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评方法及其优化

现行财政扶贫资金绩效考评体系采用综合指标评价法,从扶贫成效、资金管理及使用等方面评价各省财政扶贫工作。应采取专项评价和综合评价结合,改善考核指标,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分区考核,建立工作平台,建立专家库,合理利用评价结果。     

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的制度进化

2007年1月银监会颁布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国家确认了经过多年发展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的法律地位,弥补了农村金融制度的短缺。然而,该制度的实施产生了二元结构,形成农户手中的资金疏远农业、脱离农村的风险。为此,需要正向进化监管制度,从制度上确立农村资金互助组织发展的产业基础,赋予其成员主体权利,实施宽松的营运风险控制,加大政府在人才资源、财税、审计方面的支持,实现其自治与监管的均衡,使其真正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金融服务主体。     

我国贫困治理现代化:“精准”取向下的财政扶贫资金发展

我国财政扶贫资金设立以来,经历了由"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历史变迁,走出了一条"精准"取向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推动我国扶贫治理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指引下,财政扶贫资金的投入方式出现了一系列积极变化,财政扶贫资金"输血式救助"和"造血式开发"的双重功能均得到了强化,财政扶贫资金精准投入和使用的基础日趋坚实。但基于精准性对财政扶贫资金效益和效率的评估结果表明,在现有资金投入规模下财政扶贫资金的减贫效率尚未达到最优。在脱贫攻坚收官的历史性阶段,需要进一步推动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使用及监管的理论和机制创新,为未来向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精准发力做好准备,推动我国贫困治理现代化早日实现,为世界贡献贫困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经验。     

中国的财政扶贫与区域均衡发展

本文从国际扶贫一般经验和中国贫困与扶贫的独特特征两个层面分析了财政扶贫对与区域间均衡发展的重要意义,政府的任何反贫困措施都毫无例外地会对区域均衡发展产生或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而政府财政扶贫的区域均衡机制是多方位的、多途径的,政府专项扶贫资金的不同性质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不同扶贫方式的选择也直接产生不同的作用机理。     

当前中国财政扶贫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中国农村扶贫工作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绩,但是近几年贫困人口减少速度有所减缓。在上述背景下,本文通过研究中国政府对农村地区扶贫资源的投入、使用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贫困村发展互助资金协会规范管理的建议

贫困村发展互助资金协会的建立,有效缓解了农民发展生产资金短缺的问题,实现了扶贫资金的有偿、循环使用,对于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组织架构不健全、外部监督缺失、管理层专业知识匮乏等因素制约了协会的发展壮大。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是完善协会组织架构,全面履行管理职责;二是强化监督检查机制,逐步实现规范管理;三是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四是探索建立避险机制,推动协会健康发展。     

基于灰色关联的我国农村扶贫资金投向分析——以2002—2006年农村扶贫资金为例

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分析我国农村扶贫资金各个部门投向与贫困农户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联度,以探寻促进贫困地区农户增收的最有效的扶贫资金投向。分析结果显示,对增加贫困地区农户收入作用最为明显的是对农户人力资本的投资,其次是对农业生产和创收性方面的投资。另外,基本农田建设、人畜饮水工程等利于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     

村级财政变迁与村民自治发展:困境与出路——兼论"后农业税时代"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

财政问题是乡村治理的基础性问题,财政能力影响和制约着乡村治理的绩效。实行村民自治后,村级财政基础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村税费改革后到免除农业税前、免除农业税后,不同阶段村级财政有着不同的来源。取消农业税后,村级组织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政府转移支付和经营性收入,这导致了当前村级财政的普遍性困难,其直接后果就是严重影响到村民自治活动,使村治陷入新的困境之中。村级财政要走出困局,不仅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也要拓展新的财源。     

扶贫管理:来自战略、组织与资金维度的问题与创新对策

贫困是复杂的社会建构,那么研究与治理贫困的视角和思路也必然是系统而多元的.如何优化扶贫管理、提高扶贫绩效,从扶贫的战略、组织以及资金三个维度出发,对我国的扶贫架构和扶贫绩效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细化扶贫客体,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建立严格的资金管理和使用责任制;加强贫困人口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贫困人口对扶贫项目的参与程度;逐步加大扶贫力度,巩固现有扶贫成果;建立科学的扶贫效绩评价体系,推行财政扶贫基金监管信息系统.     

