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是否可采,设立怎样的证据排除规则,是司法界和诉讼法学界争论的一个热门问题。本文试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的依据出发,来论证该规则在我国建构的必要性及其相关内容。     

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构想

文章在考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对两大法系国家对待该规则的态度的介绍以及对我国现行立法中有关此规则相应规定的分析,论述了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并对建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粗略的设想。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度

随着刑事证据两个规定的颁布,我国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规则,并未采用非法证据的自动排除规则。当前,世界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制各有自己的模式,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态度的不同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基础、各国诉讼模式以及成本收益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未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时,应坚持有限排除主义,严格限制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保障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强制性侦查取证行为进行限制的结果规范,其根本价值在于保障侦查机关严格遵守强制性侦查取证的程序性限制的行为规范,从而实现该行为规范的指引价值.基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保障价值的定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加以调整,以是否违反强制性侦查取证的程序性限制的行为规范为标准来判定是否为应排除的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适用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问题是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各方存有较大的差异,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到对认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有重大影响的三个因素才能确立起属于中国且符合世界潮流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探析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障碍及其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是研究的重点内容,2012年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确定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并制定了相关的非法证据标准及程序,成为我国司法实践的指导和依据,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然而我国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刑事诉讼的形成和发展晚,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实际执行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困难很多,因此研究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的障碍及其具体运行的程序规则,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个人本位,强调尊重人权和对人的道德关怀的产物,是对控制犯罪、保证人权这两大价值目标权衡、妥协的产物,是一国诉讼制度民主、文明与否的试金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取证现象还非常普遍。如何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建构一个中国式的排除规则,成为刑事证据立法的热点和难点。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构建

2010年7月1日实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确立,但从其规定来看,无论是排除程序的启动,还是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分担或非法证据的认定程序等,由于没有相应制度的保障或支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表现出水土不服之状.因此,我国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本土化构建,使其能够真正发挥排除非法证据、保障人权与促进刑事司法文明的功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在具体的刑事诉讼中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极强的操作性, 然而理论界的研究却多停留在理念层面,对操作中的问题探讨不多.作者从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到的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入手,探讨了该规则实施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涉及到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资格,法官的相关作用;在决定排除非法证据方面,法院与检察院的不同职能,法院程序的设置;侦察人员作为非法取证人作证人出庭的理由;控辩双方在探明取证合法性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     

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较为复杂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一个对非法证据加以排斥,并运用证据查明案件真相的认识过程,还是法律价值选择与诉讼目的实现的过程。在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必须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观。应掌握好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度,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以物为中心——违法建筑行政处罚相对人认定新路径

当前违法建筑行政处罚将＂违法建设行为人＂作为行政处罚相对人。这一认定模式未能预见违法建筑＂建设行为人＂与＂持有人＂相分离的场合,因此造成制度失语和实践混乱。通过对违法建筑行政处罚规范的解读、对一般处罚模式的病灶诊断发现,一种建立在＂行为责任＂与＂状态责任＂两分基础上、以物为中心的行政处罚模式,以灵活、高效、符合妥当性原则等优势或可成为化解制度困境的新路径。     

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立法规制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公安机关行政管理的必要手段,在维护良好社会治安秩序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其立法中存在诸多缺陷,严重制约着警察依法行政的实践。因此,加强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立法规制是完善我国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制度的必由之路。     

英国非法证据的处理规则与我国非法证据取舍的理性思考

在英国,证据本身的非法性对证据的可承认性不存在必然的和直接的影响,法官所关注的是证据本身的证明价值和它对诉讼的正面意义,故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实际上以倾向于或总体上适用为原则。而在这一总的原则之下,又通过设置非法证据应具有真实性和其适用不损害实质意义的程序正义这两个限制性条件来确保非法证据适用的安全性。笔者认为,英国这一非法证据的处理规则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一方面它符合我国司法运作的低水平现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文章最后提出我国在坚持非法证据总体适用的原则下,因非法证据的适用对实质意义的程序正义的损害而应确立的排除非法证据的标准。     

论非法口供的认定与排除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是长期以来中国刑事司法中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从证据学角度分析,我国立法和司法实务中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存在着缺陷,应在借鉴相关作法和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从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角度提出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     

论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

《证据规定》实施后,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真实案例对偷拍偷录、陷阱取证、悬赏取证等一些特殊取证方式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法官对发现真实的追求。为追求个案的实体公正和办案的社会效果,法官可以采取利益衡量的方法来决定非法证据的取舍并借助判例来约束法官对非法证据取舍的自由裁量权。     

行政处罚的证明责任刍议

借鉴我国司法诉讼理论和国外行政程序法中的证明责任制度,行政处罚证明责任的内涵可以概括为收集、审查、判断证据和提供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或者证明主张的责任,以及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证明责任,致使案件事实不明或者事实错误的法律后果。行政处罚证明责任在我国行政机关和当事人之间依据各自的法则进行分配。     

论行政规章监督的法学机理和机制

从法学机理上说 ,行政规章监督问题的核心是宪政与法治的传统命题———权利与权力、自治与他治的关系。从制度上说 ,行政规章监督需要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司法程序以及非正式法律程序的多方交互和整合作用 ,需要在行政立法的事前、事中、事后对行政规章立法质量进行“过程性整理”。     

论行政督察区制度的不合法与不合理问题

从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政制上考察,行政督察区制度既不合法,又不合理,它是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军政集权、强化对县政的控制,而在省、县之间所增设的一个政府层级。推行之后,颇受指责,但却一直实行着,体现了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政制的集权性特征。     

格式合同劣势分析与行政规制探析

格式合同因其使用便捷而广泛应用,但格式合同根据其自身特性,是由一方当事人利用其特殊的权利和地位事先单独拟订的,排除了相对人对合同内容和条款的选择与协商的权利,这实际上构成了对消费者缔约的强制,是以形式上的平等、自由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和强制.因此,合理规制格式合同,运用多种手段构建多种监管机制,尤其是加强行政规制,提前预防不公平条款的出现,加强和完善对格式合同的监督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和平学视域中的中国传统和平思想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和平思想。中国传统和平思想主要体现在儒、道、墨三家学说之中。儒家讲王道仁政,注重人伦秩序;道家讲无为不争,主张用道安治天下;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倡导非攻备御。中国传统和平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的整体平衡与和谐,有明显的道德主义倾向。和平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一直延续至今,为我们今天发展和平学,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丰厚的理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