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雁行时代的亚洲经济格局

"雁行模式"一直被认为是描述亚洲经济格局的经典理论,但自20世界80年代以来,由于亚洲经济环境的变化,雁行模式理论开始衰落。雁行模式得以存在的根源是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随着科技进步和金融创新,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和资金的渠道更加广泛,对单一国家的依赖程度开始下降,亚洲经济格局开始向着均衡的方向发展。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打破了原先由单一国家主导经济发展走向的局面,使世界经济走向多元化。在后雁行时代,东亚和南亚地区仍然是世界最具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日本和印度将共同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牵引力,而亚洲其他国家也将发挥重要作用。     

"雁行模式"的变化和政策建议

二十年来,“雁行模式”在推动东亚经济发展上功不可没,但有局限性和矛盾性。现有的对“雁行模式”的研究是停留在浅层次的,这是因为疏忽了一个根本问题。“雁行模式”的存在主要需要三个条件,东亚经济的事实已不具备其存在的条件,中国内部的经济状况却符合了这些条件。所以,为了吸引日本投资,我国应从地区角度明确引资取向;强化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协调同东亚国家的博弈关系。     

"雁行形态"理论研究评述

“雁行形态”理论所主张的是建立在动态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追赶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对战后东亚经济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中外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内容涉及雁行形态理论的产生、原形和引申形，该理论的内涵、局限性，雁行形态未来之演化，中国与雁行形态等。本文对上述内容以及有关该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评述。     

“雁行模式”在东亚的崩溃和在中国内部的重构——对日本国际投资变化的一点解释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日本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日益上升,东亚其它国家所占的比重在日趋下降。“雁行模式”在推动东亚经济发展上功不可没,但固有局限性和矛盾性。现有的对“雁行模式”的研究是停留在浅层次的,这是因为疏忽了一个根本问题。“雁行模式”的存在主要需要三个条件,东亚经济的事实已不具备其存在的条件,中国内部的经济状况却符合了这些条件。所以,为了吸引日本投资,我国应从地区角度明确引资取向;强化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协调同东亚国家的博弈关系。     

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模式研究

由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失衡的严重影响,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区域发展战略模式的利弊,并努力寻找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模式。西方国家实施的“治理模式”和“加速模式”有其合理性,其核心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使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保持在环境平衡的限度内。而中国实施的“快速模式”无疑是摆脱传统发展模式,适合中国国情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国选择“快速模式”不仅可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可以实现环境的不断改善,最终可以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合作的“雁行模式”构建

由"雁行理论"发展而成的"雁行模式",在二战以后的东亚各国及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大作用,形成了"东亚奇迹"。新时期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研究中,作为区域产业合作的典型模式,"雁行模式"再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本文通过对中国和中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贸易投资以及产业联系进行比较分析,试图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中国与中亚国家,依据"中国东部-中国中部-中国西部及中亚国家"的梯度发展层次,构建中国-中亚国家产业合作的"雁行模式",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之间的产业合作提供参考,以期有助于在未来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雁群阵型发展态势。     

突破模式的模式——基于国际视角的“中国模式”探析

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使得西方学者开始探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强大动因。“中国模式”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成功的新的经验概括。它突破了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征。对于“中国模式”，中国学者更倾向于中国经验或中国发展道路。中国经济的成功，也是“中国模式”的成功。它无疑对世界经济的复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建设意义。     

“中国模式”的借鉴意义

“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提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经验的关注。“中国模式”不具有普适性,但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核心价值,证明了社会主义模式多样化的原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中国模式”为人类发展道路提供了独立自主、勇于创新、尊重发展模式的多样性等有益的启示。     

东亚金融危机与东亚模式

由于经济发展的出色成就,亚洲人确实风光了一阵。头上顶着光环,在世界经济的大家庭里引来无数羡慕的眼光。这是因为连续30多年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亚洲奇迹”,它们的发展道路被誉为“东亚模式”。当1994年底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时,亚洲人还浑然不觉危机正在逼近他们。风水轮流转,不知明年到谁家。孰料1997年7月亚洲也发生了一场金融危机。不仅当事国历尽沧桑,苦苦挣扎,而且还影响到对亚洲的评价。如今好象一切又要翻过来了。不但“亚洲奇迹”受到怀疑,而且“东亚模式”也似乎人去楼空随之终结了。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亚洲的过去和未来?怎样认识金融危机同亚洲奇迹的关系?     

“中国模式”的概念探析

中国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中国模式”的提出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本文从“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中国模式”与其他发展模式的对比三个方面来理解“中国模式”的概念,最后总结出了把握“中国模式”需注意的三点。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