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朝及其境内外的民族群体

西周王朝及其境内外的民族群体尤中一、西周王朝的建立、发展和华夏民族的稳定《史记·周本纪》说：“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孕者”。其后乃生周之始祖父后稷（弃）。姜原是有邰氏的女子...     

从《诗经·周颂·臣工》看周先祖后稷弃在中国农史上的重要贡献——兼论大小麦在中原种植的最早时代

从<诗经·周颂·臣工>所述的历史事实看,周先祖后稷弃在农业上的重要贡献主要在于他给世人送来了大小麦.但也许由于这被看作孤文单证,因而并未受到后代学者的重视.但是今天从考古发现来看,在龙山文化中后期,大小麦在中原地区已经较为普遍地得到种植.特别是传说中后稷弃所封之地在今天的武功一带,而在武功县龙山文化后期的赵家来遗址正好在墙土中发现了麦秸杆,而后稷弃所封之地也是"邰",其异体字作"斄",古文字中表示用手拿棍子一类的东西去敲打麦穗,是作为"来"的动词用法来表现的.考古资料和后稷弃的居地"斄"都说明这一带是个盛产麦子的地方,这正好与<诗经·周颂·臣工>歌颂后稷弃的功劳遥相呼应.     

周族烈山氏两后稷时代考辨与上古甥舅相承制──兼说周族的来源及迁徙

周人始祖后稷弃是什么时代的人？古代文献中有三种不同的说法：1．弃为尧舜时代人。此说以今文《尚书·尧典》为代表：“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2．弃为夏末人。《礼记·祭法》：“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3．弃的活动年代经历了唐虞夏三代。《史记·周本纪》谓帝尧时，“举弃为农师”，帝舜时，封弃于邰号后稷，“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这些说法是互相矛盾的，于是自古以来的学者们不断地试图解释这些矛盾的说法，也大致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看…     

“姜嫄履大人迹”与原始图腾崇拜

《诗经·生民》是歌颂周民族祖先后稷之诗，为周人开国史诗六篇中的第一篇。凡八章、前两章曰：“厥初生民，时维姜■，生民如何?克湮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圻不副，无灾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堙祀，居然生子。”《史记·周本纪》据此解释道：“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姜■为帝■元妃。姜■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可知，姜■为帝喾元妃，姜姓，有邰氏女，名■。她践巨人迹而有孕、生子。…     

《诗·绵》篇新解

原诗九章的首章六句: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 自土沮漆。古公亶父, 陶复陶穴,未有家室。旧释: 汉毛(亨)注:“绵绵,不绝貌。瓜,绍也。瓞,瓝也。”“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又:“古公,豳(音宾)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以名,言质也。”郑(康成)笺:“瓜之本实,继先岁之瓜必小,状似瓝”,“喻后稷乃帝喾之胄,封于邰。其后公刘失职,迁于豳,居沮漆之地。”“古公据文王,本其祖也。”“复者复于土上。凿地曰穴,皆如陶然。”唐孔(安国)疏:“郑于《生民》之笺以姜嫄为高辛氏之世妃,而生后稷。《经》云,即‘有邰家室。’《周本纪》云:舜封弃于邰,号曰后稷,是稷为帝喾之胄,封于邰也。”又注引《考工记》曰:“有虞氏上(为尚之讹)陶。《说文》云:陶,瓦器灶也。”近代释者吴(闿生):“亶父,太王名。”又“陶其土而复之,陶其圵而穴之。”     

周与戎狄的杂居及其相互依存关系

周是一个很古老的部落,传说周的始祖后稷,名弃。其诞生的邰地在今陕西武功县境内。周在弃时由母系氏族社会过度到父系民族社会。 周人自其始祖弃为虞夏的稷官(农官)起,周之后嗣继弃为稷官者不止一人。及夏后氏政衰,不复务农,周人便失去了世代相传的稷官,离开邰地而投奔戎狄之间。虽然,关于投奔戎狄的周室祖先究竟是不窋或是公刘,史籍存在不同的记载。但周人在不窋或公刘时即投奔戎狄之间,而且是在夏后民政衰的夏代末年,亦即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夏桀年间。这在史书上的记载是明确的,从此可见周人与戎狄杂处在一起的肘间是很早的。     

