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以浙江省为例

环境纠纷具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性等特点,要正确对待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对于真正体现当事人利益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应当赞成,对于变形的和被滥用的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应当抵制。为避免在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迷失"自我",应将司法手段明确为解决环境纠纷的最主要方式。因为司法裁决在解决环境纠纷中具有主导性、有效性和权威性,司法的特性要求法官尽可能在办理案件中体现法官职业规则的内涵,从而促进环境纠纷的公正解决。     

行民交叉案件主要问题探究——以工商登记案为例

行民交叉案件的处理在审判与学理上都颇为困难,主要集中在4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上,即：如何选择诉讼程序,法庭对于另一种性质的争议如何审查,是否建立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以及各诉讼判决的既判力问题。通过案例分析并结合学理研究认为,当下应给予法官释明权,尊重诉讼法制空间并建立适宜的行政附带民事诉讼,谨慎对待各诉的既判力,以此化解行...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疑难问题研究——以行政裁决的救济方式为中心

在实践中,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交叉疑难的案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而行政裁决是其中的一种主要类型。行政裁决的设置目的在于纠纷解决的便捷经济原则,因此首先选择通过行政手段试图解决已经存在的民事纠纷,然而当这一目的无法达到时,本来就陷于民事纠纷中的当事人自然又会因对行政处理结果的不服而卷入到行政争议纠纷中去。目前学界对行政裁决的司法救济方式提出多种意见：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和当事人诉讼模式,前三种方式本身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而当事人诉讼不失为一种值得我们考虑和借鉴的模式。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交叉疑难问题研究——以行政裁决的救济方式为中心

在实践中,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交叉疑难的案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而行政裁决是其中的一种主要类型。行政裁决的设置目的在于纠纷解决的便捷经济原则,因此首先选择通过行政手段试图解决已经存在的民事纠纷,然而当这一目的无法达到时,本来就陷于民事纠纷中的当事人自然又会因对行政处理结果的不服而卷入到行政争议纠纷中去。目前学界对行政裁决的司法救济方式提出多种意见:包括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和当事人诉讼模式,前三种方式本身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缺陷,而当事人诉讼不失为一种值得我们考虑和借鉴的模式。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下审判权力的配置——以日本为视角

一个国家的审判权力配置是受社会、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从日本古代、近代以及战后审判权力配置的演变过程可知,日本一方面通过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以解决审判带来的弊端,实现繁简分流,另一方面改革了传统的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使大量的家庭纠纷案件和小额纠纷案件得以向专门法院或专门程序分流,缓解了法院的诉讼压力,这对优化民事审判权力配置、促进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意义。     

民事与行政关联案件诉讼程序设计的难题与化解——以行政审判与民事审判之间的权限划分与协调为出发点

从行政审判与民事审判之间的权限划分与协调角度考虑,解决关联案件的难题并不在于选择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也不宜修正现行主管权限划分标准,而应当针对不同问题分别处理.对先决问题处理方案的选择,实际上是一种利益衡量的结果,而遵循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分案审理的原则更有利于避免问题的复杂化.建立纠纷解决与协调机制也具有必要性.     

环境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的检视与思考——以环境审判机构改革为视角

环境纠纷作为一种现代型社会矛盾需要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司法诉讼作为最终的争议解决机制与行政处理、民间救济等相比,具有鲜明的自身优势和特点.环境保护形势和环境纠纷解决的现实情形需要加快推进环境案件的审判机构体系改革与发展,也催生了环保法庭在我国特定区域的创设与运行.但是,专业型、系统性、规范化的环境纠纷司法救济体制的建立尚需案件来源、诉讼管辖、因果关系和裁判执行等配套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论构建以司法调解为主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化解维权与维稳之矛盾为视角

维护公民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之间往往会出现矛盾与冲突,而处理维权与维稳关系的传统模式往往将二者对立,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司法调解是以中华民族"和为贵"的优良传统为基础,在司法诉讼这种公权力强力干预手段之外构建,促使当事人之间平等协商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司法调解结合了司法的权威性和调解的灵活性,能有效化解公民之私权利与社会稳定之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是司法机关在社会转型时期所担负的一项重要职能,对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强制性规范的注入及其风险消解——以“大调解”格局下的人民调解为例

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注入强制性规范以提振该机制的适用率与纠纷解决成功率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在＂大调解＂格局下,以人民调解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中已经富含诸多隐性的强制性规范。与其放任这些规范隐形发生作用,还不如明文认可它,并通过谨慎的理念与相应的程序保障机制来消解其带来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