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邓小平的文艺管理思想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和实践的观点,坚持用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来指导和管理文艺事业,是邓小平同志文艺思想的核心。尤其是他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祝辞,可以说是一篇社会主义文艺管理学的光辉文献。本文以此为出发点,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文艺管理学的卓越贡献。     

“阴谋文艺”与篡党夺权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四人帮”抓的文艺,以写所谓“走资派”为名,肆意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这就彻底戳穿了“四人帮”的文艺在政治上的反动实质。文艺是政治斗争的一翼,无产阶级的文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走资派确实存在,也的确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     

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

本文主要讨论第一次文代会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关系,认为第一次文代会是中国当代文学发生的历史和逻辑起点,它确立了文学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制订了文艺方针,颁布了文学政策,建立了文学机构和组织。它还借助于会议报告和个人表态整合并统一了文学观念和思想,进而完成了对文学创作的规范,由此,当代文学进入到一个有计划的管理时代。     

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与文艺人民性的实现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把传统文化的发扬与文艺人民性的实现联系在了一起。文艺民族性与人民性的关系问题,在国外左翼文艺家那里,曾经得到认真讨论。中国左翼文艺家开始思考民族性问题时,也与人民性问题相互纠结。抗战时期,毛泽东把文艺的民族性问题上升到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新文化这一高度,其对古典文艺人民性的分析深刻影响了后来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新世纪之后,江泽民、胡锦涛在历次文代会上的讲话,其主调都是坚持文学的人民性,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评价,也是从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立论的。习近平则把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通过文艺作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艺的人民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要体现方式。     

第一次"文代会"与新文学传统的规范化阐释

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史观,确定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文学史叙事线索,派生出一种新的文学史系统。"文代会"对纷纭复杂的文学史现象作了梳理,其中许多重要的观点和结论对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代中国文艺生产与管理体制的形成,是以"文代会"为发端,并由此获得理论支持。"文代会"显示了一个特殊年代对于文学传统的理解力,同时也表现出难于超越的历史局限性。随着时代变迁,"文代会"的思想、观念和概念有些已被摒弃,有些则在文学史书写中延续下来,甚至存留在"集体意识"之中,至今还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历史的"想象"。本文试图从几个最有影响的概念作为切入点,考察这一带有界碑性质的史事。     

“视域融合度”: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论”批判

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论"因其哲学诠释学的本体论取向而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它仅仅揭示了文本理解和解释过程中"视域融合"的生存论事实,但对于如何达成"视域融合"缺乏足够的方法论分析和反思。因此,有必要提出"视域融合度"来深化对文本理解和解释中的视域融合问题的方法论思考。"视域融合度"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文本契合度,即与文本之间在语义学上的契合度,以及与作者原初意图之间的契合度。要提高文本契合度,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对文本语境的还原,包括文本学还原、历史学还原和心理学还原。其二是现实相关度,即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融入现实、影响现实的程度。能否在文本所代表的普遍性与读者现实处境的特殊性之间建立起一种批判性关联,成为制约文本现实相关度的关键。     

亚里士多德文本的现象学阐释——海德格尔“那托普报告”的构境论解读

青年海德格尔在著名的"那托普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他的新世界观。其中,对亚里士多德的文本解读成为这种新世界观的重要文献依据。可是,海德格尔并没有依从亚里士多德文本的历史语境,而是对其进行了拆解式的现象学透视,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之中,海德格尔读出了形而上学地保真交道环视王国之上的功用价值取向。     

政府预算报告文本的规范性及其优化路径

预算报告是政府展示收支计划的重要手段，而规范的文本范式能够传递出更全面的预算信息。本文基于对中央政府预算报告文本和省级政府预算报告文本的分析，讨论了我国政府预算报告文本存在的局限，认为提升我国政府预算报告文本规范性可以从完善预算法律法规、构建完善的政府预算报告文本体系、提升预算报告文本的可读性入手。     

论古代通俗文艺伦理叙事中角色的“道德困境”——以“江流儿”故事中的殷氏为例

"道德困境"指一种道德选择上的两难境地,它经常被"再现"于通俗叙事文艺作品中,有时会带来叙述诉求与伦理诉求的冲突,对角色的接受效果产生负面影响。"江流儿"故事中的殷氏就是典型一例。小说文本系统对该问题的处理,形态稳定而失于简单,戏曲、说唱文本系统则对该角色表达出更多的理解与同情,并为消解其"道德困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付出更多努力。在具体方式上,戏曲以"渲染事件"为主,说唱以"增饰事件"为主,这与两种文艺形式的表现成规,及其系统内部的艺术经验传统密切相关。戏曲、说唱文本中的这些处理方式,又与民间信仰和审美相适应,体现出叙事者的逻辑与智慧。     

《西游记》中经文的“物质性”与“空”的形而上学

《西游记》的最后三回深入反映了文本的"物质性"和"空"的形而上学。文本是经验现象的记录和象征,经验本身是空的,真经也只能是空的。文本引发了五蕴之苦,因之必须超越。若要了悟成佛,修行者必须将"物质"搁置一边,只需信奉佛陀开示的"终极智慧"。在追寻"绝对真义"的过程中,文本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这表明《西游记》明显的是一个寻找"文本"的文本。经卷的"空性"是佛教教义"空"的物质载体,同时它指向一种本身是不可言喻的最高实在的象征。     

