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六年京畿大水与政府的应对举措

嘉庆六年京畿一带连降暴雨,致使许多州县遭受百年巨灾。这次水灾发生在封建统治的中心地区,因此,统治者对它极为关注,积极采取蠲缓、赈济、调粟、疏通沟渠河道、埋葬尸体、散给棉衣等项措施进行救灾。同时,还采取下诏自省、停止秋哥尔、祈祷禳灾和清理刑狱等消极应对举措。此次救灾活动是清王朝由盛转衰时期,清政府救灾活动中较有成效的一次。但同时,这次救灾活动的特点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状况紧密相联。由于财政紧张,在救灾的具体措施上,煮赈事例明显增多。以工代赈在这次救灾活动中地位较高,被给予特殊的关注。同时,清政府采取的消极应对举措在稳定灾荒时期的社会秩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是最高统治者维持对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     

新时期党和国家救灾减灾举措及其基本经验

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把救灾减灾事业纳入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探索救灾减灾事业规律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规范救灾减灾政策措施、建立救灾减灾的保障体制和机制、提升各种救灾减灾能力为主要内容的新局面.总结当代中国救灾减灾事业顺利发展的成功经验,对于继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救灾减灾能力,提升应对和处理紧急事件能力,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永定河的泛滥与治理

民国时期,永定河泛滥成性,民国38年间,泛滥17次,平均2年左右一次,成为对京津危害最大的害河之一.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比较重视永定河治理,采取了一些治标治本措施.在治理过程中,注重采用近代科学技术、注重标本兼治和整体规划,体现一些近代特色,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由于时局动荡、战乱不断,永定河治理时断时续.抗战爆发后,很多工程被迫中断.     

论清代永定河岁修制度管理体系及运作模式

清代岁修制度继承明代潘季驯"修守事宜"的思想并有所发展。康熙三十七年(1698),依据永定河流域的特性,制定了一套完备的岁修制度,包括永定河管理体系及人员的设置。河道总督存在时,永定河事务由河道总督专管。直隶河道总督不存在时,永定河事务皆由直隶总督兼管。河道总督以下设道、厅、汛三级机构。雍正四年(1726),设永定河道,分为文武职两套体系机构。永定河道受直隶总督节制。这种层层设员,兵民协防的河防体系,有力地加强了永定河河道的治理,提升了河道的安全系数。     

从山东省看我国农业救灾制度的影响因素

文章以山东省的救灾经验为研究中心,分析中国农业救灾制度的影响因素.文章认为,自然灾害、国家与地方政府的财力、救灾设备与技术、政府与民间的相互配合以及灾害的预防与应急是影响我国救灾制度的重要因素,应成为推动我国救灾事业的重要借鉴.     

明代救灾用人问题初探

救灾用人关系到救灾的成败,因而"救荒贵在得人"就成了明代人的普遍认识.明代救灾官员的选任,既重廉洁.亦重能力,强调廉、能的结合.在救灾用人实践中,既承继传统的遣使救灾,又充分发挥巡抚的多重作用,并重视府州县赈务官的选任.但明代的救灾用人无法脱离整个吏治环境而独立存在,故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     

试论周恩来的减灾防灾救灾思想

周恩来一直把减灾防灾救灾看成是治国安邦、顺利地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他不仅经常不避危险、亲临救灾抗灾第一线,而且亲自领导救灾防灾抗灾工作,形成了一系列可持续的减灾防灾救灾思想.他不仅探究灾害的自然原因、客观原因,而且分析了灾害的政治原因、主观人为因素.他不仅要求加强对减灾防灾救灾的领导,而且要求改善领导.他既重视防灾、救灾长期坚持的恒心,也重视多难兴邦的信心.周恩来的减灾防灾救灾思想周到而深刻、丰富而全面,不仅对建立中国减灾学,而且对指导近年的减灾防灾救灾工作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救灾思想与实践——以华洋义赈会为例

华洋义赈会作为近代中国一个有国际影响的救灾组织,为西方救灾思想东传提供了平台.置身于其中的传教士以自身的实践感受到中国灾荒频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缺乏积极的预防措施.为此,他们不停地宣传防灾重于救灾的思想,在参与制定华洋义赈会救灾政策时,将信用合作及筑坝、修路等预防性措施作为治本之策,并付之于实践之中,为华洋义赈会的发展和民国乡村社会建设做出了宝贵贡献.     

养廉银与灾荒救济——以嘉庆十八年豫省灾荒为中心的考察

嘉庆之前,养廉银用之于灾荒救济并不为中央政府所提倡,但嘉庆十八年(1813年)的河南灾荒却改变了这种局面.捐献养廉银救济灾荒成为清朝荒政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短期内,它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荒的破坏,但从长远看,成为官员贪污腐败的一个根源.捐廉助赈彰显出清朝中央的财政能力大大下降,地方势力影响清朝政治格局的趋势凸显.     