可持续财政观及其对地方财政发展的启示

本文讨论可持续财政观,并结合我国地方财政发展中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论述.在 论证可持续财政观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后,笔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应是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国家财政、公共财政与发展财政有机结合"的命题下,重点探讨了国家财政的可持续性、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与发展财政的可持续性,而后从这三个方面讨论了运用可持续财政观来研究地方财政发展问题的可行性.     

扶贫资金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A村2002―2007扶贫资金的运用为例

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贫困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个经济问题,如处理不好,则会演变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贫困问题需要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引起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天扶贫资金的运用往往成为直接制约先天贫困现状改变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在分析扶贫资金运用机理的基础上,以2002―2007年A村扶贫资金的实际运用情况为例,研究扶贫资金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反贫困对策建议。     

扶贫资金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以A村2002-2007扶贫资金的运用为例

人类历史的发展表明,贫困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个经济问题,如处理不好,则会演变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贫困问题需要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引起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后天扶贫资金的运用往往成为直接制约先天贫困现状改变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在分析扶贫资金运用机理的基础上,以2002-2007年A村扶贫资金的实际运用情况为例,研究扶贫资金运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反贫困对策建议.     

论建立和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扶贫资金的退出机制——创新扶贫方式的思考

农村政策性金融扶贫资金的流动性 ,反映在资金的导入、管理使用和退出三个环节上。从循环的角度看 ,退出环节尤为重要 ,但往往被忽视 ,导致许多项目资金有去无回 ,扶贫绩效低下。建立农村政策金融扶贫资金的退出机制 ,关键在于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针对存在的问题 ,可从三个方面入手 :1、加强立法 ,建立农村政策性金融扶贫资金的预算制度 ;2、建立委托———代理责任制 ,统一管理、统一使用 ;3、组建扶贫创业基金 ,参与“创业”板块     

中国的财政分权、政治集权与经济增长——以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为例

中国的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双重的.财政分权既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为经济增长制造了许多障碍.财政分权的伴生现象之一是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理解地方预算外资金的膨胀之于经济增长的双重影响,有助于全面理解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仅仅考虑财政分权,还不足以全面反映两者关系.正是由于政治集权对财政分权之于经济增长的破坏的限制,才保证了中国持续三十余年的经济增长,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也因而成为当前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要特征.     

乡村振兴背景下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实践路径——以延安市宝塔区枣园村为例

发展集体经济是强农业、美农村、富农民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近年来,宝塔区枣园村在上级的正确领导下,通过组织引领、典型引路、考评引导等有力举措,采取因村施策、精准扶持的政策,实现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村民的持续增收致富,趟出了乡村振兴的宝塔样板,为全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的鲜活经...     

发展微型金融的SWOT分析——基于天津金融的视角

发展微型金融,一方面应该将其植入现代金融体系中,进而为实体经济领域中广大的中小企业、微型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服务;另一方面,微型金融发展的定位应符合金融业的内在属性和发展趋势,充分发挥金融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先导产业的作用,带动现代服务产业向高端化、强辐射的方向发展,实现经济向功能型经济转型。     

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西藏十七大以来的财政成就综述

近年来,西藏财政积极支持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立足国计民生,加大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公共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完成了公共财政的巨大转变,基本满足了西藏人民对公共服务及公共产品的需求并逐步使其均等化,同时财政体制更加公平、公开、透明,有效保障了西藏的政权建设和社会的稳定发展.今后一段时期,西藏财政要进一步改善民生,支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和谐西藏、小康西藏、稳定西藏和生态西藏的目标实现.     

我国土地财政的产业抑制效应及其政策启示——基于35个重要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全国35个重要城市2003—2015年面板数据,将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及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增加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土地财政依赖度作为解释变量,构建跨城市面板模型,以探究土地财政的产业抑制效应,并对实证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内生性与地区异质性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土地财政依赖度对农业增加值、工业增加值、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增加值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且该估计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表明土地财政有显著的产业抑制效应。(2)运用工具变量法对实证结果进行内生性检验发现,土地财政的产业抑制效应仍然显著存在,且克服内生性因素后,抑制效应均得到了明显加强;考察地区异质性表现时发现,土地财政的产业抑制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主要表现在西部地区只在服务业方面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而在农业和工业方面却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3)从控制变量来看,无论是稳健性检验、内生性检验还是地区异质性检验,工资水平、物流发展水平均对产业发展有积极的促进效应;政府规模在西部地区对农业和工业有正向影响效应,但过大的政府规模不利于三大产业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