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时“霸王道杂之”与“纯任德教”之争考论

西汉宣帝时发生了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制度治国,还是以"纯任德教"治国的争论。西汉初以黄老"无为"思想为指导。汉武帝时"尊儒术",又非常重视法治,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指导方针。宣帝时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结合思想治国,取得了辉煌成就。汉元帝即位"纯任德教",反对以法律刑罚治国,导致外戚专权,使强盛的西汉王朝迅速衰亡。     

汉武帝集权之路:从“独尊儒术”到“霸王道杂之”

虽然学术界对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尚有争论,但却认同汉武帝尊儒之事实,武帝尊儒的动机,是为了夺取军政大权,加强中央集权,虽然由于窦太后的反击而失败,但为其后的统一思想奠定了基础。大权在握的汉武帝并未实施独尊儒术之策,而是采取霸王道杂之之术以加强中央集权。其实,尊儒也好、霸王道杂之也罢,其目的都在于加强中央集权。     

韩非治道思想中的“诚信”理论

在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治道思想中,"用术"是一项具体的治国措施."用术"包含有深藏不露、诡谲多端的阴险手段.韩非的治道思想亦论及"诚信".韩非的"诚信"理论主要包括巧诈不如拙诚、明主积于信、赏罚敬信等内容.     

“王”抑或“霸”——孟子“王道”学说之悖论

孟子的教导只能造就霸者,不能造就王者,这是孟子王道学说的悖论之所在。王霸之辨在于君主心术之辨,"王道之成"以君主的"王者之心"为基础,但造就"王者之心"却是一项不可能的事业。孟子与诸侯对话时非常注意修辞,诉诸的根本不是君主的"不忍人之心",而是君主的"利心",试图用"利"或"无敌""王天下"来打动时君。孟子的教导不但不能在现实的君主身上造就"王者之心",而且只会诱导出"霸者之心",这就不免与他的王道理想南辕北辙。     

霸王道杂之——《太平经》对汉家治术的发展

汉宣帝刘询曾明确教示"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家"治国方略,其政治运行结构实出居阴潜御思想模式,即以君为阴、臣为阳,君居阴而御其阳(臣)的思维观念去设定和理解君臣上下关系;究其文化渊源,则与汉代天文思想中北斗"居阴布阳"、北极(北辰)为"天之中"的观念密切相关。战国时期"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的申、韩法家,至此与儒道合流而为汉家所用,以图"王道"与"霸道"并用之效。《太平经》展现了这种治术在东汉的发展形态,其地方施政模型是在汉代儒生"宣明教化"观念主导下,模仿北斗统率群星模式而来,以法家"潜御"之术为内核,融汇、改造"形名"理论及阴阳"正位"等观念,从而实践了君居阴而御其阳(臣)的新模式。这一模型可谓黄老治国模式在东汉时期的"再现",其最大特色在于将"任贤"与"清净无为"融为一体,充分实践、发展了汉宣帝"以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秘诀,而以君、臣、民、阴、阳各正其位、治世"太平"为其最高宗旨。     

程颢、程颐论“王道”与“治道”及其现代意义

程颢、程颐的政治思想,首先着眼于君主心术的本源。较之兵刑法律制度的改进、财政税收与行政效率的提升,"正君心"更为彻底,也更为重要。他们所诠释的王道政治之所以能够也必须占据首要地位,乃是因为它本身是天理之秩序与命令。王道政治是政治人物对内在秉性的自觉呼应,遵循天理以贯彻王道政治,既是外王事业之体现,也是内圣工夫之要求。因而,王道政治应是圣王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与此同时,二程也探索治国理政的具体路径,不排斥强制性规训力量对社会的管控作用。众多的现实政治问题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符合时代的思考,而不是简单地从复古的方案中寻找现成的答案。二程学说通过"元丰九先生"而传播两浙,下开南宋永嘉学派之先河,浙学的渊源来自洛学。二程的人治思想体现着一种对道德的执着认同,在今天"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语境中,依然有其独特意义。     

先秦时期“社会公正”思想探析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公正思想的基本内涵是,要求对广大社会成员不论贫富、贵贱、智愚、强弱、亲疏、远近,都一视同仁;强调公正与私行的对立,确立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认为社会公正应是圣王国君和各级官吏的基本道德。实现社会公正,一是法制的作用,行公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可靠保障;二是最高统治者国君的作用;三是以官吏选拔方面的公正公平去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     

“节”的历史考察之一──先秦时期

“节”的历史考察之一──先秦时期魏崇武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节”这个概念。《说文》：“节，竹约也。”它的原初意义是指竹子的约束处，即竹节。后来衍生的义项非常多，本文要考察的“节”是指“节操”，它的内涵非常丰富却又显得含混；它为历代统治者所表彰，却又始终...     

