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回望清代律学研究——以张晋藩先生的律学论著为中心

近20年来,以张晋藩先生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法律史学者,对清代律学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核心内容涉及律学抑或法学、律学的研究对象、律学的基本特色、律学的成因考掘等论题.其中,传统中国的律学与法学之间的关系,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主张传统中国也有法学的论断,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辉格式历史解释"的必然结果;而认为传统中国没有法学只有律学的看法,则是一种典型的"反辉格式历史解释"的逻辑结果.虽然传统中国律学与西方(现代)法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属于两种绝然不同的文化的产物,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传统中国律学也是一种法学的判断.而在法学家族中,曾经产生过多种不同模式"复数"的法学,其中既有西方范式的法学,也有传统中国范式的法学.重要的是如何描述传统中国律学的基本面貌,揭示它的独特品格,考究它的历史成因,从而"超越西方,回归本土",进入并理解传统中国的律学史或法学史.     

魏晋律学昌盛之原因探析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颠峰时期,此期所取得的律学成就表明中国古代律学发展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一时期频繁的立法活动以及前此两汉经学的发展均为其昌盛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和律博士的设置亦为魏晋律学昌盛之重要原因.     

试论中国律学传统

中国古代律学自先秦至清末,历经先秦刑名律学、两汉儒家化律学的兴起、魏晋律学的新发展、隋唐律学的兴盛、宋明律学的局部发展与承前启后、清代律学的繁荣等几个大的发展阶段,绵延两千余年,形成为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化传统。作为古中国重要的法律传统之一,律学不同于西方“法学”传统的基本特征是以“律”为主要研究对象,重刑事、轻民事;以儒学为指导思想,以注释为基本形态;在总体风格上重实用、轻理论;律学研究者未能形成为独立的职业阶层;实行特殊的法律教育机制;律学成果直接影响法律实践。     

中国古代律学浅论

本文以"何为律学"为契入点,梳理了中国古代律学的形成发展历程,剖析了历代律学作品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和特征,探讨了传统律学的近代转型,并由此阐发了关于中国古代律学的几点评论:研究的环境是笼罩在封建专制的禁锢主义政策之下;研究的主体是处于附庸地位的律学家队伍;而研究的内容则是以刑法为主的公法文化.     

晚清修律动因的若干思考

晚清修律标志着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促成晚清修律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政治因素是最主要的原因，而经济因素不是晚清修律的首要原因，收回领事裁判权与晚清修律虽也有某种联系，但不构成晚清修律的主要原因。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历史演进脉络及其规律探析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经历原始社会混沌意识与前价值观念的萌生,奴隶社会价值观的生成与多元化发展,封建社会价值观的同构、反思、重建到没落的发生、发展、演进过程。经济基础决定律、意识形态掌控律、文化生态构建律则是贯穿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历史演进过程的基本规律。     

中国经济增长与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及对策

中国的就业增长的弹性及GDP增长率与失业率变化量的相关关系的实证分析表明,奥肯定律在中国出现偏离。从奥肯定律隐含的适用条件分析其在中国转轨期偏离的原因在于转轨中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对过剩的劳动资源,传统公有部门大量的隐蔽失业。中国符合奥肯定律适用条件的对策包括培育及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吸收和解决相对过剩的劳动资源,完善统计口径并使之与国际接轨。     

封建社会“刑、法、律”分期说质疑

《学术月刊》1979年2期载有钱剑夫同志的《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律家律学律治而无法家法学法治说》一文,把清以前的中国法制史分为“刑、法、律”三个阶段。这种观点相当新颖,文中并提出具体史料进行了论证。初读起来感到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又感到存在不少疑问,特提出来商榷。     

律句观念源流小史

欲研究格律,必先确定律句观念。中国诗歌律句观念经历漫长演变历史,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内涵。诗歌律句观念,始于永明,约于文心,蔓衍于诗、词、曲,规模于清,概括于王力,升华于启功。     

道与器:关于“律”的文化解说

《易经.系辞》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用语,或可解读传统中国法律之律的精神根源和制度功能。鉴于法律之律与历律、音律之间的渊源关联,从而赋予法律"法天之学"和"精密计算"的精神品格;承袭早期中国的法吏传统,缘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变法和战争的特殊背景,这种具有确定性、统一性和计算性特征的律,满足了帝国集权统一与行政科层组织的需要;伴随秦汉时期儒法帝国的最终形成,律与礼义、道德、情理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由此形成了传统中国法律与司法的基本特征。     