帝喾考

帝喾考叶林生古代传说中的帝喾仿佛是一个难解的谜：他露面甚晚,却成了周人奉之唯谨的祖神;他“事迹”甚少,竟跻身于五帝之列,位在尧舜之上。其真相如何,本文略作考证。（一）帝喾“履历”考为弄清帝喾本相,我们先对其“生平”略作考察。先秦古籍中,帝喾出现较晚,...     

商祖帝俊与帝喾、帝舜关系辨证

《山海经》中的帝俊在商人的原初神话中,是日月之父,也是殷商人神话传说中的始祖神和至上神。帝俊和后世文献屡见中的帝喾和帝舜并非一神,也不宜理解为一神之三名,三者不能混为一谈。帝俊在不同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下发展出不同的身份职能。后人对帝俊、帝喾和帝舜的混淆是口传神话下的必然现象。帝喾为周人所自出之帝,而帝舜也当视为在神话历史化过程中,对帝俊身份的模拟和人格化复制,是帝俊作为神话人物的分化和角色移位的结果。     

周原(月无)(月无)哺周民

周族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开始,居住在陕西渭水中游以北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部落,在时间上,大约与夏、商两族同时。从历史记载来看,周的始祖名弃,弃的出生颇有传奇色彩,《史记.周本记》记载:有邰氏之女名姜嫄,在野外踩了“巨人”的脚印而受孕,生了一个男孩,名弃。自弃始,周人才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弃善于经营农业,尧举他为农师,舜封他于邰(今武功),号曰“后稷”。后来的大约二百多年里,周人为了躲避混夷侵扰,进行了两次大迁徙。第一次由第四世祖公刘率领从邰迁至豳(今旬邑)。第二次由周文王的祖父,第十三世祖古公亶父率领,从豳迁至岐山下的周原(今…     

周族的起源及其播迁——从邰的地望说起

在周族人的早期历史上,邰这个地方十分重要,《诗·大雅·生民》曰: 即有邰家室毛传云:“邰,姜嫄之国也。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国后稷于邰。”孔颖达疏:“言国后稷于邰,犹《文王》笺云‘国于周’。后稷以前未有国,于此始封也。”《史记·周本记》:“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     

论纪昀对《二冯先生评阅才调集》的“删”与“正”

《才调集》是后蜀韦縠编定的一部大型诗歌总集,收诗一千首,是现存唐人选唐诗选集中数量最多的。在清代,此集盛行,评注本众多,其中冯舒、冯班评点本影响很大,纪昀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删正。在对比二者所有评点过程中可以发现:从"删"诗上看,纪昀重诗的"质""兴象""自然",又不排斥"调响秾丽";从"正"二冯的评点上看,纪昀对江西、西昆两派基本持"折中"的态度,主张应相容并蓄,博采各家之长。     

方以智“质测”与“通几”之学研究述评——一种方法论的视角

由梁启超肇其端,中经侯外庐先生大力抉发,方以智的思想在近60余年的时间内被学界进行了深入而多元的挖掘。而这之中,其＂质测＂与＂通几＂之学则是被研究的主要方面。综合分析学界关于此问题的诸多研究,并征诸方以智的具体原典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到,方法论层面的立意与考察才是理解方以智＂质测＂与＂通几＂之学内核的关键所在。     

“姜嫄生后稷”中的“缺失”——从《诗经·大雅·生民》读解周民族的思想特性

《诗经·大雅·生民》讲述了周族祖先后稷的出生与业绩,其中隐含着某种迄今还未被人关注的奇特之处。通过揭示这种独特之处,并将它与其他的创始人传说,特别是古希腊神话和《新旧约全书》中的创始人传说进行对比,才得以显示周文化以及直接源自周文化的儒家、道家的独特的思想倾向。"缺失"在这里主要指"对象"的缺失,而不意味着意义与神性的缺乏。     

