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和谐与民本思想

本文有感于中央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论述了这一理念的及时性与合理性,对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进行辨析,指出“民本思想”对“人本思想”的取代,并分析了“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周易》民本思想述论

《周易》包含着精到高深的哲学、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思想内容,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据着崇高的地位。尤其是它所蕴涵的利民、养民、保民、教民、爱民思想,构成儒家民本思想的基础,对后世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王韬民本思想论略

1862年之前的王韬,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其重民思想依然属于传统民本思想特别是明清之际民本思想的范畴。1862年之后,王韬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开始向近代转化,其重民思想具有了新的内涵。而从其重民观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在萌发时便具有的不同于西方的特点。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王韬不可能比其同时代人走得更远。即使如此,其重民思想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史上仍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明清民本思想研究

传统民本思想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在特定历史阶段,明清民本思想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同时为新时代的来临做好了思想准备。因此,对明清民本思想进行研究,意义深远。     

《战国策》民本思想的再认识

《战国策》在“苟无岁,何以有民？苟无民,何以有君？”的基本逻辑中,提出了以无神论为前提,以富民、利民、安民为核心,含有人本倾向的民本思想,这种由民本升腾而来的人本思潮使《战国策》的民本思想达到期了时代顶峰。     

帝制的不断完善与民本思想的广泛传播

国家政权的尊崇与宣教、各种学派或教派的阐释与宣扬、政治思潮的激荡与播散、人际之间的互动与传承是民本思想广泛传播的主要动因.在帝制由确立走向鼎盛的演化阶段,民本思想的基本思路逐步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认同.这种历史现象表明:许多著名学者做出的君主专制兴,而民本思想衰的判断与事实不符.     

曾国藩民本思想的现代价值

作为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民本思想经过长期的积累发展,至曾国藩而集大成。尽管曾氏以维护本阶级的统治作为根本出发点,但他却赋予了民本思想"重民、忧民、爱民、卫民"的鲜明时代特色。曾氏对民本思想的贡献,不仅在于对理论内容的补充完善,还在于身体力行的具体实践,更在于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在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中,曾氏民本思想的理论内容与实践方法都值得汲取借鉴。     

民本思想之源——《皋陶谟》

<尚书·皋陶谟>是一篇记言体政论散文,是舜帝时期的一次议政会议记录,主要是主管刑罚的大臣皋陶的发言记录.在皋陶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较早出现的民本思想的雏形.在皋陶的发言中,不仅对君王提出了"九德"的标准,而且还提出了治国的根本在于"知人、安民".纵观我国历史文化,民本思想也需要与时俱进.     

春秋民本思想述论

春秋时代变迁，学术上官学让位于子学，思想上则民本思潮取代德政论而为时代意识之主流。所谓民本，概约而言，民为社稷之本，民为争战之本，民为霸政之本，民为神之本，民为君之本。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民本思潮是西周德政论思想向孔子仁政思想演变的一个中介环节，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民本思潮乃是春秋动荡局势的思想缩影，它忠实地记载了社会变迁的客观历程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

本文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全面梳理了<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指出: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终于写成雄视百代的<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典范.在论述中,澄清了一些不准确乃至错误的认识.     

《三国典略》考

《三国典略》,唐初时人丘悦著,现已亡佚。根据有关唐代的各种历史文献,对此书作者的生平、撰写的历史背景、流传情况等作出比较详细的考证;并以书目记载为基础,全面分析佚文的内容,对此书的体例、特点、史料来源、史料价值等作一综合研究。     

三国故事的传播方式及与《三国演义》之关系

三国故事的长期流传,是各类传播方式共同参与的结果,经历代文人撰述与长期的民间记忆,相关故事呈现出多样的姿彩和状貌,也因此出现差异和演化。此多元并存的特征,也影响到《三国演义》的成书。《三国演义》的完成是三国故事漫长流播史的一个环节和支脉,它并不是三国故事传播的最后定本。     

日本人与《三国志演义》——以江户时代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开始经由长崎而传至日本的小说《三国志演义》,由于在1692年出版了京都湖南文山的翻译本(日译本)《通俗三国志》而非常迅速地广为传播,成为日本人所爱读之书。到江户时代后期,《三国志演义》也为日本的传统艺能提供了题材,"带图本"之外又成为"净瑠璃"、"洒落本"等等各种艺能的节目之一,一般庶民对之深感亲切。在这过程中,《三国志演义》中上场的人物为合于日本人的爱好口味而被改变,逐渐失掉了原来的形态。从各种艺能里对《三国志演义》所采用的种种变化的过程里,可以明白江户时代的日本庶民所要求的文化真谛。     

寻访古三国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是蜚声海内外的三国圣地，发掘和弘扬三国化是我们肩负的社会职责。而作为一个整体的三国化，不仅仅是蜀汉化，还包括魏化和吴化。为了摸清现存三国遗迹和有关三国的化遗存状况，与此同时，也从一个新的视角去认识三国的历史和化，2005年4月间，我馆与成都市摄影家协会联合发起了“寻访古三国”专题摄影考察活动，并将其作为我馆开展三国化和物专题调查的先声。     

明清三国戏曲的翻案补恨

明清三国戏曲出现了众多的翻案补恨作品,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为翻历史定局之恨,这是翻案补恨之作的主流;二是弥补个人之恨。除此之外,转世报应也可以视为另类的补恨方式。前者围绕着诸葛亮及蜀汉集团,后者则围绕着蔡文姬、荀奉倩等人。转世最主要的对应方式有两种,一是西汉初年与三国对接,另外一个则是曹操的身后报应。     

论《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关系

《三国演义》与《三国志》裴注之间有较密切的联系,罗贯中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裴注的资料进行了全面而认真的梳理和考辩,并在服从于《三国演义》整体创作要求的基础上,对裴注的资料加以引用,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甚至细节。     

李贽与《三国演义》

学术界虽在不断地探讨李贽与《三国演义》的关系,但其究竟如何,至今仍有待探讨。文章虽亦以此为题,但目的却不在于明确其中所存的纠葛,而是借此讨论更加明显地揭示出的相关问题。同时,还要考察李贽的评点理论与其在《三国演义》演变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李贽评点的特色在于童心、发愤、娱乐、疏通之精神,也可以称为是以心学为基础的明末思想潮流中显露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目前《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似乎已经被认定为非李贽所著,但李贽的思想与评点对同时代的叶昼与晚一些的毛宗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不过,其间存在的各种微妙之处还有待于进一步详细考证①。     

三国演义与三峡文化

从人文与自然契合为一展开论述,分析了三峡是三国时期蜀汉的活动空间;蜀汉正统论提升了三峡文化的崇高性;又从具体性与精神性两方面阐明了三国历史人物始终回盈于三峡山光水色之中。     

《三国演义》中“道”的名义考究与文化迁移

“道”是中国文化重要概念之一。在文学作品的境外传播中,译者是否能准确理解“道”的语内含义,处理好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迁移,对考察中国文化的境外传播十分重要。以罗慕士《三国演义》译本中对“道”的处理为例,译者一方面最大程度地保持了“道”的价值守恒,但因主流意识形态的大不相同,在文化迁移过程中“道”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价值疏离,打上了基督文化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