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方仲教授的学术贡献看史学的功能

梁方仲先生是我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在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蜚声国内外。梁方仲先生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是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关切。他本来学的是经济学，1952年转到中山大学历史系以前，他也一直在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机构。但他选择了明代财政经济史作为研究园地，是由于他很早就认识到，要了解中国经济和社会，必从农业和农村经济入手，而田赋制度是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一个关键，近代田赋制度是从明代一条鞭法开始的，所以他希望能从明代一条鞭法切入，形成对中国近代经济诸问题…     

中国明代文化学术讨论会在曲阜师大召开

<正> 由中国明史学会和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的明代文化学术讨论会,1992年9月中旬在曲卓师范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二十余人,围绕明代文化开展了认真讨论。这次会议规模虽小,但涉及内容却很广泛。现将会议主要议题简要概述如下: 一、明代文化的特点和地位。与会者一致认为明代文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过去传统的史学研究偏重政治史、经济史、制度史,而文化史显得异常薄弱,虽然近些年有些学者开始重视文化史的研究,但仍有进一步加强的必要。明代是中国封建文化的成熟期,在     

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

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和发展与唯物史观的传播密不可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的中心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这次论战启动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而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正是在这次高潮中形成的。活跃在这次高潮中的各派学者程度不同、先后不一地受到唯物史观的影响。由于唯物史观的指导和影响,中国经济史学一开始就形成了社会经济史的传统。     

“把吾国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接受考古专业训练之前,夏鼐求学过程几经转折。由国难刺激而激发的忧患意识以及渴望获取历史知识,是他择定转入清华历史系的主要原因。他侧重研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和经济史,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在当时均有新意。他不仅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要性,并重视利用新材料、综合比照中外资料以求得较准确结论,希望将中国史学特别是近代史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夏鼐专攻中国近代史并有研究心得,可视为蒋廷黻主持清华历史系期间培养史学人才的成效。这一学术训练,也深刻影响了他日后的考古学研究。     

西方史学之东渐与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以朱谦之为中心的考察

朱谦之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尤在史学方面的成果更为突出。他早年留学日本,引介黑格尔、孔德等人的历史哲学,并力主将二者结合起来,以探究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道路。他深谙中西方史学发展自身的历史,认为中西史学的发展分为故事的、教训的和发展的三个阶段,并总结出各个阶段的特点,力图归纳出其中的规律。他创办《现代史学》杂志,将现代作为历史研究的重点,尤其关注社会史和经济史。朱谦之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引介、关于中西史学的论述、关于史学的任务和方法等多具真知灼见,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对中国史学的现代转型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对区域经济史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

区域经济史的勃兴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中国经济史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需要。本文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对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内容、方法论、学科体系、现实意义等理论问题展开讨论。     

论新经济史革命的启示

内容提要“新经济史革命”经过了三个阶段的辉煌历程。这场“革命”更新了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成功地引入了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这场“革命”带来的启示有三:（）经济学研究离不开经济史的验证,（2）经济史研究离不开经济学的指导,（3）研究经济史首先是怎样去认识它和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研究它。     

加州学派：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海外兵团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新经济史学的长期浸染，国外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开始广泛运用新经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经济史。其中，以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崛起并成为主导力量的美国加州大学为代表，形成了所谓的加州学派。     

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李达史学思想是李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李达思想众多研究领域中,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稍显单薄,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集中在李达的唯物史观研究,李达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研究,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影响研究等四个方面。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20世纪30年代;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阶段是繁荣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不过,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仍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缺乏从史学理论的高度对李达的史学思想进行整体的考察和系统的概括;第二,缺乏从史学近代化的视角来考察李达史学思想的地位;第三,缺乏对李达的史学观和史学方法及其运用方面的研究;第四,缺乏将李达与同一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纪念我国近代史学方法的开拓者之一——梁方仲

“纪念梁方仲教授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12月5日至6日在中山大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及香港等地的学者共40人出席了会议。与会者首先对梁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果进行了评价。认为,梁是以明代赋役制度为切入点和主攻方向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他在一条鞭法、粮长制度、黄册、鱼鳞图册、里甲制度、易知由单、户贴以及历代户口田赋统计综合研究等方面均作出了贡献,在国内外均有重大的影响,被誉为明代赋役制度研究的“世界权威”。与会者对梁先生治学严谨求实,阐幽发微;详细占有资料;从编年着手进行纵向联系,从大处着     

明代皇商官商刍议

明代是我国商品经济空前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皇室贵族和封建官僚们逐渐抛弃了“重农抑商”的老传统,争相参与商业活动,到明中后期形成了“无官不贾”的局面。明代皇商官商的出现,是明代经济史的一个重要问题。明代皇商官商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它们有何特点?它们对当时社会的发展有什么影响?本文就此作初步的探讨。     