“曾国之谜”探微

曾和随是一国两名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曾国和随国至迟在西周末就并立于汉东,这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能得到证实。曾侯乙的族姓还没有得到最后的确证,过去认为其为姬姓证据并不充分。从“上曾太子鼎”出土于山东的事实可以看到,两周之交山东与豫南、鄂北曾有过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对于“曾国之谜”的破译工作将是长期的,我们期待着将来更丰富的考古材料的出土。     

解读古三门湖——兼及炎黄的发祥地

从文化文字学方面验证有关的史料及考古成果:古三门湖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炎黄的发祥地。《国语.晋语》:“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姬水应界定为阴山水系;伏羲神农的故地是古三门湖的西南,在陇地,甚至辐射到神农架秦巴山地。     

三国史史料辨误四则

近读三国史史料,发现了一些记载失误。1．《舆地纪胜》辩误一则。书中将孙策攻打庐江郡治皖城并俘获大乔和小乔的事情记在了孙权帐上。2．《晋书·阎缵传》辨误二则。传中有关阎缵父璞“仕吴至牂柯太守”和“群柯郡未尝属昊”的记载与事实不符。3．《三国志·田豫传》辨误一则。该传上说,魏文帝时期,田豫任护乌丸校尉,一次调节民族纠纷,被人追进马城,开始反击并获大胜。这为一条假史料,理由有三：一是此事起因不详;二是反攻取胜根本不可能;三是相关记载上把此事说得清清楚楚。     

“警角之声”与“华亭鹤唳”——论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之关系

陆机的出处观念与东吴文化密切相关,无论是"江东名胄"的家族记忆,还是"亡国之余"的角色认同,都与吴地的政治文化息息相关。在陆氏家族"立功立事"与"道德名望"的价值分流中,陆机试图构筑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以先"仕"后"隐"的价值次序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方面,重振家声的家族责任感使得陆机不能终老华亭,另一方面,在他入洛之后尽管怀土思乡却又不肯还吴。当洛阳仕进的"警角之声"无法催其前行时,华亭故居的"鹤唳之声"成为陆机最为留恋的人生光影。     

自舒(由页)诗文看元末诗文风气之嬗变

元代经至元、元贞、大德数十年的发展，社会渐呈稳定局面；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以袁桷、虞集和黄(?)等人为代表的力主雍容典重、盛大舂容的文风。然而随着元朝迅速衰落，社会陷入战乱，文学风气也一转而变为真实、质直而局促。这固然属于文学历史发展的规律，但仍可看到不同作家个体在其中的挣扎和调整。舒頔虽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不太高，然而可以视为易代之际文学风格转换的标志性人物。     

李先芳与“后七子”公案辨诬

在明中叶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中,李先芳参与的时间要早于李攀龙之外的其他六人,且有引介王世贞之功,可谓诗社先驱,却名不在“七子”之列,而被置于“广五子”之中。此事作为一桩公案被钱谦益等人借为攻击后七子的口实而加以渲染。事实上,所谓李先芳的被摈弃,有外部时空条件的限制:加入刑部诗社后不久即离京外放,在七子集团形成之前未参与活动;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一是诗文创作才力不逮,二是为人轻薄放浪,对诗社态度迟疑动摇,而并非李攀龙等人有意摈之。李先芳诗名藉甚却成就不高,然也有不少诗思秀发之作,亦齐鲁间一才人。     

论诗人阮籍的“身体语言”

魏晋风度中的很多现象,都围绕身体展开,士人们借助身体言说、传情达意,形成特定名士群体的＂身体语言＂。诗人阮籍更是身体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的青白眼、他的裸裎、他的啸、他的醉饮、他的＂穷途恸哭＂,都是富有原创精神、极具歧义性的身体语言,传达出反礼教的深刻用心和独特的人生体验。阮籍的身体语言,既是魏晋任自然社会风气滋养的产物,也是魏晋玄学思维方式作用的结果;更与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和生命体验息息相关。阮籍的身体语言,拓宽了传统意义上语言的边界,与儒家士人的身体语言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