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资治通鉴》中的“臣光曰”

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本来是为了“每开经筵,常令进读”,读给皇帝听的。所以起初叫《历代君臣事迹》。后来司马光受王安石排挤,离开京城,皇帝听不到司马光的讲读声了。但《资治通鉴》却因此而在洛阳修成,并且使神宗皇帝陆续看了而大加赞赏。这就说明,司马光主撰《资治通鉴》的目的,不是为修史而修史,     

如何编写年鉴大事记

“大事记”在年鉴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全书的“纲”。它将上一年度中发生的大事、要事、新事按时间顺序加以简要记载,使读者对年鉴的整体内容有全面而概括的了解,具有独特的提示性和便览性的作用。如何把握好各项收录标准,做到大事突出,要事不漏,一般来说,须做好以下几点。     

“将无同”别解

《世说新语·文学》: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大尉善其言,辟之为椽。世谓三语椽。卫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将无同”三字,究竟怎样讲?从宋司马光改为“无同异”(见宋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三,《谬误杂辨》);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

邓小平同志一再谆谆地提示我们:“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民主协商会上谈到今年全国要着重抓好的三件大事时,把保持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列为三件大事之首。李鹏总理在向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孔门弟子研究资料(选载)

<正> 子张(前503—?),春秋末陈国人,姓颛孙,名师。孔子学生。以勇武激进著称。孔子曾说子张偏激,子路卤莽。他主张,读书人面临危难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生命拿出来;见到有利可图时,就要考虑应该不应该去取得。1.1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     

试论孔子举贤任能的用人思想

<正> 用人问题,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强弱兴衰的大问题。孔子认为,治理国家要靠人才。有了人才,政治就清明,国家就振兴;没有人才,政治就昏暗,国家就衰败。他说:“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无),则其政息。”(《中庸》)但是,人才是难得的:“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治国之臣)十人’。”对此,孔子说道:“才难(人才不易得),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论语·泰伯》,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认为卫灵公无道,而没有亡困,是因为他任用了“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究问》)。人才的重要,于此可见。在春秋末期的社会大变革中,孔子针对世卿世禄制度,提出具有革新精神的举贤任能的用人思想,并根据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总结出一些重视人才、识别人才、选拔和任用人才的思想原则。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王安石在北宋神家时期以理财为中、主持变法。他在“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思想指导下，颁布了诸如免役法、青苗法等等‘’富国理财”之术，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此，王安石的反对派首领司马光曾与王安石有过一段争论：司马光以为，‘’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算放，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王安石则说：’‘此非善理购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①又说：“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O王安石声然给人们一种激进的生产发股论者形象，与司马光的保守言论形成鲜…     

司马光论因循与变革

司马光在集注《法言》时,于《问道篇》论道的因循与变革. 扬雄在《法言,问道篇》中,论道曰:“或问:道有因无因乎?曰:可则因,否则革,或问无为,曰:奚为哉?在昔虞夏袭尧之道,法度彰,礼乐著,垂拱而视天民之阜也,无为矣,绍桀之后,篡纣之余,法度废,礼乐亏,安坐而视天民之死,无为乎?”     

汉武帝暴而不亡论

秦皇汉武并称于史。《资治通鉴·汉纪》说,在“穷奢极欲,繁刑重敛,白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方面,秦始皇与汉武帝可谓相“差无几矣”。但秦二世而亡,汉却延续数世,对此,宋代司马光认为,“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司马光所谓汉武帝“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跟汉武帝一生着力于“更变     

“慎独之学”解析——以先秦儒家经典文献为文本

“慎独之学”是怎样的早在顾炎武那里,有关于此的研究即已被明确称作“慎独之学”(《日知录》卷一)了;而简本《五行篇》中曾两次出现过的所谓“君子慎其独也”,则亦不过在于表明:它乃是先秦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已。至于所谓“慎其独”,若我们征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所谓“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就是所谓“应乎中”;若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要“叩”诸如多与少、诚与欺、善与恶、内与外、显与微等等,诸如此类的这样一些个“两极”、“两端”而用其“中”;而若用简文中的话,一言以蔽之,曰:“能为一”。而所谓“慎独之学”,概而言之,其所讲的大概就是…     

《庄子·秋水篇》校注辨正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吾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唐代赐官制度述论

