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

《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刊载韦启光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韦文》),对我们的《苗族“习惯法”概论》提出一些意见进行商榷。认为:一、苗族鼓社、议榔的创立时代,以为是母权制时代,二、苗族氏族社会的榔约没有法律意义,不能视为习惯法;三、苗族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宗教禁忌、氏族鼓社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氏族婚姻习俗等惯例规则,不能当作法律规范来加以论述。对此,我们认为,《韦文》的看法是不够恰当的。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三个问题,以向韦启光同志和方家们请教。一、关于鼓社、议榔产生的时代问题苗族“立鼓结社”的起源时代苗族兴鼓社的情况,我们在《苗族“鼓社”调查报告》等文已叙列了不少我们现在所能发掘到的资料,足够认识苗族鼓社是创立在苗族社会已从母系制进入父权制的时代了。这在理论上可以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列举希腊和罗马的氏族制度得到很好的说明。恩格斯在列举了雅典和罗马的氏族制度与易洛魁人的氏族制度比较之后指出:“罗马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除已完成向父权制的过渡这一点以外,都完全是易洛魁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而我们所列举的苗族的氏族制度,在我们的论述中,已论证它体现在苗族的鼓社体制,也是完成了向父权制过渡的。但是《韦文》则认为:“鼓社源于苗族社会进入父系个体家庭(产生私有制)的时代’,这同氏族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有矛盾的”。并说:“恩格斯指出: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出现,氏族制度‘这种事物     

贵州苗族理词的习惯法效力探析

贵州苗族聚居区的稳固苗居社会,离不开习惯生活上所产生的理词扮演的规范性角色的指领和维护。当下,苗族传统习惯中的规范、制度效力逐渐弱化,然而,不能否认的是苗族理词仍在苗族村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现阶段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因此,研究苗族习惯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作为苗族习惯法载体的理词又是构建现代化的法律体系不得不直视的问题。     

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与李廷贵、酒素同志商榷

李廷贵、酒素同志的《苗族“习惯法”概论》(载《贵州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以下称《概论》)、《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载《贵州民族研究》1981年第4期,以下称《略论》)等文,对苗族古代社会的议榔规约、伦理道德、禁忌、习俗等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读后受益不浅。但是,对于作者把议榔规约等当作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系统的‘法典’”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值得商榷的。一《概论》作者关于议榔规约是苗族的习惯法,法律和法典的观点,是同他们对于议榔产生时代问题的看法联系着的。因此,在讨论榔约是否苗族的法律问题之前,有必要首先就议榔产生的时代问题取得比较符合实际的认识。《略论》说:“议榔这种立法形式,看来源于原始公社末期开始有了私有财产的时候。”我们认为,这种看法不是没有疑问的。     

侗族“款约”习惯法浅论

侗族“款约”习惯法带有原始契约制色彩,其内容、运作和特点具有典型的民族性和地方特色,对推进侗族地区当代法制社会的建设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从实证角度解析“习惯法”概念

习惯法是起法的作用的习惯。习惯法的外延包括:国家法律明确认可的习惯;司法活动中实际运用的习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中运用的习惯。不能认为只有包含权利、义务或责任的内容的相关才是习惯法;也不能认为与国家制定法冲突的习惯就不是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习惯是否属于习惯法恰恰是法律多元化研究的重要且主要的课题之一。习惯法与各种非立法机关制定的行为规范不同,与民间法存在交叉重叠之处。     

“河洛文化”概论

“河洛文化”概论程有为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地域性文化，它曾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近年来学界同仁对河洛文化进行了许多微观方面的研讨，有不少论文面世，但对其进行宏观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拟从宏观研究角度，就河洛文化的界定、...     

东汉“太学”概论

我国封建时代,长期有国立大学即“太学”的设制,就其兴衰大势而言,太学发端于西汉,盛极东汉,西晋,北魏以后趋于衰落。唐宋以下虽有太学和类似太学的国子监之设,因科举兴起、官学废置无常,象东汉时代那样庞大的高等学校不再复见。故北宋苏轼曾指出:“学莫盛于东汉,士数万人,虚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下之。”本文拟就东汉太学有关问题作一论述。     

习惯法类型与回族习惯法

由于历史、地理与文化的不同,各民族习惯法的产生方式迥异,并形成了不同的习惯法类型,进而产生了不同的秩序结构。回族习惯法体现了社会秩序存在的一个维度。本文通过对回族习惯法的产生与渊源的阐述,揭示了回族习惯法的特征和特殊的类型学价值,并对其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     

近代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习惯法”

在近代中国法律移植运动中,各种新型法律概念生成。“习惯法”一词正是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借鉴《瑞士民法典》的产物。在现代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如何认识、界定、评价、吸纳与整合既有的本土习惯是一个重要课题。清末,“习惯法”作为法律渊源虽然在立法中确立,但由于缺乏实证化和司法化的机制,导致民商事习惯无法转化为确定的形式化法律条文,民商事习惯调查成果也被束之高阁。民国以降的主流法律理论深受德国思想影响,倾向于贬抑“习惯法”的作用。近代中国法律史上“习惯法”的命运,对当下中国的民法典编纂,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试论苗族“芦笙场文化”