“革命”旗帜下的“罪”与“罚”——“红色经典”中“复仇情节模式”研究

"复仇"作为传统母题之一,在不同的时代、不同作家的文本中有着不同的书写模式,对此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文本及作家。传统复仇文学中的复仇书写常常遵循"为富不仁——投告无门——暴力复仇"的三步走模式,在"红色经典"文本中得到继承的同时被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为富必不仁——投告总无门——武装革命"的新情节。这是传统复仇文化与现代阶级观念合谋的产物,同时是作家自觉地放弃了某些独立思考与追求配合政治宣传的结果。     

西方文艺批评中戏仿功能的历史演变探析

在西方文艺批评中,戏仿的功能随着历史的推移而发生演变。古典时期,受西方含混性思维的影响,戏仿的功能具有双重性,既具有向神圣与经典文本致敬的功能,又具有暴露它们不足与局限的功能,二者统一于戏仿行为之中。后现代时期,在重建文艺与外部世界联系的语境中,戏仿的功能从对源文本的否定上,转移到对形成源文本压制性成规的外部力量的揭示、解构和抵抗以及自我实现的建构上,戏仿的文化政治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凸显。     

“数字化”的社会心理展示——近代中国“民意调查报告”论析

近代中国民调甚多，但调查结果多以新闻报导形式发布，正式的民调报告殊少。从比例上看，号称有调查报告的民调不到一成，科学规范的调查报告更属寥寥。就内容观察，近代民调报告大多涉及政治与外交，其它层面内容不多。从技术上审视，除少数例外，近代中国的民调报告相对幼稚，原因在于调查者大多缺乏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专业训练，与国外同行也缺乏交流。尽管如此，近代民调报告以“数字化”形式，将国人在内忧外患处境下的心理状况展示出来，对动态认识近代中国不同历史阶段政治、外交及经济社会变化的社会心理基础，提供了与文本叙事类历史文献不同的信息资源，具有重要的思想与学术研究价值。     

文艺风格学

文艺风格亦称文艺文体学,是本世纪六十年代西方语言学和文艺学之间出现的一门边缘学科。它把现代语言学成果用于文学作品的分析和研究,收到了非同寻常的效果,被西方评论界称为“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中的一场革命”。文艺风格学的理论和实践上最富有成果的英语界中要算英国的杰费里·里奇教授。他认为文艺风格学研究的是文学作品中语言形式和文学功能之间的关系;不仅考察文本,而且应透过文本来考察作品的意义;它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精细地分析来“检查验证”人们对作品产生的直觉,“促进、指导和固定”这直觉,使其成为一种认知。     

“语境主义者”重返“文本”

在寻找民俗现象"意义"的过程中,民俗学的"语境主义者"发现,"文本与语境"是不可截然分开的,"语境"的因素也是无法穷尽的。反思的民俗学转而关注"文本"被建构的过程,在"民俗过程"的整体中考察"文本化的政治"。"文本"重新成为"语境主义者"考察"意义"的切入点。     

论戈登·贝克对“中期”维特根斯坦“治疗型”哲学观念的“精神分析式”阐释

“精神分析式”阐释认为维特根斯坦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逐渐体现了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密切相关的“治疗型”哲学。为论证此种解读,贝克从“中期”维特根斯坦遗作和魏斯曼的记录中挖掘文本证据,并论证了二者在六个方面存在关联。本文基于文本考察,指出贝克论证的可信度值得商榷,尤其是他对魏斯曼的有关文本的解读;“精神分析式”视角有过度阐释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嫌疑。     

罗兰·巴特对“文本”理论的重构

从"解构"的角度出发分析罗兰·巴特"文本"理论的起源、内涵与当下意义,罗兰.巴特否定了作者的权威地位,将作品与文本区别开来,让读者参与到文本的建构过程。通过对罗兰·巴特文本理论的整体观照,不难发现其反体制和反权威的思想倾向,蕴含着对文学文本的开放与自由的追寻。其文本理论给当下的中国文艺理论重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深入生活”的深层蕴含及审美效应

作家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体现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的重要方面,是文学科研基本的、永恒的命题。江泽民同志在第六次文代会上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和繁荣的最深刻根源,在中国人民的历史创造活动之中。”社会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与土壤,脱离社会生活就无从谈起文学创作。所以,深入社会生活,熟悉社会生活,这是作家进行创作的首要前提和根本条件。     

从“深层历史解读”到“思想构境”——由“拟文本”看文本对象在方法论创新尝试中的作用

＂拟文本＂意指读者在阅读某一文本时,留在文本或摘录式资料上的多种读书批注。它所承载的信息往往是随意与散乱的,缺乏固有的逻辑构架。因此,对拟文本的解读必然要求读者确立对于文本的主导地位,并不可避免地在解读过程中体现出理论生产的主体性,这恰恰为＂思想构境论＂提供了理论印证。＂思想构境论＂创立的目的就是要告别以还原或者逼近客观性为宗旨的传统文本解读方法,坦然承认任何解读都只是读者的一种＂创造性的生产＂过程。＂拟文本＂自身固有的特质与＂思想构境论＂主观要求之间的契合,凸显了文本对象与解读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     

“阐释的边界”与阐释的文本之维

在文学理论中,“阐释的边界”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命题。20世纪以来,文本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成为了阐释边界建构中具有奠基性的维度。作为语言文字的造物,文本为阐释提供了真切可感的目标和路径,有助于跨越相对主义的藩篱,对意义的客观性、完整性和确定性加以重建。在理论中心的背景下,对文本的诉求将促使人文学者摆脱观念先行的虚妄状态,获得来自文本经验的佐证与支撑。当然,对文本的执着蕴含着阐释的独断论倾向,而文本的中性特征又很容易造成不同阐释话语的冲突。因此,如何以文本为契机,使文学阐释中的诸要素形成良性对话与动态平衡,将会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