一、唐代赐官制度赐官是中国古代延赏制度的一种形式。关于延赏制度，《册府元龟》卷一三O《帝王部·延赏一》有简要的概括。“《虞书》曰：‘赏延于世。’《春秋传》曰：‘善善及子孙，斯道德之政也。’三代而上靡得以记，汉氏之后，乃或录功元之胄，褒宗臣之裔，宾礼贤者，奖劝能吏，旌扬忠烈，甄叙故旧，赏勤职之效，采死政之孤，由是加其爵秩，申之锡予，俾奉其嗣世而高其门阀，使永缨之不坠，宗奠之有寄焉。”自西汉以来，历代对于功臣、忠烈等子孙的延赏，基本以回封因为主，赐官并不多见。唐代不仅赐盲人数众多，对象广泛，而且玄宗…     

恒心堂读书答问

问今日学者不能进步病在何处答在不务实。不务实。即为人之学。故曰。古之学者为已。其终至于成务。今之学者为物其终至于丧已。伊川所谓为已。欲得之于已也。为人。欲见知于人也。明道云。学者须是务实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则为伪也。大本已失更学何事为名与为利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则一也。余谓能于此处辨明。则学自进。终于有成。学前勉之。问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其说如何答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趨道舍儒者之学不可。故朱子曰。此切要之言。夫子之所志。颜子之所学。子思孟子之所传。皆是学也。愚按古之     

谈唐太宗用人的局限

“任人唯才,各尽其用”,“选贤任能,不拘一格”,“兼明善恶,取长补短”,这是史学界对唐太宗的用人常用的几种溢美之词。综合起来,唐太宗用人可归纳为几个方面:第一,新故并进。第二,亲仇共用。第三,对隋朝旧臣、武德旧臣,择才而用。 的确,唐太宗在使用人才方面的某些措施和做法值得称赞,但是否就可以说太宗做的很完美,没用一点缺限呢?当然不可以。作为封建社会的皇帝,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要受到历史和现实的限制,唐太宗的用人也不会例外。     

现代领导的用人之道

“治国之道,唯在用人”。选才用人是各级领导者的基本职责。能否正确地选才用人,是关系到国家兴衰和事业成败的大事,也是实现科学领导的关键。因此,领导者必须重视选才用人,正确掌握选才用人的标准,研究人才的选拔、使用和培养问题。     

简析司马光的法律思想

司马光生活在北宋中叶,当时朝野上下有志之士,从忧国忧民角度出发,纷纷提出改革弊政和加强封建法制的建议与要求。在主张改革洪流中,司马光、王安石都跑在前面。司马光虽忠于儒术,但仍很重视法的作用。他在《资治通鉴》开头讲的礼,实际上就是法。“天子之职莫大于礼”。此处的“礼”司马光本人讲得很清楚,“何谓礼?纪纲是也。……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又说:“礼之为物大矣!用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     

法精事简

据《新唐书·百官志》记载: 贞观时:“任群材,治百事。其法则精而密,其施于事则简而易。…… 初,太宗有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材,足矣’。” 大唐帝国虽只用了七百三十员内外官,却把事业搞得虎虎有生气。这一经验,值得一议。 李世民的精于用人,得益于前车之鉴,即“之     

秦驰道直道考议

一、秦驰道上的装饰植物“隐以金椎”考 《汉书》卷51《贾山传》对秦驰道有这样一段记载：“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托足焉。”在“金椎”下,服虔注曰“：作壁如甬道。隐,筑也。以铁椎筑之。”又颜师古补注曰：“筑令坚实,而使隆高耳,不为甬壁也。”     

论当代文学中的死亡意识和永恒观

死亡象出生一样,都是人所无法规避的自然规律。中国是一个对死亡的禁忌特别多的国家,比如,把婚丧合称为“红白喜事”,皇帝死了叫“崩”,普通百姓死了也不能说“死”,而曰“老”。凡此种种都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死亡的高度禁忌,并已形成了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论司马光的文学创作观念

司马光作为宋代的名臣大儒,有很大的空间进行学术探讨。司马光有着深厚的儒学积淀,同时又时刻以儒者的规范要求自己。本文由此从三个方面对司马光的文学创作思想进行论述：一是司马光对文学“文以载道”、“有适于用”的文学功用的认识,二是司马光对文学创作诚实不虚、严谨朴素的态度,三是司马光在诗歌创作与鉴赏方面对隐逸生活、平淡闲远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