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时期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电报战”

1917~1918年间的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唐继尧参与护法,打的旗号却是"靖国"。围绕着护法的目的,特别是护法军政府元帅职务问题,孙中山与唐继尧相互发出了数十件电报,反复争论,形成一场"电报战",成为民初政坛上的一大奇观。这是造成护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因素。     

政学会和军政府的关系探析

政学会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派别,孙中山为护法而在广州成立军政府,政学会积极参与筹建,实有助成之功,其后则与孙中山相对立,促成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改组军政府,实行分权主义的总裁合议制,巩固了西南的完整和军政府的形势,为共同对抗北洋势力并与之和议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政学会因此获取更多的政治权力,极力推动南北和议,为全国政局的暂时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学会与孙中山的分歧体现资产阶级自由派与革命民主派的政见不同。     

孙中山和军政府

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从上海来到广州,筹建护法军政府,同北洋军阀政权南北对峙。军政府从同年9月正式成立起,中经桂系军阀的篡权把持,孙中山被迫离粤,尔后又将桂系逐出广东、重新掌握领导权,直至1921年5月军政府改组为正式政府止,历时约四年之久。     

新国际银行团与广州军政府争拨关余斗争的失败

1920年秋,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护法军政府,随即与列强展开了争拨关余的斗争。时逢新国际银行团新建,英美等国无意继续将关税余款分拨给北京政府和南方军政府;而北京政府鉴于新国际银行团的借款条件过于苛刻,在民族主义潮流之下,亦不敢贸然再借新债,转而利用关余为基金,对内债进行整理,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军政府分获关余的可能性。由此,广州军政府争拨关余的斗争以失败告终。     

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

本文通过不久前发现的一九一九年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签订的军事秘约,以及一九二○年西南军阀的“联直制皖”策略两个实例,说明南北军阀本质是相同的。一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权。孙中山愤于皖系军阀的飞扬拔扈、倒行逆施,决心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从一九一七年下半年起揭起了护法运动的旗帜,宣布出师北伐。段祺瑞北京政府决定派兵南下,与护法军作战,于是爆发了护法战争。其时,南方护法军组成了粤、湘、桂三省联军,以广西督军谭浩明为联军总司令。而北方则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打先锋。湖南成为南北双方争夺的主要地区,护法战争集中在湖南衡山、宝庆、长沙一带进行。护法军先胜后败,延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直系吴佩孚先后攻占长沙、衡阳等地。在战争进程中,南北双方的内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在北洋军阀内部,皖系和直系的矛盾表面化了。段祺瑞欲以直系力量实行其“武力统一”政策,直系冯国璋等人则不甘心为皖系卖命,却在宣扬愿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其次,南方各省,滇、桂等系军阀表面虽然“拥护”护法,而骨子里却在为自己扩张地盘打算,给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制造了种种困难。直系军阀一鼓吹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即得到以桂     

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与华侨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由于派系矛盾出现了权力斗争;地方军阀,借“独立”为名,拥兵自重。帝国主义为了要把旧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趁机在幕后操纵,使南北军阀的割据、混战愈益加剧。控制北京政权的北洋军阀为了维护它们的封建独裁统治,废除约法,取消国会,甘心做帝国主义的走狗。孙中山先生为了维护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举起护法的旗帜,为恢复《临时约法》而斗争。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前后两次。第一次,从一九一七年八月号召护法、回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到一九一八年五月被西南     

林森与台湾

林森字子超,号长仁,晚年自署"青芝老人",福建闽侯人.辛亥革命时期,他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革命.民国成立后,林森曾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长;孙中山倡导护法,在广州建立军政府,他任非常国会议长.蒋介石当权时,1932年至1943年,林森担任了十二年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因此,在民国史上林森是一位很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林森早年曾去过台湾,并在那里工作与从事反清抗日斗争,时间长达十余年.可惜,由     

清末“爱国公债”发行探析

在息借商款和昭信股票发行之后,清廷本已衰微的政府债信更加缺失。此后,清廷不再轻言"公债发行"。但辛亥革命爆发导致破落的政府财政更加陷入绝境,使清廷无暇顾及所谓的"舆论反对"、"政府债信缺失",再次发行国内公债——"爱国公债"。从理论上讲,"爱国公债"发行社会对象更具有广泛性;因有金融机构直接参与,现代信用条件也更为具备。但此时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政府债信已经荡然无存,普通商民对此公债几乎没有什么认购。清朝统治结束后,该项公债由袁世凯政府接续办理。     

论公债的宪法基础

公债的发行涉及国家的收入和人民的生活,并且由于公债发行产生一种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具备宪法关系的形式特征,所以有必要从宪法的角度对公债进行研究.公债发行的宪法依据是我国<宪法>第14条第三款.由于公债发行会对法律保留原则、民主原则、平等原则构成破坏,所以有必要设定公债的宪法界限.公债合同属于行政合同,公债属于一种公法之债,有关公债的争议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期公债发行述论

