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文化的发端及其影响

为纠正目前长安文化研究中的某些偏见甚至错误，通过历史溯源和文献解读，提出长安文化应该是自古以来发生在汉、唐等朝代称之为“长安”的这块地方及其附近地区的历代各种文化的总称，以周、秦文化尤其是西周礼乐文化和秦代制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长安文化，是整个长安文化奠基、形成和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是长安文化的渊源和根本，绝不能将其排除在长安文化的范围之外。     

《尔雅》“窕，肆也；肆，力也”考辨

《尔雅·释言》“窕,肆也;肆,力也”条,历来学者对其中的“窕”、“肆”的词义有不同解释。从文献和《尔雅》体例上看,“窕”训“肆”,应解为“深、空隙”义,“肆,力也”的“肆”应解为“勤劳”义。     

黄巢起义在关中

摧毁唐王朝的黄巢起义军，在席卷了东半部中国之后，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12月破关入陕，进入京城长安。直到中和三年(883)4月，义军才退出关中。这期间，唐政府多次征调大军围剿义军在长安新建的“大齐”政权，义军奋起反击，     

宋词中的“长安”意象

作为专有地理名词,“长安”本指立都关中的汉、唐等王朝京城,但是进入宋词意象体系的“长安”,除指称本朝都城汴京、临安之外,也被宋代词人赋予丰富的文化意义。从宋词文本出发,通过对宋词中频繁使用的“长安”意象之考察,认为“长安”在宋词中不仅是官场、君恩、文人政治理想、政治名利场以及玩乐之地等的代称,甚至在南宋词中,它也指王朝丧失的北方疆域;“长安”在宋词中的丰富含义及其意义的变化,既与宋王朝治下国运衰微的现实有关,也与宋人对前代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有关。     

长安学研究述评

新世纪伊始中国学人所倡导的长安学,是对长期以来有关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研究的学科概括、定位与升华,其缘起有“陕”、“京”两“源”,并非某一个人的创立、创建.2009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长安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及所推出的《长安学丛书》和北京出版的《唐研究》“长安学”研究专号,掀起了长安学研究的高潮.北京的长安学研究扎实、细致,并完全按纯学术的路径一步一个脚印前进,陕西的研究则声势浩大、迅速快捷并具有浓重的组织、行政色彩.2013年,陕西组建了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长安学的未来发展勾画了蓝图,世人乐见其成,应仿效《唐研究》,创办长安学研究专刊,以扩展影响,发现、培养、团结人才,积累学术成果.展望长安学研究,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唐代建中时期的“泾原兵变”性质考辨

几本有影响的中国古代史教材和专著,把唐德宗建中时期在长安附近由泾原士兵发动的一次军士事变,称为“泾原兵变”、“泾原镇兵哗变”或“(讠华)变”。更早一些的教材,有的还把它当作藩镇斗争的表现。这次事变,不属于藩镇斗争之列,是不言自明的,因为泾原之师并非“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而又不服从唐朝政府调遣的、独霸一方的势力,所以说不上是什么藩镇斗争。作为一次兵变看待,亦非事件的实质。本文拟就此问题略抒管见,请同仁赐教。 安史乱后,唐王朝力量逐渐衰落,那些“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的方镇,纷纷割据。先是成德、魏博、卢龙的“河朔三镇”专横跋扈,不用唐王朝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继而其他地方的藩镇,也起而效尤,他们根据各自的利害得失,或者联合反抗唐王室,或者彼此拚-斗不休。在藩镇割据、兵连祸结的情况下,人民的苦难加深了,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起来,德宗时期泾原军士发动的事变,就是在这一形势下发生的。     

权德舆诗歌“承中有变”的历史功绩

权德舆作为中唐贞元、元和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以文名人仕，人相出将，曾主盟文坛“余二十年”。然而其政绩掩盖了诗名，后世对其评价也不甚高。不过，这位曾知掌贡举，广泛参与多种文学活动，与古文运动有密切联系的文坛活跃分子，其诗歌创作，既有“盛唐余响”，亦有典型的中唐风貌，体现出“承中有变”的过渡诗风，对中唐文学观念的渐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看病难看病贵”的形成之因与缓解之策

思考“看病难看病贵”的形成之因与缓解之策，是为了下更大的决心，逐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形成“看病难看病贵”既有医德失位、医技欠佳、医价偏高和医改滞后等直接原因，也有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缺失的间接原因，还有制度与观念层面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逐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必须从医疗环境、政府职能和观念制度等方面实行系统治理，保障公民健康权，体现负担公平性，从根本上缓解看病难、看病贵。     

论牡丹欣赏与唐代社会文化心瑾变迁

“唐人尚牡丹”的说法有失周密。原因有三：其一,牡丹玩赏的高潮仅在贞元、元和间;其二,仅限于“京城贵游”;其三,有唐一代,文人在牡丹中所寄寓的社会文化心理变化很大。中唐时,他们对牡丹热是质疑甚至批判的,晚唐则既有对盛世繁华的追忆和反省,也暗含日暮途穷的伤怀。     