我国专业救灾人力资源储备体系研究

我国自然灾害具有频发性,建立人员充足、配置合理的专业救灾人员储备体系是提高我国救灾工作质量的重要保证.由于救灾人员储备具有流动性、弱经济性、增值性等特点,因此应构建专业救灾人员三层级储备模式.我国专业救灾人员储备体系应由救灾人员输入、备存、调用和回调四个模块共同构成,以保证救灾人员储备体系同整个救灾人员供应系统相适应.     

"节约渡荒":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一两米节约运动"的实践及启示

1949年,中国在进入转折年代的关键时期暴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新生人民政权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适时制定了"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重要救灾方针,中央人民政府有计划地执行了救灾运动与节约运动相结合的政策,在政府各机关广泛开展一两米节约救灾运动,同时依托新成立的内务部成立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作为运动指导组织机构.各地政府机关、团体和军区系统积极响应,并逐步扩大到社会各界人民群众,掀起了全国一两米节约救灾及节约捐助的热潮.这一运动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救灾物资不足的缺陷,救济了大量灾民,增强了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和危机治理能力.运动取得的一系列宝贵经验也为此后救灾防灾工作的开展与完善提供了历史借鉴.     

民国时期救灾查放机制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作为民国救灾史的一个分水岭,出现了一些带有转折性的新变化.救灾主导权的国家化和救灾机制的社会化并行不悖,一方面中央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负责全流域的水灾救济工作,凸显了国家在救灾领域里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救灾机制又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无论是施救原则,还是程序规则和方法,"国水委"查放局和义赈查放机构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同时,社会赈灾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专家参与、民众监督、社会选择在查放机制上创新了渠道.     

民国时期建设救灾思想探析

"建设救灾"是民国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救灾思想,与传统的积极预防论相比,内容更丰富.学界很少有人关注和研究建设救灾思想,可能由于以往简单地把建设救灾思想等同于积极预防思想.实际上,建设救灾思想是将传统的积极救荒思想与西方传入的救荒思想融合,由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提出并付诸于救荒实践的一种新救灾思想.该思想内涵丰富,是防灾...     

清代嘉庆朝治藏政策探析

嘉庆主政时段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清朝政府正经历内忧外患,盛世气象如日西沉.但从西藏地方来看,此时中央王朝对西藏的管理正处于顶峰阶段.本文试图从内政、外交两方面对嘉庆君臣对西藏地方事务处理态度及其深层原因作初步分析和探讨.     

1978年以来中国自然灾害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确立了分级管理的灾害管理体制,并极力推进救灾社会化、科学化、法制化以及国际化建设,有效提高了中国的救灾减灾能力.但改革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包括灾害管理社会化程度较低、城市防灾意识薄弱、减灾知识的普及力度不够、灾害心理辅导缺失、法制建设滞后、灾害保险制度不平衡发展、基层组织救灾能力薄弱,等等.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救灾制度的考察

民国时期,为了适应救灾的严峻形势,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专职的救灾机构,救灾体系更加完善。同时,中央和地方制定了较为详尽的救灾法规,做到救灾有法可依,赈灾规范有序,特别对救灾人员的职责作了明确的规定,力图从人员素质上保证救灾高效化。此外,国民政府还实行一系列临时政策,以应对各地多发的灾害。     

嘉庆时期汪志伊应对福建海盗之策

嘉庆时期福建海盗势力大涨,对福建沿海地区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汪志伊于嘉庆年间任福建巡抚、闽浙总督等地方要职,在清源化俗的思想指导下实施一系列的海盗治理方案,如肃清海盗、严查验、开海禁、注重人才、慎选官吏等,对稳定福建沿海社会秩序起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社会组织在救灾中的作为追溯——以1920年甘肃大地震为例

1920年甘肃大地震,灾黎遍野,由于政府救灾功能弱化,社会救灾力量进入国家场域,成为赈灾主力.凭借传统士绅影响力凝聚起来的地方团体在救灾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家愿望与社会诉求达成一致,赈灾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现代知识精英逐渐从地方团体中分离出来组建更具现代意义的慈善组织,并最终与更大范围内的慈善组织实现了重构,揭示了中国的慈善活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轨迹.     

明代灾荒中的官员劝赈

在明代救灾中,为了充分调动民间救灾力量,明政府施行劝赈.在执行明政府劝赈政策时,官员们首先遵循民众自愿的原则,然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强制逼迫的情况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在劝赈过程中,一些灾区官员公开捐出自己的俸禄,给民众作出表率.有的官员亲自深入民间规劝民众力所能及地为救灾作出贡献.在劝说的过程中,官员均能注意劝说的方式方法,如勤政以感动民心、不扰民、消除富民的顾虑等.     

法式善及其诗歌述评

法式善(1753—1813)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蒙古族史学家、编撰家、诗人.他主要用汉文创作,一生编著甚丰,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为蒙古族文化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