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践研究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均存在量刑建议之实务,许多国家对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权作出了具体规定,并辅以相应的制度保障。我国司法实践中欲确立检察官量刑建议权,应充分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并完备相关的保障制度。     

量刑建议制度研究

量刑建议制度作为检察机关开展的一项改革活动,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确保量刑公正、提高诉讼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探讨改革实践中关于量刑建议制度运作的构建,能够为现行量刑建议改革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思路,并对检察机关进一步强化量刑建议权提出有益的建议。     

论检察院量刑建议的规范化

量刑制度改革是中国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项目。建立科学合理的量刑制度,确保量刑公正、适当,是量刑制度改革的终极追求。作为享有求刑权的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是求刑权当然之意。本文从工作实践出发,总结各地检察机关实践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并立足中国司法实践,对建立规范化量刑建议制度及配备机制提出基本设想和建议。     

公诉人具体明确的量刑建议权应慎行

一、量刑建议权概述 量刑建议权就是检察机关即公诉人在公诉词中指控被告人行为构成何种罪名时,提出较为具体的量刑意见的权利.     

被害人量刑建议权探解

完善刑事实体法中量刑基准的立法规定并在刑事程序法中确立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具有法理依据和现实意义。量刑建议制度应是一项有多方主体参与刑罚裁量过程的互动制约机制,被害人的量刑建议权不仅存在于自诉案件中,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也应享有量刑建议权。我国的量刑基准的立法中应增加规定：在侵犯个人法益的犯罪中,法院在量刑时,应考虑犯罪人为补偿损害和被害方达成协议所做的努力,并应合理考量被害人提出的对犯罪人量刑的建议。     

量刑建议权理性基础之解析

量刑建议权从1999年首次试行便引起了广泛关注,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该项权力应否设立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笔者认为,设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有助于实现刑事司法公正,提高刑事诉讼效率,保障当事人人权.此外,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刑事诉讼规律的要求以及公诉权的应有内涵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设立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因此,设立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将成为司法改革的必然趋势.     

量刑证据初探

刑事审判包括定罪与量刑两个阶段,由于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重定罪,轻量刑＂的影响,量刑证据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从量刑证据与定罪证据相区别出发,对我国量刑实践中出现的辩方证据收集困难、同案不同罚、证明对象等问题进行梳理,最后针对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的区分、量刑证明标准、证明空间提出相关立法、司法建议以促进我国量刑证据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量刑建议权控辩审互动运行机制的规范与完善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虽不会侵蚀量刑权,但量刑的事务性负担将前移至审查起诉阶段,从而导致控、辩、审三方围绕量刑建议权的运行展开复杂的互动。围绕量刑建议权的运行,应当保障量刑的协商性,规范控辩量刑协商机制,完善量刑协商程序;规范检法互动机制,限制非正式互动,并完善“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认定标准;规范控、辩、审多边互动机制,强势权力方应当对弱势权力方保持适度宽容,实现效率与公正价值的平衡。     

量刑建议权之比较研究

量刑建议权属于检察机关的公诉权的一部分,并没有侵犯法院的审判权.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不仅包括对被告人的定罪的建议,还包括对被告人的应当判处的刑罚的建议.     

构建相对隔离式的量刑程序初探——以许霆案和量刑试点为背景

广州许霆案带给法学界的思考有许多。其中,定罪与量刑“合二为一”的弊端尤为突出,直接影响到了控辩双方有关量刑的抗辩,也使人们对庭审程序的正当性产生了质疑。参考正在试点的量刑程序改革,从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保障被害人量刑程序参与权和增强法院裁判说理性等方面,建立“相对隔离式”的量刑程序,已经成为规范司法行为和推进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     

量刑辩护制度研究

作为司法活动,量刑辩护是量刑程序的重要内容,即辩方对控方重量刑的反驳、轻处量刑情节的举证和轻量刑意见的呈现,具有重要的纠偏、保障和调节功能.其中,定罪辩护与量刑辩护分离,控方建议与辩方辩护并轨,求法与求情策略并用,是实践量刑辩护的三大命题.而以解释性量刑规范规定量刑辩护制度,以指导性量刑规范细化量刑辩护制度,则是量刑辩护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现实地发挥这一题中应有之义,就是量刑公正实现的重要砝码.     

