的预算制度,把握预算的入口,转变不适应现代经济制度的观念等.     

地方政府创新中的参与式治理趋向:以广州为例

地方政府创新在相当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为缓解外部压力的必然反应,但由于缺乏持续性的动力,导致地方政府创新不可持续.从广州市政府近年来的管理创新实践来看,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公民社会的成长推动了地方政府创新,并呈现出参与式治理的发展趋向.这个过程中显现出的政府改革与公民社会成长之间的互动格局可能既有助于化解地方政府创新缺乏可持续性的难题,又可能在改善治理绩效的基础上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     

国际人权问题热点述评

综观当今世界,人权是最令人瞩目的一个问题:几乎联合国所有的成员国,不管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如何,都使用人权的语言,都接受世界人权宣言中所陈述的某些共同标准。冷战结束以后,许多曾经在国际人权领域中保持沉默态度或守势的国家也公开举起了人权旗帜。1991年10月中国政府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的白皮书曾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是国际人权领域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人权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得到普遍接受的政治与道德观念,是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都对之共同表示尊重的规范和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