文献考证的“二难选择”——《文心雕龙·宗经》“铭”字复见校勘之反思

《文心雕龙·宗经》“铭”字复见问题历来是校勘学家关注的焦点，以范文澜校注的前后变化为例，明清以来复见之“铭”的校勘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势:唐写本发现之前，校勘者基本都认可朱郁仪所校之“移”字;唐写本发现之后，校勘者又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唐写本所作“盟”字是。作“移”有道理，作“盟”有依据，两者是非曲直的背后，映现的是刘勰宗经的思想基础和人们对经典与文章之间关系的认识角度。     

中唐之后的长安与江南

中晚唐时期,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北方,长安逐渐以江南为根本。历史上的“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代中后期的“江南”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指贞观十道中的江南道;狭义的“江南”,即唐中叶的“江南东道”,以今苏南、浙北为中心。富庶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生存粮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美丽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避难港湾,“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文化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人才摇篮,“当时东南多才子”,即所谓“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     

《千唐志斋藏志》校补唐两京城坊

《千唐志斋藏志》有1300多件墓志,其中唐代墓志即达1200件。这些唐志绝大部分是民国年间至解放前夕在洛阳城北盗掘出土的。墓主大多数是在洛阳城有宅第的中、下层官僚地主、文人学士和商人,也有少数卒于京城长安或者边远地区而归葬洛阳的。因此,墓志叙述他们的生平事迹对于研究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尤其     

唐代女冠李腾空及其庐山遗产

李腾空是唐中期庐山著名女冠,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较高的历史地位。通过对现有资料的深入分析,作者发现她可能在天宝末年便从长安转赴庐山,直到贞元年间逝世前一直隐居匡庐。李腾空在庐山修道期间获得诗人李白和官员柳浑等人关注,死后通过柳浑的推荐获得以唐德宗为代表的官方赞许。李腾空为庐山留下的昭德观等道教遗迹成为后世览胜怀古、寻仙问道的圣地,同时由她身上引发的文学意象也为庐山增加了特殊的文化遗产。     

“开元盛世”论

唐开元年间(713～741年)是唐王朝的鼎盛时期,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史称“开元盛世”。当时经济繁荣,天下富足,在地方州县的仓库和京城的国库里,粮食、布帛和货物堆积如山;全国安定太平,匪盗几乎绝迹;人口大增,物价便宜。唐初人口1000多万,到天宝13年增至5200多万,而且物价稳定,长安和洛阳的米价每石不到200钱;疆域广大,国威远扬。正如诗人王维在《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所赞叹的“九天阊阖开宫     

从贞元省试诗看中唐科举录取的公正性

唐省试诗中,德宗贞元年间留下的最多,有77首.这些诗,大都境界浑融,情感表达真实自然,从中可见贞元科举录取是知贡举者综合考察诗人的创作技巧、政治素质、人品性情等后的审慎决定.唐人“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的抱怨,唐笔记中所说的科举录取荒诞、偶然等与事实真相之间差距较大.至少在中唐,科举录取是“多公而审”的     

“立德树人”视域下医学生的医德教育

“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离不开“至精”医术和“至善”医德相融合的高素质医疗卫生队伍，而这又离不开对医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医德教育。新时代“立德树人”教育的根本任务为医德教育提供了指导方向。该研究立足于当代医学生的思想行为特点，以“立德树人”理念对医学生医德教育的意义分析为理论基础，充分把握当前医学院校医德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而探讨在新时代语境下以“立德树人”理念为引领大力推进医德教育的路径，以期为提升医学院校医德教育有效性提供一定的借鉴。     

柳毅传书

唐朝仪凤年间，有一位书生柳毅，到京城长安参加科考，没有考中，只好起程回乡。路过泾阳时，他看见有个女子在路边放羊。那个女子非常美丽，可是穿戴破旧，面带愁容。柳毅忍不住问她：“姑娘有什么伤心事，难过成这样？”     

长庆时期的法制

长庆年间，唐穆宗对法制建设是十分重视的，在执法理论上，唐穆系主张慎刑法，另一方面，他又继承前代“寓礼于法”的主张．并启用了一批执法严明的官吏．正因为唐穆宗在长庆年间加强法制建设．所以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有利于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浅议辽朝的中书省职官

旨在考证辽朝的中书省职官，认为大丞相，左、右丞相，参知政事等都是实职官；同平章事分为两类，其中兼中书侍郎或门下侍郎者是实职官，其他则为虚衔；中书令和中书侍郎完全是虚衔。辽朝的中书省职官制度既有对唐、五代、宋初宰相制度的借鉴，又体现了在“因俗而治”的原则指导下南面官的自身特点。另外，也兼及中书省与南枢密院的关系问题。     

从言志求善到言情求美的过渡——中唐诗的心理表现及其地位

诗到中唐,发抒个人感受、情绪的成份比前代更多。试以一些著名的诗派和大家为例,便可见大端。一、突破“象”而直抒其情我国古典诗歌至唐,在表情达意的方法上颇有变化。受诗教说影响,先秦诗多比物拟义,“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六朝以来,意蕴于象、情景交融的诗作渐多,至唐蔚为大观。意从“象”的仆从变为观照,反映了历史条件的变化使美学、哲学渐入自觉时代,人的感性的、情感的主体一面在审美活动中得到强调,这无疑是诗艺之一进。然而,唐代既有开放的气象,又有礼法制约的封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