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运动性质辨析

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究竟是社会革命还是社会改良？在学术界曾一再出现过热烈争论，大多数同志都认同其性质是属于社会改良。然而前不久，有的论者又提出其性质属于社会革命而非社会改良的新议。对此，笔者因有不同看法，特提出浅见，以就正于专家学者。（一）不能将洋务派与顽固派等量齐观该文作者（以下简称“该文”）一再将顽固派与洋务派相提并论，并把两者一律视为“血腥镇压”戊戌变法运动的元凶巨憝。其目的在于突出维新派的“革命性”，表明它与洋务派没有任何思想上、行动上的联系与瓜葛。那么，洋务派与顽固派是否是一丘之貉呢？答…     

张之洞：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

人们一般把张之洞称为后期洋务派首领。但从政治角度考察 ,称他为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更为合适。晚清统治阶级中实际存在三个派别 ,即守旧顽固派、改革派、投降派。张之洞不但全盘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改革派的传统 ,而且有较大发展。他与林则徐、左宗棠等改革派可说是一脉相承 ,志同道合 ;而和琦善、曾国藩、李鸿章等投降派 (习称洋务派 )比较 ,则是貌合神离。在师法西方上 ,他和曾、李等人虽有某些相似之处 ,而在对外态度与内政改革上 ,则截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 ,实为爱国与卖国的根本分歧。过去把张之洞称为和曾、李一样的“洋务派” ,实际模糊了爱国与卖国的界限。将爱国者与卖国者相提并论 ,笼统称为“洋务派” ,是十分不妥的。     

维新思想史上的症结:“议院”与“民权”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一团乱麻,洋务派、所谓早期改良派、改良派麻,洋务派、所谓早期改良派、改良派(维新派)因“议院”问题纠结在一起,分不清、理不顺。原先认为,洋务派反对设“议院”,早期改良派主张设“议院”,维新派则发展了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并把它付诸实践。近年来的研究证明,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事实。     

试论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上的戊戌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有的同志认为,戊戌维新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和发展;另有的同志认为,二者性质相反,完全对立,如果承认这两次运动同属历史的进步潮流,那当年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判、否定,是受了“愚弄”,“看错人了”,“把进步势力当作封建势力去反了,而且都是以进步反进步”。还有的同志甚至断言,认为维新运动是对洋务运动的继承,就是给洋务派中的某些卖国贼翻案,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和一系列基本原理。我认为,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事实,搞清楚戊戌维新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对于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史,是有益处的。 一 戊戌当年,维新派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评价是全面的,也是比较客观的。 康有为等维新志士首先对洋务运动和某些洋务派人物作了必要的肯定。康有为等在1895年“公车上书”中说:“尝考欧洲所以骤强之由”,在于“造轮船”、“筑铁路”、“其余电线、显微镜、德律风、传声筒、轻气球、电器灯、农务机器,虽小技奇器,而皆与民生国计相关,若铁路炮械之精,更有国者所不能乏。前大学士曾国藩手定大难,考知西人自强之由,创议开机29之局。”戊戌政变后,梁启超还说:“同治初年,创巨痛     

“返本开新”与“中体西用”——港、台新儒家对洋务派的承接和超越

现代新儒家是五四以后颇有影响的思想派别。在当代港台学术界,一般认为,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钱穆、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是现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梁漱溟、熊十力等称为第一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则称为第二代新儒家。本文试图把洋务派与港台新儒家作一些比较,从而显示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新儒家略作评价。一“中体西用”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毋庸赘言。但“返本开新”是什么意思呢?牟宗三的追随者王邦雄曾有一个简明的界说:“返本者,返传统儒学之本,对自家文化能自作主宰;开新者,开科学民主之新,使西学中国化而为中国所用。”可见,新儒家通     

没有必要为左宗棠摘洋务派帽子

《有必要摘掉左宗棠的洋务派帽子吗?》,这是在拙著《再论洋务派》一文中一个小标题。为什么标出这个题目,得从1978年9月中旬在兰州召开的中俄关系史学术讨论会上的争论谈起。 中俄关系史学术讨论会进行中间,会议主持者对我说要我次日在大会发言,并告以排在第二位。大会开始第一位发言者为兰州大学历史系一位专门研究左宗棠的教师。他大力宣扬表彰左宗棠在收复伊犁等事业的功勋和爱国主义精神。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遇到一个难题,即与对洋务派贬斥的传统看法相矛盾。他按照传统的,尤其是“四人帮”定的调子说:“什么是洋务派、洋务运动?用‘崇洋媚外,投降卖国’八个字足以概括。”“显然,洋务派与爱国主义是不相容的。”为此,他提出摘掉左宗棠的“洋务派”帽子的主张。看来他对如何解决爱国主义与“洋务派”这一词的矛盾费尽了心机,其实他是错了。     

