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思自然权利自由主义之基础

自然权利自由主义可以说是西方现代自由主义的重要流派,亦深深影响了西方的宪政发展,当中最主要的人物乃洛克与当代的诺齐克。本文探讨作为此流派的政治道德基础,即自然权利,主要的探讨对象为洛克及诺齐克的自然权利论。文章主要研究自由的自然权利及财产的自然权利,并提出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自由权、财产权甚至可能有福利权,但这些权利都不是所谓的自然权利。文章重申,反对自然权利并不意味反对权利本身,反对自然权利更完善的做法是发展出合理的权利论,而这有赖能否建构合理的价值论。     

新自由主义经济范式面临的价值冲突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范式包含着价值一元与价值多元、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等价值冲突,这些冲突使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在付诸实践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消除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价值冲突的可能路径首先是把方法论整体主义作为其理论基础,同时保留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合理因素,以扩大其理论视角;其次是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消除其一元主义、普遍主义的弊端,具体分析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在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内涵,将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与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重构其理论。     

对财产权问题的法哲学思考——从《巴黎手稿》重新审视

财产权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根基.洛克的自然权利论财产权、休谟的规则论财产权、黑格尔的自由意志论财产权在逻辑推进及其实践意义上差异悬殊,都与市民阶级的核心利益诉求密切相关,不能抹杀其时代价值,但并不能由此认为自由主义财产权理论已趋于完美,甚至终结.马克思从逻辑和历史两个角度对财产权问题的法哲学思考,有力地推进了财产权理论思想谱系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学者的正义理论之争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是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优先于效率。他对平等的重视,导致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由"自由"向"平等"转换。他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使以权利为导向的自由主义取代了功利主义。诺齐克针对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提出"持有的正义",从而在自由主义内部构成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判。麦金太尔站在社群主义的立场上,提出重视共同体的正义,直接对抗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柯亨利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出诺齐克的正义理论没有正确处理正义与自由、正义与私有财产、正义与自我所有的关系,论述罗尔斯仅将正义的主题界定为社会基本结构的不足,进而提出重视个人选择、个人风尚的正义。     

福利国家论析——以政治哲学为视角

福利国家问题是西方当代社会论争的焦点,福利国家不仅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而且汇集了自由、民主、平等、效率、正义等各种不同甚至相悖的价值理念,影响福利国家产生、发展及变化的主要理论流派为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公民权理论.各流派论争的实质反映的是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争.     

契约法和国家的伦理中立:关于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几点想法

在国家应该如何对待道德多元现象的方式上,社群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意见不一致。自由主义者认为,国家必须在竞争的善的概念之间保持中立,社群主义者则争辩说,国家应该强化在社群内部占主导地位的道德观念。论文通过对契约法的讨论,阐述了自由主义国家和社群主义国家对待契约法的不同态度。     

作为一种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及其限度——公民身份理论视野下的社会公平正义之省察

作为公民身份的要素之一,社会福利权利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而作为法律权利的社会福利权利,是公民的公民权与政治权的根本保障,从而也是实现自由基础上的平等的根本制度保障。社会福利可以分为积极福利与消极福利。通过社会福利权的形式,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能够把自由与平等统一起来。作为一种实在权利与积极权利,社会福利权的落实不能侵犯到公民的自然权利与消极权利,也不能以牺牲他人的社会福利权为代价。     

自然权利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

当代政治哲学兴起的标志是新自由主义的诞生,新自由主义诞生的标志则是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罗尔斯对社会契约的使用方式预设了原初状态中的签约者具有某种先在的权利,这种先在的权利植根于人的一种自然的道德人格能力。人在道德人格能力上的平等使得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关心和尊重。这表明作为公平的正义建立在一种自然权利的根本预设之上,这一根本预设就是平等的关心和尊重。这一预设使得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具有一种自然权利论特征的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的自然权利论的自由主义。     

性自由权与婚姻自由的冲突与调和

婚姻是一种对性的管理制度.性权利是婚姻权利的上位概念,婚姻自由是性自由在婚姻制度下的要求与状态.长期以来,性自由的"污名效应"使权利的诉求不得伸展,同时也导致了对婚姻自由的片面理解.性自由权理论包含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统一,而婚姻自由中二者的对立成为性自由权与婚姻自由的主要冲突."婚姻自由"通常仅在消极自由的意义上被使用,与之相应的"婚姻不自由"揭示出积极自由缺位时消极自由所处的尴尬境地.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融合是后现代法学发展的趋势,性自由权与婚姻自由的调和主要通过降低婚姻的进退成本和增加婚姻的输送机制与替代机制两条途径来完成.出于对中国国情的考虑,放宽离婚的条件与立法规制非婚同居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公民身份的分歧与整合

公民身份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西方历史上共和主义传统与自由派传统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凸显出了不同的公民观,贡斯当与伯林分别对此进行了"古代人的政治自由"与"现代人的个人自由"以及"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二分,这样公民身份问题也就在这种二分法的基本框架中得以展开。社群主义的崛起虽然实现了政治哲学中心向共同体和成员资格的转变,但同时也强化了公民身份的二元对峙。而晚近以来的"公民资格"理论是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集体主义之间对立的一种超越,它把自由主义对正义的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到一起,也是对两种公民观的一种综合与超越。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若干新问题和新动向(上)

自上世纪 80年代以来兴起的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对立 ,已出现新的情况。两派中不少人从批判和企图取代变为注意到共同点或相似之处 ,正在调整自己的立场。新自由主义强调自己的传统中早就包含有社群因素 ,承认共同善根本不是问题。新社群主义声明其目标不是取代自由主义 ,而是完善和保全它 ,强调要在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之间、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之间寻找平衡 ,同时警惕以社群和集体名义出现的权威主义和原教旨主义     

“福利国家”危机与社会保障问题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围绕"福利国家"的理论和政策实践,在西方国家引起了频繁和热烈的争论."福利国家"或者"社会国家"不仅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抨击的一个主要靶子,而且在西欧和北欧的"左翼"圈里褒贬不一,众说纷纭.即使在素以"福利国家"著称的瑞典,近两年来也围绕这个问题在社会民主党内部和学术界出现了持续的舌战,有人甚至喻之为"玫瑰战争".怎样评价战后西方国家的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模式?"福利国家"与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衰退和危机有何关系?怎样看待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模式?摆脱当前"福利国家"危机的出路何在?在以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某些西方国家向"福利结构"宣战同时,这一系列问题尖锐地摆在西方学术界、舆论界和政界面前,也引起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密切关注.     

