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决策失误法律责任的缺失及强化

行政决策失误的法律责任一直晦暗不明。实际上,主权在民论、权责一致论、权力制衡论等早已为行政决策失误法律责任的追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而法律责任自身的比较优势及构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现实诉求更为追究行政决策失误法律责任做了充分铺垫。因此,逐步剔除行政决策失误法律责任缺失的弊病,构建行政决策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已然具有理论与现实之双重要义。     

行政决策失误法律责任的缺失及强化

行政决策失误的法律责任一直晦暗不明。实际上，主权在民论、权责一致论、权力制衡论等早已为行政决策失误法律责任的追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而法律责任自身的比较优势及构建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现实诉求更为追究行政决策失误法律责任做了充分铺垫。因此，逐步剔除行政决策失误法律责任缺失的弊病，构建行政决策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已然具有理论与现实之双重要义。     

论领导人的责任及责任分类

追究领导人的失职责任,标志着我国的行政改革进入了以政治权力为改革对象的重要阶段。但是对领导人失职责任的追究,不能运动化,而应该法治化,否则会出现两种错误的倾向:一是领导人责任追究的空化;二是领导人责任追究的泛化。要想有效地规制领导人的权力行为,追究领导人的失职责任,必须首先从理论上界分领导人的责任类别,准确界定领导人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纪律责任等。     

论我国的环境行政罚则

所谓环境行政罚则，一般称之为环境行政法律责任，是指由于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破坏及其他环境损害所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环境行政法律责任主要是针对那些性质属于轻微违法失职或违反行政纪律，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因而只能从行政上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的情况。环境行政违法行为是环境行政法律责任的前提，行政制裁是环境法律责任的必然结果。由于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直接危及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危害人体健康，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对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必须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公益诉讼是防范经营性国有资产流失的新路径

公益诉讼是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制度安排,有助于把社会民众的法律监督权与行政、司法机关对违法行为的审查权有机结合起来,发挥社会对国有资产运营的监督制约功能,增强国有资产经营者行为的规范性;进而形成权利监督权力的机制,为追究国有资产流失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提供司法传障。     

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机制研究

行政程序立法在我国尚处于薄弱环节,但是行政行为违反行政程序法律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需要完善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机制。在对行政程序违法的主体和范围进行界定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的行政程序法律规定和责任判定进行分析,认为我国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机制存在责任规定缺失、责任规定有失规范、责任形式不完善等问题。为了完善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机制,首先要健全无效、撤销、补正等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形式,其次应完善行政程序违法责任追究机制,保障行政权力行使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依法治国须完善和落实法律责任追究机制

对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是法律在国家强制力的作用下发挥调节社会作用的根本。有法律义务对违法行为进行追究的执法者"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行为本身构成新的违法行为,应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被追究法律责任。对法律责任追究的有效且最有力的监督方式,是完善公民的权利救济机制。     

行政法律责任辨析

行政法律义务分为积极的行政法律义务和消极的行政法律义务，消极的行政法律义务即为行政法律责任。由于积极的行政法律义务可能具有的多重性及其复杂性，为了更有效地追究行政法律责任，应加强对多重积极行政法律义务的研究。行政法律责任不等同于行政责任，二者也不存在包含与被包含关系。行政责任是积极的行政义务，当这种义务是法律义务时，其消极的行政义务即为行政法律责任。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研究作为非法律义务的行政责任不履行所应承担的消极行政义务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加入WTO后中国行业协会的职能发展

一、行业协会的定义 社会中介组织的定义大致有以下几种:社会中介组织是沟通政府与企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冲突的组织;社会中介组织是盈利性组织与非盈利性组织之间的机构:社会中介组织是准行政机构或行政机构:社会中介组织是非政府性质的社会事务管理机构.     