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筹集革命经费而首次发行的公债。在临时中央政府的详细部署和积极动员下,公债在很短时间内就超额完成了发行任务。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发行的公债,它标志着革命根据地债务举借开始走向规范化;公债发行中的政治动员成为以后根据地公债发行普遍采用的方式;公债发行中的不足也为以后根据地公债发行政策的完善提供了经验教训。     

李烈钧与护法战争

本文从李烈钧在广州举起护法旗帜,为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基地打下基础;协调孙中山与护法各方关系,共谋护法;组织征闽海陆军联军,向福建北军进攻;组织滇、桂、粤军,击败龙济光的猖狂反扑;最后挥师北上,巩固粤北防务等五个方面,论证了在第一次护法战争期间,李烈钧为护法战争所作的多方面贡献,其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商人团体与政府债务:以1927—1937年公债为中心

国民政府时期的商会组织对公债问题尤为关注。不仅与政府协商公债发行,谋求政府做出示信承诺,围绕公债还努力搭建政商沟通渠道。作为民间商人团体一直"在场"参与政府公债整理。商会在参与公债运行之中还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不仅加入公债基金组织发挥协调作用,而且联络银钱业共谋建立债权管理机构。通过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等组织与政府就整理本息、基金保管展开了互动与博弈以求达到维系商人团体债权利益、构建债信秩序进而规避风险目的。透过公债运行以及整理,商会对推进国家信用构建亦发挥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孙中山与川、滇、黔军之战

1918年3月22日,段祺瑞重新登上北京政府总理的宝座后,继续推行其“武力统一”政策,欲对孙中山组成的广东军政府用兵,借以缓和北洋军阀集团的内部矛盾。当时孙中山虽已成立广东军政府,但盘据两广的军阀陆荣廷,不仅拒绝任军政府元帅职,还公然主张“总统复职”,并通电全国。粤系军阀唐继尧亦挟滇、黔军自重,在他的靖国军攻占成都后,孙中山的秘书长章太炎追随唐继尧从昆明到贵州毕节,虽反复劝说,晓以大义,唐继尧仍不就军政府元帅职。孙中山委任的军政府的六个部、总长,除陆军总长张开儒外,都唯陆荣廷、唐继尧的马首是瞻,不敢轻易就职。这样,孙中山名为军政府大元帅,大权却被桂系军阀所掌握。孙中山的军政府“权日蹙,命令不能出府门”,对内对外,一筹莫展。     

李大钊与孙中山的护法斗争

李大钊与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斗争究竟有何关系?这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至今人们尚未提到的问题.历史事实说明,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护法斗争,曾给予积极的配合和支持. 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斗争,是指袁世凯死后特别是张勋复辟以后,孙中山领导革命民主力量对袁世凯的继承者军阀势力所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从1917年7月孙中山正式以“护法”为号召算起,到1923年年底国民党“一大”之前结束,历时达六年多.所谓护法,就是维护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充分地吸取了其他先进国家实行民主政     

三次广州政府时期的孙中山与唐继尧

1917～1925年间,孙中山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都与唐继尧发生了密切关系.在1917～1918年第一次护法战争期间,唐继尧表面上支持护法,实际上另搞一套,以此对外扩张,拆孙中山的台;1920～1922年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唐继尧流落香港,孙中山欢迎唐到广州,安抚和争取,但唐仍不买帐,并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1923～1925年大革命来临时期,孙中山再度争取唐继尧,唐仍执迷不悟,最终为大革命风暴所推翻.     

关于建立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研究

发行地方公债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财政能力的普遍做法。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还只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尚未应用于实践。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公债较高的信誉度、收益回报率和较强的认购能力,以及地方借款的存在都为我国地方公债的发行提供了可能性。鉴于此,本文将在我国地方公债发行背景的基础上,分析地方公债发行的可行性,并提出我国地方公债发行制度的具体设计,以供参考。     

公债发行的宪法实体控制

为维护主权信用健康,在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财政赤字和公债发行均应受到宪法控制。首先,宪法应当分别对中央与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种类作出明确限定。其次,宪法应当对公债用途予以明确界定,严格杜绝利用公债支应日常公共财政。再次,各类公债的发行总量要由宪法予以限制。最后,各类公债的最长期限也要由宪法控制,以保障代际人权和维护代际公正。     

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照片选登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政权,废除临时约法,孙中山先生发动了护法运动。这是护法期间,孙中山先生给邓宝珊的一封信。当时,邓宝珊在陕西靖国军中任职。     

建立我国地方公债制度的探讨

举借地方公债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增强财政能力的普遍做法。本文从分析我国发行地方公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入手 ,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做法 ,结合我国国情 ,全面设计了我国地方公债制度 ,并提出建立地方公债的监督管理机制以及注重地方公债与国债在发行和使用上的协调。     

梁启超公债思想探微

梁启超的公债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理论。梁启超的公债思想体现在他对公债的某些认识上,如公债是一种有价证券、公债的种种用途、公债发行的必要性、发行准备、偿债基金法的偿还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