先秦时期的“冰箱”

冷藏降低食物的温度,以延缓或防止食物变质败坏,从周代以来,人们已从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1．冰藏法 从《诗经》可看到周人已有采冰和冰窖的记载。《诗经·(?)风·七月》云:“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这句诗的大意是:十二月凿冰冲冲响,正月冰块满窖藏。但是,这些冰窖里贮藏的冰,做什么用呢?《诗经》没有说明。根据汉代“凌     

秦汉时期的“西南夷”经济

秦汉时期,居住在西南地区——今四川西南部、云南、贵州以及广西西部广大地区的诸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 西南夷诸部族中,较为著名的有夜郎、滇、邛都、巂、昆明、徙、筰都、冉（马龙）、白马等等。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巴蜀“南御滇僰,僰僮,地近邛笮,笮马、旄牛”,就曾涉及西南夷地区的经济地位。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写道:“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上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     

秦汉时期的“五口之家”述略

根据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分析,习惯上将战国秦汉时期的个体小农家庭称为“五口之家”是可信的。这种家庭结构大部分是夫妻子女型,即社会学上所说的核心家庭。三世以上同居的大家庭虽然受到统治者的提倡,但数量极少。个体小农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单位,由于封建国家的残酷剥削和天灾、战争等原因,个体小农家庭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由于个体小农家庭的存在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个体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基础,所以,它一直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中     

“同归而殊途”:孔子与老子“无为而治”治道思想之比较

孔子与老子“无为而治”的治道思想“同归而殊途”,就目标来说是“同归”的,都是想达到“无为”就可以使天下大“治”“为”的美学境界;而就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理想的路径来看,又是“殊途”的。     

《春秋》“大一统”观与秦汉时期的思想及创作

《春秋》"大一统"观在秦汉时期的再度彰显,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人心向背和历史发展大势。文章从四个方面就此一问题展开论述:一是追溯《春秋》"大一统"观的思想渊源,二是考察《春秋》"大一统"观的历史内涵,三是分析《春秋》"大一统"观的政治诉求,四是纵论《春秋》"大一统"观的文化呈现。文章的结论是,在《春秋》"大一统"观的统领下,秦汉思想家和文学家顺应时代要求,积极有为,凝魂聚魄,强化了我们共有的核心价值观,为中华文化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先秦时期的休闲思想与休闲智慧

文化哲学意义上的休闲主要指心理层面的"心闲",其与人生意义生成和文化创新密切相关。先秦道家"返归自然"的思想及其实现的审美化路径,成为道家休闲哲学关于内在自然人性的回归的滥觞;先秦儒家关于休闲理想、休闲与道德以及终身学习的理论与实践开创了中国休闲文化的另一途径。两者对后世中国文化尤其是艺术和美学影响深远。     

先秦时期的先王崇拜与德治思想

先秦时期的先王崇拜是由祖先崇拜衍化而来的.先王崇拜主要表现为先王神圣化以及"法先王"思想的流行.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当时的思想家在先王崇拜的浓厚社会氛围中,竞相提出了效法先王,实行"德治"的主张,但他们对"德"的阐释各不相同.儒家德治思想最终在争鸣中取得主导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性灵”理论与金元时期性灵思想

中国古代性灵理论源远流长,自先秦诸子萌芽出性灵之概念,发展至明清而臻于丰富,自足成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壮观之象,其对古代文学创作和社会生活之影响甚为深远。其中金元时期的全真教,对性灵理论做出了重大的演变和推助,将宗教涵蕴融入其中,使性灵的涵义得以拓展延伸,具有重要的变革意义。     

“假仁”之霸——儒家王霸之辨中“霸”的意象辨析

王霸之辨中的“霸”通常被理解为崇尚武力、完全不讲道德信义、赤裸裸的强力政治,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儒家在讨论“王霸”问题时,其心中的“霸”并不是战国时代的强力政治,而是以齐桓、晋文为代表的春秋霸政。这种霸政虽然以实力为后盾,但同时也重视道德的感召力在获取政治成功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往往也以仁义的姿态示人,是王道政治的“似是而非”者。战国时期那种弃仁专力、弃信行诈的政治模式,算不上是霸道政治,而是一种被荀子称为“强”的政治。“力”与“假仁”的结合才是完整意义上的霸道。历代思想家们辨别王霸、批判霸道的主要着力点不是霸道的“以力”,而是霸道的“假仁”。正是霸道的“假仁”,或者说它与王道极具迷惑的相似性,才使得儒家感受到了辨别王霸的必要性。     

秦汉时期的“请间言事”

秦汉时期的言事制度,存在一种特殊的"请间言事"。多数情况为吏民请求于皇帝朝见外的空闲时间,在更隐秘、私人化的场所进行君臣沟通与政事谋议。它的言事内容重要、广泛,实现途径及形式灵活、多样,在反映相应君臣关系的同时,对施政亦有直接影响,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作为制度规定之外而又常态存在的政治行为,"请间言事"为认识秦汉帝国日常统治的运行提供了启示。     

“三纲”说与先秦秦汉之际的伦理道德转化新探

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纲"思想,其直接来源是韩非子"三顺"说.董仲舒运用易学理论,援法入儒,反映了汉代儒学对其他学派的融合与吸收,与先秦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大不相同.而"三纲"说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汉代外儒内法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政体的确立,客观上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它的提出标志着先秦、秦汉伦理道德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