史学研究与当代社会

从踏进史学研究的领地以来，我对《江汉论坛》就抱有深深的好感，这种好感根由《江汉论坛》历史专栏的特色。其主要特色之一，是对史学理论的重视及对当代社会的贴近。刊载了为数不少的佳作，引起国内学术界的好评和重视。基于这种感观，曾将拙作《论心理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优中国经济政策史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世界史观与中国经济史研究》等文投稿，均蒙刊发。无疑，《江汉论坛》对史学理论的重视及对当代社会的贴近，源于编者对史学发展的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令人生敬。最近，陈启能先生撰文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     

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

胡适的所谓“史学”,主要是他的“考据学”。他的“考据学”,毒害中国史学界三十馀年,流毒至今未熄。现在一般人对於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言论,甚至文学理论,差不多已经完全丧失信仰。唯有对於他的史学,尤其是对於他的史学中的“考据学”,却认为还多少有些成绩。而对於他所提出的“考据”方法,更是多少有点留恋;这还是被他的“科学”词句所迷惑。实际上胡适的“考据”方法是     

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读汤明檖《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

汤明檖著《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春秋战国至南北朝)一书,已由中州书画社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出版了。这是我国古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汤明檖副教授是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之一。五十年代,他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史专家梁方仲教授的助手。参加《中国历代户日、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这部巨著的编写工作,检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之后,他在梁方仲教授的热情鼓励下,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最后编著出《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以下简称《经济史》)。在这部书中,著者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通过对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分析,精当地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繁荣和衰落的历史过程,阐明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基本经济问题,并精辟地说明了历代封建王朝的财政经济制度、政策、法令,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这是一部理论性较强、综合贯通、精炼慎密的封建社会经济史。它的出版,为大专院校的经济系、历史系的师生和经济史研究人员提供了一部新教材,对     

章太炎的史学观点和方法

章太炎自幼受中国传统史学的薰陶和训练。在他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以后,史学是他随身使用的武器,他的文章多以史实作根据。戊戌变法前后他自己编定的论文集《訄书》(原刻本),一九○○年至一九○二年修订后,从自然和人类的起源发展、先秦诸子的学术到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反清革命胜利后的制度问题等的论述,无一不与史学有关,而且提出了编著史书的原则和编著《中国通史》一百卷的计划。在他所提倡的国粹主义中,史学一直是基本内容之一。他在思想上学术上影响最大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一九○六年所说的“国粹”即广义的史书,包括中国的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的记载。一九二四年则认为,“研究一国文化,当以历史学为最重要”。他在逝世前一年,更明确宣称,“中国今后应永远保存之国粹,即是史书”。可见史学在他提倡的“国粹”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章太炎为何如此重视史学?他研究历史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他对中国史的基本观点如何?他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和态度怎样?他的史学有什么特点?探讨这些问题,有助于研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上的一个重要侧面,有助于认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性。     

明代经济史上的山东与河南

明代在中国社会经济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他是中国封建社会承前启后的时期,处于正在变而又未剧变的阶段。因而那时的社会经济,由于地理环境以及其他社会诸因素,发展得很不平衡,错综复杂,而显示出若干的差异,沿海与内陆、山区与平原、南与北,均各具特点。是以我主张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必须进行分区研究,分析每一个地区所独有的优缺点,它的有利条件与不利条件,然后摆正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解放后所开展的明代江南和沿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环境意识及其成因分析

经济史研究天然与环境史研究有密切联系。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中已具有鲜明的环境意识了。他们探究了早期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认为人类社会幼年时期生产能力低下,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环境的赐予。即使进入文明程度较高的农业社会乃至工业社会,人类社会依然会受到特定地理环境的制约。然人类并非单纯被动的适应自然,通过发明工具和技术进步,人类实现了与环境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甚至改变了环境的面貌。这种改变一方面满足了人类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对此,不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者还是持温和态度的学者都注意到了,还有学者注意到了19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应对环境问题的努力,体现了人和环境和谐相处的意识。经济史研究中环境意识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史学重视地理环境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则与西方经济地理学和西方经济史等外国学术的传入有关。     

学术性与实用性并重——《中国近代经济史》评介

学术性与实用性并重——《中国近代经济史》评介张荣华中国近代经济史是经济史学中的一个年轻的分科，是一门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关系的产生、变化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因...     

论傅筑夫的知识构成、治学方法及学术思想

一九八○年以前,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傅筑夫这个名字,自一九八○年以来,人们相继读到了傅筑夫的《中国经济史论丛》(上、下集,三联书店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七卷本已出一、二、三卷,人民出版社版),《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已被教育部定为大专院校文科教材)和《中国经济史资料——秦汉三国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此外,还有些散见的论文。仅三年多的时间,傅筑夫的宏论共出版约三百万字,真叫人目不暇顾。于是,这个名字在学术界声誉鹊起,从他那新鲜的思想,流畅的白话文来看,很难想象他竟早已过了“古稀之年”,是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他曾任北京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明代人口统计的经纬与现存黄册底籍

在中国明代史的研究中，人口史研究似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不要说在通史著作中，就是在断代史著作中，也很少提及。甚至在专史著作中，如明代经济史著作中，对人口问题亦语焉不详。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一种所谓的“不丁不籍”的传统说法有关。这种传统说法始于何时，一时难以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