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性歌舞活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芦笙场是苗族人民舞蹈和歌唱才能的“大教堂”、大考场”,也是苗族歌舞的“大宝库”,是展现苗族性格、心理特征、风俗习尚、伦理道德等文化形态的“大窗口”。因此,对苗族的这一传统文化“载体”进行探讨研究,对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促进民族地区社会文化活动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史学概论”三题

一、历史研究中的主体和客体历史研究是人类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认识活动,它和其他一切认识活动一样,也存在着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矛盾。这一矛盾贯串于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整个历史研究活动就是围绕这一矛盾而展开的。所以史学概论的研究对象,笼统地说,是历史研究过程;比较具体地说,应该是历史研究中主体和客体的矛盾运动。     

中国“反文化”概论

人类文化创造出的“正价值”与“负价值”同步积累，人类的历史是“正历史”与“负历史”同步演进的。反文化是以反取向思维和行为揭示匡正“负价值”“负历史”为主体职能的一种文化类别。中国古代具有反文化品格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孔子等。先哲们以特殊的语言揭示了人从“无”中走出，而在“有”中消亡的“负历史”轨迹，他们均从精神上保持了对物质的“反骨”，抵制物欲对人心的渗透。中国近现代历史运动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具有高品位反文化含量的运动。鲁迅、毛泽东均具有反文化的品格。在商品大潮涌动的今天，尤其需要有为的高品位的反文化的参与和匡正，呼唤真正的“精神贵族”！     

毛泽东“三农”思想概论

“三农”指农业、农村和农民 ,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 ,虽然三者的侧重点不同 ,但必须一体化地考虑这三个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 ,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富强的重大问题 ,而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时期 ,始终关注“三农”问题 ,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为中国人民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三农”思想。毛泽东…     

依法治国背景下青海藏区“习惯法”治理研究

藏区习惯法是在藏区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和生产力、生产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形态,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规范约束部落成员行为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曾经销声匿迹的习惯法死灰复燃。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习惯法作为部落社会的遗存,与现代国家法相冲突,阻碍社会进步,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治理,才能维护藏区的长治久安,为藏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十八大精神“三进”“概论”课之思考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推动党的十八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工作部署,在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如何实现十八大精神“三进”要求,是摆在高校“两课”教师面前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对十八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和“进学生头脑”教学内容需与时俱进,教学方法要多元化,评价方式要多样化。     

杞方言黎族“不落夫家”习惯法的新阐释

杞方言黎族传统上妻子结婚后就回到娘家,一直要到怀孕临产才落夫家。这期间夫妻无同居义务,无忠实义务,无固定家庭住所的选择权。学者们对不落夫家的看法不一,包括母系制度遗留说、性自由说、劳动力补偿说以及恋母惧嫁说等,主要从女性地位、经济、个人情感的视角来解释这一现象,而没有从婚姻的本质来考虑问题,因此多有偏颇。这种习惯法的主要社会功能有三:一是丈夫考察妻子是否有生育的能力;二是妻子控制生育,考察丈夫;三是妻子为自己将来的养老做准备。     

苗族“鼓社”和“议榔”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鼓社”和“议榔”是本世纪50年代前尚残存于黔东南苗族地区的两种社会属性不同、产生时代各异的重要历史事物。它们都是绚烂多姿的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是,在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却各说纷纭有继续进行讨论的必要。笔者认为,弄清这两个事物及其相关的问题,对苗族社会历史的研究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藏族习惯法与西藏社区矫正的理念建构——以藏族刑事习惯法“罚赔”为视角

藏族习惯法是藏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积淀而成并为本民族所信守的部分观念形态和约定俗成的群众生活模式规范。藏族习惯法长期以事实的状态存在着,并调整着藏族社会的各种关系。虽然其内容与现代法制观念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随着民族地区法治化程度的不断推进,藏族习惯法观念蕴涵的积极因素愈发凸显,其强调社会矛盾的彻底解决、社会关系的复合与社区矫正的刑罚理念不谋而合。西藏社区矫正的实行应当充分挖掘藏族习惯法的积极因素,并将发达的刑罚理念融入本土资源,推动习惯法的现代转型,实现西藏社区矫正的理念建构。     

“红学”新学派─—“解梦”派概论

《红楼解梦》的出版标志着一个“红学”新学派──“解梦”派的诞生。它的基本理论是成：《红楼梦》如“风月宝鉴”那样有正反两面─—正面是以“假语村言”写成的小说,背面则隐写着一部真实的历史。为了能看到这部历史,创立了六大理论支柱：关于中国古典文学有自己特殊的创作规律的理论;关于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即曹著之全璧的理论;关于脂砚斋即曹雪芹和他妻子合用的批书笔名的理论;关于曹雪芹写作奇法、秘法的理论;关于《红楼梦》中存在雍正帝和曹雪芹两套纪年的理论;关于把唯物主义和辨证法运用到《红楼梦》研究的理论,由此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红学”理论体系。按照这种理论,不仅可以在脂批引导下看到《红楼梦》背后所隐写的被乾隆删削的真实历史,而且还可以解决一系列“红学”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