论中国古代律学家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由于专制统治的严重束缚,法理学不甚发达。但是在封建统治进一步巩固发展时期,伴随着封建法制渐趋完备和律学家的出现,一度盛行研究律学之风,却为我国古代律学教育、注释法学、比较法学之开创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律学家以解释、研究、应用律文为其专门职业,可称之为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早期注释     

明朝法典《大明律》在朝鲜封建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部重要法典,高丽王朝末年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朝建立后,正式接受《大明律》为朝鲜朝的刑法,并根据国情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如修订、翻译出版《大明律》执法指导书籍《大明律直解》,还通过与朝鲜朝固有法的比较以及实施过程补充和调整《大明律》的内容,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鲜朝法,该法使用了500多年,对朝鲜朝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日本词律学的演进及其成因

词在平安时代早期就已经东传至日本,但当时日本宫廷文人的唱和之作并不具备词体意识,仅仅是仿作填词的文字游戏.日本词律学肇始于平安朝中期,历经草创期、发展期、确立期、分化期等发展阶段,对词的认识也经历了从乐曲歌体、词体格式、词谱著作到词律译介与研究的发展脉络.日本词律学既依托于中国词律学,又融合其民族文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梳理日本词律学的演进历程,从词律学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词律学,对词律学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     

沈家本“法律救国论”探析

沈家本修律的思想出发点即是法律救国,这与沈家本的个人成长环境和社会经历是分不开的。其法律救国思想主要体现在力主改革旧律、接轨西律以收回治外法权和引入西方制度,以实现富国强兵,促进中国近代化两个方面。     

中国古代乐律理论发展及相关问题初识 --从中国科技史的一个微观视角看中国历史的走向

在音乐史上 ,乐律的发展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平 ,明时朱载土育创制了十二平均律 ,说明在乐律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仍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 ,但遗憾的是朱载土育的十二平均律被束之高阁 ,无人问津。这与中国音乐文化的传统诸如雅音乐、民间音乐、音乐美学和音乐的功能密切关联 ,从而限制了其被应用、推广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中国古典诗歌平仄律的形成与嬗变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最重要的格律形式,平仄律的形成经过了语句内的音声对立、二四异声、四声二元化,以及篇句间的声对、粘缀与定体等历史过程。前者以一平对三仄的确立为标志,后者以律绝排体式的定型为标志。平仄规范的形成,体现为诗人群体的创新与共识、多种律诗体式的成熟与定型以及诗律概念的明晰与理论自觉。"开元十五年后",以杜甫诗歌为标志,律体定型;"律诗""诗律""平侧"等概念亦相继出现。随着不同时代语言形态与声律观念的变化,律体定型后出现了拗体,词曲兴起后出现了平仄通叶,新诗创立后基本废弃了平仄律。我们应从平仄律的历史性和相对性出发,重新认识当代新诗体的建构问题。     

论拍胸舞“打七响”动作中所蕴涵的阴阳思想

闽南拍胸舞"打七响"动作与中国传统阴阳思想密切相关。"打七响"基本动作是由人体上肢的"七击"动律和下肢的二拍步法及推胯动律有机配合而组成,由此而构成其独特的个性特征。拍胸舞以其表演形式和"打七响"动作形态,艺术地表现出中国传统阴阳思想的精微内涵。     

移植与创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之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商事立法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晚清《公司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篇之作。从《公司律》到南京国民政府《公司法》,移植西方国家法律制度是近代中国公司立法的主要途径。但回顾近代中国公司立法史,我们发现：近代中国公司立法为适应各时期工商经济发展的需要,从不缺少在移植基础上的大胆创新。近代中国公司法一贯采用的集诸多公司类型于一体的单行法模式,对世界公司立法也是具有贡献意义的立法经验。     

渤海封氏——中国律学世家的绝响

河北景县古称"渤海蓧县",封氏世代以此为郡望,至南北朝时期,博通经史、尤精法律的封氏家族,成为北朝最负盛名的律学世家.封氏子弟在长期的仕宦生涯中,以他们的家传律学影响着北朝法制建设的走向,为中国儒法合流、礼法结合的法律体系定型奠定了基础.但作为两汉以来律学世家的传承者,至此也成为最后的绝响.     

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及其当代应用

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是从实践理解一切有关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不同于黑格尔的思辨逻辑思维方式、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思维方式,它是一种批判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超越一切旧哲学的关键所在。马克思实践思维方式蕴含思维和存在的实践同一律、实践中的对立统一律、实践中的质量互变律、实践中的否定之否定律、实践中的历史与逻辑统一律等基本规律。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缜密的战略思维、严密的辩证思维、独特的创新思维、清晰的底线思维、理性的历史思维等科学思维方法分析中国问题、阐释中国实践、解读中国道路,实质上就是坚持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并且在实践中对其进行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