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副刊的新文学运动角色——《申报·自由谈》的文学译介活动述评

中国报刊史的研究者和新文学运动的老前辈们,提及30年代初(1932年底——1935年)上海《申报》革新后的副刊《自由谈》,对其中小品文、杂感文异常活跃的局面,以及这个局面怎样使中国杂文走上一个新阶段,怎样与新文学运动发展有着联系时,都持肯定意见。的确,由于30年代初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化围剿”白色恐怖,“左联”进步刊物大部被封,那时的《自由谈》便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作家呼吁抗日救国,抨击国民党对日屈辱妥协,揭露反动派钳制舆论的重要阵地。鲁迅、茅盾、郁达夫、陈望道、林语堂等是《自由谈》的经常投稿人。仅鲁迅一人,这时期就先后用48个笔名发表了143篇文章。调动了进步文化人在内忧外患的恶劣     

《伪自由书》琐记

《伪自由书》是鲁迅先生的第七部杂文集,共收杂文43篇(其中9篇由瞿秋白执笔),系1933年1月至5月间作。这些杂文中绝大多数都在上海《申报》的副刊《自由谈》上发表过。1933年10月由青光书局用北新书局的名义出版。《自由谈》名曰“自由”,实际上鲁迅先生并不能自由地在这个园地上“驰骋”,“自由”“不过是一句反话”。(《伪自由书·前记》)所以当他编集时便以“伪自由”作书名,强烈地讽刺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所谓“言论自由”的虚伪性。在当时日益严重的压迫下,这些杂文是怎样写作、发表的?这本集子又是怎样出版的?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些探索。并钩稽文章中的一些有关史料。     

鲁迅与唐弢

唐弢与鲁迅先生相识的媒介是《申报》副刊《自由谈》。《自由谈》在三十年代初的文坛上影响是很大的。它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真是绚丽多采,五光十色,相当热闹,相当活泼。其中最受欢迎的是每天一篇属于议论性的杂感文章。它的撰稿人很广泛,真可谓是老、中、青三结合。其中主要的“台柱”是鲁迅和茅盾。他们一个用“何家幹”、“丁萌”、“干”、“游光”等笔名,一个用“玄”、“珠”、“郎损”,“仲方”等笔名每隔两三天写一篇,起到了擎旗引路的作用。一些老作家如叶圣陶、陈望道、夏丏尊等纷纷响应,一些左翼青年作家如艾芜、叶紫、何谷天、草明、彭家煌等也纷纷撰稿。当时才二十岁的唐弢也是《自由谈》的主要撰稿人。由于这个关系“不久便认识也在《自由谈》写稿的鲁迅,得到向他请教相学习的机会。”(《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唐弢自传》)     

試論《子夜》的社会意义

三十年代,是中国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年代,也是战果辉煌的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三十年代也有着巨大的成就。毛主席对这一时期党领导的左翼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有过很高的评价,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谈到这一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都惨败了时,指出:“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     

孤岛时期的《申报·自由谈》编辑思想研究

《申报》副刊《自由谈》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报纸副刊革新的一个典范和旗帜。孤岛时期,王任叔主编时期《自由谈》实现了以“不违背民族国家的利益”宣传抗战救国;胡山源主编时期《自由谈》在贯彻抗战精神上有明确的意识,在传播风格上具有温和性;黄嘉音主编时期《自由谈》转向关注“社会与人生”,提供知识与趣味。     

《一种云》的象征性——兼谈象征手法

瞿秋白的《一种云》是一首寓意深刻的战歌.三十年代初,白色恐怖弥漫祖国大地,中国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当时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的三次反革命“围剿”.红军在反“围剿”中壮大和发展了革命力量,给人民带来了希望.《一种云》就是运用象征的传达方式,反映了“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的历史现实.作品通过象征性的形象,寓意了旧中国“漫漫长夜”的“惨云悲雾”的黑暗现实,     

论廖沫沙三十年代杂文创作

提起廖沫沙,人们会记得他于五十年代中期以笔名“闻璧”撰写的《乱弹杂记》专栏杂文,五十年代后期以笔名“繁星”发表的《<师说>解》、《从一篇古文看调查研究》等杂文名篇。至于六十年代初期他与邓拓、吴晗、夏衍等合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长短录》两个杂文专栏,就更为大家熟知了。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廖沫沙的杂文创作就具有特色,是研究左翼文学运动史的人们不应忽略的。以杂文为投枪的作家廖沫沙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为逃脱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从家乡长沙潜往上海。在从事党的工作之余,主编进步小报《远东日报》。一九三四年由聂绀弩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几年中他用埜容、达伍、熊飞、易庸、林默、野容等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中华日报·动向》、《大晚报》、《新语林》、《太白》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作品。他的诸种体裁作品,以杂文创作最值得称道。     

读《伪自由书·后记》

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到五月间,鲁迅适应现实的阶级斗争的需求,以他“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杂文,在《申报》的付刊《自由谈》上,和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伪自由书》便是这次光辉的战斗的结集。鲁迅说:“所谓‘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伪自由书·前记》)。这些杂文,在当时“文禁如毛,缇骑遍野”的白色恐怖下,只能是“带了锁链的跳舞”。“伪自由书”的命题,便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辛辣的讽刺。附在《伪自由书》出版时的《后记》,并没有另外发表,但《伪自由书》发行后,     