旅沪俄犹与上海犹太总会

俄籍犹人来华定居,始自19世纪末。1896年8月28日,中国钦差驻俄大臣许景澄,奉谕旨允准,与总部设在俄都彼得堡之华俄道胜银行订定建造经理东省铁路(又称:“东清铁路”,“中长铁路”,后惯称“中东铁路”)合同,同时中国政府以库平银500万两入股华俄道胜银行。9月2日,该项入股合同正式签订。于是,华俄道胜银行遂由外国银行变为中外合办银行,并在上海等中国各地遍设分行。 中东铁路自1897年开始修建。哈尔滨及其邻近地区很快便成为筑路者的聚居中心。1899年,第一批精力充沛、甘冒风险和善于经商的俄籍犹太人,来到这座刚诞生不久的新城,开办起一些商店和工场、作坊。随着哈尔滨俄侨人口的迅速增加,旅哈俄犹的人口也逐年增多。     

必须在文化领域坚持批判继承的方针

怎样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长期的争论。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人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文化领域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戊戌变法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把西方的制度、文化观念融合于中国文化之中,“援外以入中”。激进派则开“全盘西化”的先河。他们把中国文化一律判为惰性罪而全盘否定,说什么中国“若于毅然自立于亚洲之间,则必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     

从“中体西用”看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分歧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史学界公认的洋务运动的理论纲领.但是,在一八六一年至一八九八年这段时间内,不仅是洋务派,同时包括早期改良派、顽固派,乃至外国侵略分子,对“中体西用”思想都进行议论和阐述.一八六一年,冯桂芬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首先这样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继之,薛福成在批驳顽固派攻击向西方学习是“用夷变夏”时指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写道:“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这里的“本”“末”就是“体”“用”.一八九八年,后期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则写道:“新旧兼学,     

浅谈严复的译著《天演论》

一、译著《天演论》的时代背景严复选译《天演论》的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困境。尤其是中日甲午一战，中国败北和丧权辱国《马关条约》的签订，清王朝的腐朽，首场腐败，洋务派所谓“富国强兵”运动的破产；外国帝国列强趁火打劫，纷纷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他们一方面在中国办银行，设工厂，开矿山，修铁路，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另一方面则狼狈为奸掀起瓜分中国领土的狂潮。在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有着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先进的中国人都在为民族的命运而担忧——中国的出路应向何方？是亡国，还是图强发奋以求生存？…     

敬鬼神而远之刍议

孔子是否相信鬼神,这在学术界早是一个争论不定的悬案。近来,又有人把“敬鬼神而远之”的“远之”说成是远避之意,既敬之又远避之,这实际上是一种新的怀疑论。事实上,只要能正确解释“远之”的含义,就能正确理解孔子的鬼神观。一、远避鬼神不符合孔子思想“远之”若解释为远避鬼神,则不符合孔子思想。既敬之,又远避之,示疑之辞也。然而,孔子是反对政教疑惑不定的:“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故君子之道本诺     

湖北省经济史学会年会综述

1991年湖北省经济史学会年会于12月6日在中南财经大学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洋务运动与湖北经济”。与会者围绕会议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对洋务运动的下限与后期洋务运动的特点,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思考。认为“洋务运动”并不是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只是一些洋务派官僚的活动。据此,似应将它改称“洋务活动”为宜。洋务活动的下限应是1911年。19世纪90年代到辛亥革命前夕这段历史时期可看作“洋务运动”的后期。在这段时期,洋务派经济活动的特点是:活动中心从沿海向内地、特别是向内地中心城市武汉推进;活动领域从工业、矿业和航运、电报向商业、金融、铁路和农业扩散;产业投资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限于军事工业、棉纺织业,而且考虑到基础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与铁路;后期追求技术的先进性特别突出;洋务派的商品经济意识提高了,开始考虑产品的国内外两个市场,工业结构中不仅有进口替代型,也出现了出口外向型。“洋务运动”后期的这些特点主要是受经济规律的影响。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的关系及其性质问题