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的国际环境法律责任追究机制

我们已经进入世界风险社会,日本福岛核危机再次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世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如核危机具有跨区域性、全球性、不确定性、后果严重性、潜在性等特点,这些新的特点引发了人们关于如何完善国际环境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的讨论。传统国际环境法律责任制度认为国家是国际环境法律责任主体,国家对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承担国际法律责任,排除国家对私人主体的私人行为后果的责任。但是面对世界风险社会,原有的国际环境法律责任追究机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我们有必要从责任主体出发完善国际环境法律责任追究机制。     

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的债权人利益保护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有企业法人取得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的双重效力。吊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有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的双重色彩。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仍是适格的被诉主体,其财产责任仍由企业法人承担,但有一可能发生向股东承担责任的转化。对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实施特别清算和实行对个别债权的强制执行,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试析当前我国公共权力腐败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

社会治理腐败是发挥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社会组织和力量,对公共权力进行自下而上的制约和监督,以期实现"善治"的权力腐败治理的重要模式,在制约监督公共权力方面有着传统监督模式不可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腐败存在社会组织受政府制约、参与机制不完善以及舆论监督作用难以有效发挥等现实障碍。有效实现社会治理腐败的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社会治理腐败的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社会治理腐败的行政公开听证参与机制,强化社会治理腐败的公众监督制约机制。     

提高政府执行力的责任治理及路径选择

提高政府执行力是我国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而责任因素是影响政府执行力高低的关键因素。目前,政府执行力面临着政策执行不力、行政不作为、滥用自由裁量权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公务员的责任心不强、政府职责配置不科学、缺少完善而有效的责任绩效考核制度、责任实现激励机制不科学、执行责任监督不完善等方面。从责任视角看,要提高政府执行力应当做到:加强"责任意识"建设,提高公务员的责任素质;确权明责,优化政府机构配置;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制度,并与激励机制挂钩;推行执行不力问责制,优化责任监督机制,形成责任监督合力。     

服务政府理念下的法律保留原则

根据传统行政法的法律保留原则,宪法已将某些事项的立法权限保留给立法机关,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加以规定。没有立法机关法律的明确授权,行政机关无权作出行政行为。但随着服务行政的大规模出现,以及经济社会生活的复杂化,政府有义务向公民提供充分的生存照顾,公民基本权利的内涵不再限于免于受到政府侵犯和干涉的防卫权。权利的内容扩展到积极要求政府提供服务或给付之受益权,法律保留原则的范围处于不断的变化调整之中。     

《反垄断法》规制行政性垄断及其现实改进

对行政性垄断的规制是我国反垄断法的特色和亮点,但《反垄断法》实施五年多来,在遏制行政性垄断方面成效并不明显。这是由于:反垄断法仅授予反垄断执法机构处理行政性垄断的"建议权",将行政性垄断行为排除于司法诉讼之外,规定了反垄断法的适用除外情况。为此,亟待健全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责任制度,重构科学合理的反垄断执法和司法体系,还有必要进一步整合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     

政府职能担当与义工组织规范化发展

义工服务是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补充与延伸,义工组织规范化发展问题的核心是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平衡,它既是义工组织约束与自我约束的不断完善过程,也是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法治化的过程。因此,政府应当给予义工组织必要的制度供给,以过程监管替代设立监管,推进义工组织法人治理机制的实施,引导义工组织规范化、有序化发展。     

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以法经济学为视域

由于逃脱概率的存在,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损失最终并非都会承担法律责任。如果仍然坚持实际赔偿原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潜在致害行为人就会缺少预防损害发生的激励,从而导致无效率的结果。因此,需要借助惩罚性赔偿使致害行为人承担其行为的全部社会成本,从而激励行为人为无损社会福利的行为。惩罚性赔偿名为惩罚,实际上仍然是具有补偿性质的。鉴于此,应当拓展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此外,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不宜过于机械,应赋予法官充分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的新阐释

发轫于日本的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并非传统行政法学虚构的神话,而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基本范畴。公定力意指除自始无效外,行政行为一经做出即获得有效推定的作用力。行政瑕疵的不可避免性、行政纠纷的客观必然性以及纠纷解决的非合意性构成了行政行为公定力存在的社会基础;社会成员的秩序需求则是公定力存在的理论依据。作为一种具有对世性的法律效力,行政行为公定力对不同的对象具有各不相同的要求。     

Gender and returns to promotion: The role of social and power relations

This study exten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structural resources and vulnerabilities to an examination of individual promotion outcomes. Promotions of 454 individuals to administrative and professional staff positions in one higher education organization are analyzed. The findings confirm that both individual and structural resources are important for explaining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 achieved by promotion in this setting. Although the returns to resouces do not vary by gender, women receive significantly less return to their promotions than men do to theirs. These findings underscore the importance of examining not only individual and structural resources but also the role of gender in the social and power relations that influence the promotion of women and men in organiz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