放火者的厄运——读鲁迅的杂文《火》及其他

三十年代是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重要年代。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对独夫民贼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围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英勇斗争。在《火》、《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第一部分《关于中国的火》等杂文中,鲁迅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放火烧杀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滔天罪行,痛斥蒋介石是凶恶的“火神”,是“随意放火的莫明其妙的东西”。王张江姚“四人帮”正是蒋介     

《雷雨前》浅析

茅盾同志不但以小说著称于世,而且在散文创作上也有很高的造诣和继成就。现在,《白杨礼赞》、《风景谈》等名篇之后,他的另一篇脍炙人口的散文《雷雨前》亦已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下面,谈谈自己学习这篇课文的体会。 一 《雷雨前》用象征的手法描写了三十年代整个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的矛盾。作品生动贴切地把大雷雨到来之前那布满天空的又厚又密的乌云比喻为“灰色的幔”,着力描写了人们面临苦旱酷热、在“幔”的笼罩下窒闷欲死的艰难处境,借以象征三十年代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现实。作品还巧妙地把天边滚滚的雷声想象成“幔外边的巨人”的怒吼声;把满     

“第三种人”新探

三十年代初,当左翼理论家与“自由人”胡秋原所展开的一场关于“文艺自由”问题的大论辩正趋向高湖的时候,《现代》月刊编辑之一的苏汶,带着他那引人注目的《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的文章参加了论辩。他自称是“第三种人”,以     

略论五四新文学与辛亥革命之关系

三十年代学子对新文学的研究,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注意了作为社会现象的新文学的历史渊源。他们的看法尽管不尽合理,但毕竟注目于远因和近因了。而五十年代以来的各种新文学史版本,却截然以“五四”为界,勾划了新文学运动三十年(1919至1949)的模样,不免使人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突如其来”之感。到七十年代末出版的的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又都开始注意了这个问题,但也仅在《绪论》或《导言》中作简要的说明。最近,樊骏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那些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应该如何理解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和历史特征”的问题。(《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考察和思索》,载《中国社会科学》1983.1.)笔者在本文中,试作五四新文学与辛亥革命关系的探讨,旨在从一个侧面说明“应该如何理解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和历史特征”。     

论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观

在三十年代初的文艺自由论辩中,胡秋原自称“自由人”,倡导文艺自由,形成了一整套文艺自由观。《论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观》着重探讨了其文艺自由观的理论基石、理论来源、理论核心与理论内容等,试图在理论上揭示出其鲜明独特的文艺探索路向与价值选择。     

郁达夫的纪游诗

郁达夫,浙江富阳人,“创造社”的重要作家.三十年代初,他在上海参加“左联”,与鲁迅等合编文艺刊物,受到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监视,安全受到威胁,被迫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携眷回杭暂避,住在今天大学路浙江图书馆附近的场官弄约两年光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后,郁达夫读到鲁迅写给他夫人王映霞的诗.这诗就是后来编入鲁迅《集外集》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当时他虽在杭州,但仍对上海文化战     

《申报·自由谈》与三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以1932-1935年间的《自由谈》为中心

二十世纪30年代,《申报·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以《自由谈》为阵地,引导广大市民关注社会事件,开展社会批评,拓展世界眼光,研究社会问题,倾注人文关怀,多方位构建上海现代都市文化,体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和文化精英特质。     

跟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读鲁迅《习惯与改革》

三十年代初,鲁迅在与形形色色的鬼魅魍魉的激烈斗争中,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邃洞察力,深切地感到:“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在国民党“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的白色恐怖中,公开地称赞对旧习惯势力“有独到见解”的列宁同志为“真     

张天翼的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张天翼是三十年代初脱颖而出的左翼青年作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曾被誉为左翼文坛的。新人”。以后鲁迅先生又将他归入三十年代。最好的”、“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列。毫不夸张,作为闪耀在三十年代文艺天空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新星,张天翼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具有别人无法代替的特殊重要的地位。一作为左翼文坛的“新人”,张天翼的出现并受到重视,跟当时整个文坛的现状有密切的关系。胡风说:“我们考察张天翼的作品在当时是怎样地受到了广大的欢迎,不应该忘记了当时新生的文学要求在创作实践中找不到具体表现的苦闷,更不应该忘记了那要求是在进步的知识人底气氛里经过曲折而产生的”。二十年代末至三十     

在沉思中拓进——读《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初版本简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５０年代初,适应于高校中文系“中国新文学史”学科建设的需要,出现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影响...     

老反革命的又一罪证——剖析张春桥的反共小说《一个土匪》

“四人帮”是一伙彻头彻尾的祸国殃民帮。他们之中有的人远在三十年代就是拥蒋反共,积极参加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历史反革命。张春桥的反共小说《一个土匪》,就是他反革命历史的又一铁证。在这篇反动小说中,他无耻地歌颂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统治,为围剿共产党呐喊助威,恶毒地咒骂工农红军是土匪,阴险地污蔑红军被国民党“招安”了。同时,宣扬战争恐怖,散布悲观情绪,丑化、歪曲劳动人民的形象,充分暴露出早在三十年代张春桥就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是劳动人民最危险的敌人,是钻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国民党的代理人。     

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与中国“第二次革命”

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来源于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实践。邓小平在６０年代初、７０年代末和９０年代初先后发表的《怎样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构成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孕育、形成和发展过程的三个里程碑。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有一个“基本问题”或“最高问题”,就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包含两个最基本的方面：一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二是“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的基本思路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必须按社会经济规律办事,三是逐步发展中国经济。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还包括一系列重要原理和基本范畴。邓小平经济哲学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中的瑰宝,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