本文针对一些论著中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视为一丘之貉，都是镇压戊戌维新的元凶 的看法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之间存在着递嬗继承的关系。因为洋务运动的对 立面就是顽固派，所以洋务派与顽固派是有区别的。而洋务运动所创办的各项洋务事业，则在思想 上、物质上、人才上、舆论上为戊戌维新起了奠基石的作用。因而维新派与洋务派没有积怨和不可 调和的矛盾，相反，却引为同路人。另一方面，本文还对戊戌变法运动的性质进行分析，认为洋务运 动是一次将旧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早期改革，戊戌变法则是在此基础上将“工艺”转向“政制”的深层 改革。为此，对持戊戌变法的性质为“革命”的观点进行辨析。从戊戌维新的“思想理论”到施政纲 领，根据史实逐次加以论证，得出其性质是“社会改良”而非“社会革命”的结论。     

庄周梦蝶与“以物观物”──《齐物论》主旨解读

“在周梦蝶”是《庄子·齐物论》篇末的一则寓言：“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蓬蓬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以物观物”是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关于“境界说”的著名观点。王国维把艺术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两种,他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市我之境,以我现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庄周梦蝶”是由梦觉状态的不分来象征认识主体与客体即‘我’与物…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时间与空间 --以晚清海防与塞防争论的时空背景为例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交互性出发,探讨晚清海防与塞防争论发生的时空背景。陆海复合国家的形成,海防与塞防并存,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逻辑起点和时间起点;沙俄和日本的崛起,“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空间背景。时空互动下,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实质,是传统与现实之争。     

张之洞的道路——从清流党到洋务派

以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端绪,清廷统治核心逐渐分化成两个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集团——顽固派和洋务派。在维护清王朝及其封建专制制度、镇压人民革命运动方面,这两个集团完全一致。洋务派“留心西人秘巧”,致力于推行“西技”、“西艺”,并兼及“西政”,较之一味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的顽固派冥顽不灵的态度,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当然,洋务派并非新生阶级,它是行将就木的封建阶级在西方列强的影响和扶植下日益买办化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从封建顽固派那里转化来的。奕诉、文祥是如此,曾国藩、李鸿章也是如此,而张之洞则是顽固派转化为洋务派的完备典型。通过对这个人物生活道路的剖析,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政治格局变迁的一种趋向。     

李鸿章是怎样开始购买铁甲舰的

李鸿章曾在“海防议”后的数年间执意拒绝向外国购买铁甲舰,致使清朝外海水师的形成被推迟了数年,这几年中,李鸿章与沈葆桢之间进行了要不要购买铁甲舰的海防政策大争论,这是继众所周知的李鸿章与左宗棠之间要不要筹办“塞防”的争论之后,洋务派内部的又一国防政策大争论。本文将根据笔者所看到的一些材料,特别是未付诸刊刻的沈葆桢的文书材料,对晚清外海水师的形成和北洋购买铁甲舰的过程进行初步探讨。     

郭嵩焘思想评价

<正> 近几年来,随着洋务运动研究的深入,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的关系问题,日渐为人们所注意,其中关于郭嵩焘的思想就是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试就郭嵩焘思想评价问题谈一点看法。一、关于郭嵩焘思想评价及早期维新派思想与洋务派思想关系的观点分歧对郭嵩焘思想的评价,在“文革”前没有展开讨论,一般认为他是洋务派的理论家。随着近几年洋务运动研究高潮的出现,郭嵩焘思想又被重新提出。文章虽然不多,但探讨较为深入。有人认为郭嵩焘对外主张妥协,但对内主张发展民营工商业却是非常进步的。又有人认为他是忧国忧民、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他的思想水平已突破了洋务派思想的体系,他主张商民自     

论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文化政策

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其向西方学习的文化政策,贯穿于运动的始终。这一文化政策直接影响着运动发展的方向与进程,在运动中起着指导思想的作用,因而人们又把它看作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和“中心思想”。这恰好证明了洋务派文化政策在运动中的重要性。因此,要对中体西用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应该首先认识其作为文化政策的历史作用。     

“张之洞反对民权”说剖析——兼析19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涵义

本文针对史学界关于戊戌时期,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以“反对民权”的姿态成为了维新派的对立面这一“定论”,将张之洞反对“民权”的言论置于一定的语境中进行了剖析,详细考察了１９世纪后期中文词汇“民权”与“民主”的不同涵义以及时人对这两词的理解和使用。认为张之洞反对倡言“民权”,实是反对将“民权”释为涵义等同于“民主”的“人人有自主之权”、“民揽其权”,而非反对民权的本义即法律规定的“权利”。戊戌时期在对待“民主”的态度上,以及“民权”实施的条件和程序上,张之洞与维新派并无太大分歧。用是否赞同“民权”来作为区别所谓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尺度是存在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