论共同贪污犯罪中的数额认定

在共同贪污犯罪中，贪污数额的认定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目前我国对于数额的确定标准。立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学术上没有形成通说，实践中也存在着不同的做法。本文在分析各种学说利弊的基础上，结合司法实践。提出犯罪总额是定罪量刑的基础，分赃数额是定罪量刑的一个重要情节。     

量刑建议规范化之法理分析

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更加注重保障人权开始体现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其中,为合理限制自由裁量权,科学确立基准刑实现刑罚个别化,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正在积极探索量刑工作的创新和改革,目前最为突出的成果是规范裁量权,将量刑建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量刑建议的规范化之路是让在庭审环节控辩双方针对量刑建议问题展开充分辩论,合议庭在判决时对量刑建议采纳与否的说理,对个案的量刑进行全方位的考查,一方面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准确、及时惩罚犯罪,进一步推进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向纵深处发展。     

论被害方诉求与死刑的司法控制

死刑案件中被害方诉求作为广义的民意,对死刑的司法控制有着积极和消极影响。被害方诉求的实现存在其诉讼地位和权利无法可据、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无法落到实处、法律缺失对其精神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等问题。实证调研表明,被害方的非正常诉求会阻碍死刑的司法控制,"绑架"司法人员对死刑的适用,造成死刑司法控制无力的状态。降低被害方诉求对死刑控制适用的消极影响的路径,一是在实然上充分保障被害方的各项诉讼权利、被告人向被害方积极悔罪道歉而获得谅解、发挥案例指导制度的引领作用;二是在应然上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被害方的诉讼权利、规范量刑合理控制被害方诉求对死刑案件的影响、赋予被害方当庭陈述权和量刑建议权、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通过以上两个维度的路径,使被害方诉求纳入法治轨道,降低其消极影响,达致死刑司法控制的目标。     

量刑实践中的被害人过错考察

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越来越多，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分析其都成为量刑辩护的重要理由，而且在部分案件中成为量刑的关键情节。但是，立法上并没有对被害人进行专门规定，在量刑中其一直作为酌定情节被加以适用，因此，赋予法官较大自由裁量权使得被害人过错在量刑实践中适用失衡，加之被害人过错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不能很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利益。     

我国量刑的合理性与规范性

长期以来,我国量刑活动中存在以下三大问题：量刑偏差、量刑失衡、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混淆。通过借鉴美国量刑改革的一些做法,提出保障我国量刑活动实现合理性与规范性要求的建议：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法规;制定中国式的规范量刑指导意见;改善法官传统的报应主义刑罚观;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素质;正确处理好＂严打＂刑事政策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为保障我国司法审判人员作到量刑公正,最终实现刑事正义的价值追求。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中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研究

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是融合了实体规范与程序规范、兼顾了监察调查和刑事司法的综合性法律制度,具有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实现纪法衔接、法法衔接等价值.对该制度的概括性规定是立法技术的有意为之,却给制度适用造成阻滞.从宽处罚建议具有影响后续量刑建议和司法判决的能力,但有赖于司法机关的全面审查和诉讼支持.监察机关是否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取决于对案件整体情况的综合考量,可以采取从宽处罚建议书或者在起诉意见书中专列项的方式向司法机关提出从宽处罚建议.该制度设置的两个严格的审批程序可以弥补律师不能介入的缺憾.应当建立认罪越早从宽越多的激励机制和阶梯式量刑减让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建议的风险及其控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刚性监督内涵。法官对于量刑建议仅限于自愿性、真实性与合法性的审查,原则上不能基于直觉对已经达成的量刑建议进行随意调整。实践中控辩审三方基于自我立场考量可能使形成量刑意见的量刑协商走向风险。为避免这种风险,需要对商谈型量刑的方式进行提倡,控辩双方均应受到信用原则约束,对简化审判程序提供保障。     

量刑规范化之目标定位:指引法官裁量权的合理行使

由于我国刑事立法之客观性特点等因素,法官量刑裁量权受到了诸多限制,存在空间有限,所以将量刑规范化的目标定位为限制法官裁量权不尽合理。但司法实践中,法官量刑裁量权由于缺少明确的指引与统一标准,又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容易被滥用。因此,量刑规范化的目标应设定为对法官量刑裁量权提供指引。     

论经济犯罪财产刑的适用

基层人民法院在经济犯罪适用财产刑中,如何做到罚当其罪,量刑相当,是我们司法审判人员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从经济犯罪财产刑适用的正当性出发,结合审判实践,探讨了经济犯罪中既有自由刑又有附加财产刑的刑罚适用,如何适用罚金刑及数额问题及财产刑的并罚问题,并提出在经济犯罪审判实践中适用财产刑的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