论宪法中的“人的形象”

当代西方宪法人权理论以美国的“个人主义”与德国的“人格主义”人权论为两大典型,前者通过“自由的镜头”观察人、后者则以“尊严的镜头”观察人,并在宪法上塑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的形象”.“个人主义”人权论以个人自由为其至高价值,在“个人自治”与“自我决定”、隐私权、行为自由与表达自由等权利保障领域,呈现更为注重防御政府的单一维度;而“人格主义”人权论则以人性尊严与人格自由发展为核心价值,在上述权利保障领域以人格关系为框架建构权利的具体内涵,强调在实现人的固有价值的同时,以社会责任与义务约束个人的自由,寻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融合性.两种人权理论体现了西方宪法上关于自由主义和个人价值两种不同的诠释进路.就中国宪法而言,德国的“人格主义”权利论或许更具“亲和力”和借鉴意义.但由于缺乏个体和权利观念,我国的宪政法律文化若不经过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创造性转化”,为其注入个人权利本位之内核,与人格主义权利论并不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政府论》中所有物权的人权价值

《政府论》中"Property"不仅仅是指物质财产权,而是"所有物权",即人的生命权、自由权、物质财产权三者结合体。所有物权是人类天赋的自然结晶,具有神圣不可侵犯性,保护所有物权是组成政府的主要目的。洛克通过劳动价值说,证明了物质财产权是基于人的生存权、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从而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性。物质财产的合理性,始终以人为中心,以人的自然权利为出发点。保护所有物权是人权价值的体现。     

正义的实现次序——一个公民权利框架

正义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然而,作为正义的两个组成部分的平等与自由却存在深刻的冲突,强调一方就会削弱另一方.如果将正义看作权利的价值基础,将权利作为正义的具体实现,进而确定不同权利之间的优先标准,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种冲突.公民权利的优先次序从高到低可分为:生命健康权利、人身政治权利、法律社会权利和经济文化权利四个序列,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公民权利的范围和实现程度不断扩大,因此任何社会和经济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代价.     

论平等的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平等的自由主义理论致力于探讨公平问题,试图建立一种脱离任何形而上学立场的"程序正义"。这一理论由于其所体现的普遍主义、个人主义等特征,成为社群主义的主要批判对象。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某种程度上是对社群主义的批评的一种回应,但并不能消除社群主义的质疑。另一方面,社群主义也不能根本否定或取代自由主义,充其量只是这一理论的补充。     

多元正义理论的当代阐述——戴维·米勒多元正义理论述评

米勒的正义理论挑战了包括罗尔斯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坚持单一正义原则的各种学说,倡导一种"社会情境多元正义论"。这一理论根据社会情境具体的实践需要,采取具体的正义原则的方法分析了三种关系模式与三种正义原则的对应关系;在如何实现社会正义的问题上,米勒重视结果正义,但同时主张要保证程序的公平;面对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米勒提出了社会正义追求应采取的两手对策。米勒的多元正义理论拓展了正义理论的研究空间,为21世纪正义理论的探索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但其理论因缺乏世界历史视野而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论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演变——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

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多次转变,相应地,西方权利理论也经历了多次嬗变.古典自由主义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论证了自然权利的正当性和先在性.功利主义认为社会功利是个人权利的依据,具有作为权利理论的坚实基础.而新自由主认理论则认为权利应该具有优先性,权利原则是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自由主义理论形态的更迭只不过是支撑权利的自由主义理论基础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动所体现的是对权利进行更进一步的理论解说,为自由主义及其权利理论提供不同于传统的证明.     

论新财产的行政法保护

积极国家理念下的政府提供了大量对相对人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福利和利益,如社会保险待遇、职业许可、补贴、特许等。这些政府福利和利益是现代社会个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是个人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现存的法律体系对这些政府福利和利益的保护并不完善,理论支持也尚显不足。为了保护相对人对政府福利的权益,弥补有关政府福利保护在理论和法律救济途径上的不足,行政法上可以引入"新财产"的概念。同时,尝试归纳出中国行政法上新财产的类型,通过类型明确法律应该保护的新财产范围。在不同类型的新财产之间发生价值冲突时,类型分型能够从立法政策学的角度提供指引,有利于维持政府福利水平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     

徘徊于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以桑德尔对权利自由主义的批判为例

在社群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中,如果说麦金太尔为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批判提供了历史和语言学的奠基,并归宗于受到亚里士多德主义强烈影响的“历史传统限制的实践理性观”,那么桑德尔则更多地借鉴黑格尔主义和后现象学的哲学资源,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权利自由主义进行了最为明快、尖锐和深刻的批判,但是同时,这种批判也最为典型地表现出徘徊、依违于社群主义与共和主义之间的特征。本文从自我观、社群观以及对美国政制中失落的共和精神的追寻三个方面全面地探讨了桑德尔的政治哲学,并阐发了笔者对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走出这种三元对峙困境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