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石涛的“一画”说

“一画”是《画语录》的理论核心,与道家学说尤其是《周易》关系密切．就技法而言,与我国以毛笔作画的“线”有关．石涛立“一画”之说是“借古开今”,表其自我创造意识。他的理论虽不无玄虚之处,却有很强的创造精神和理论意义。     

论佛学在宋明理学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

佛学与儒学的关系复杂而渊远,尤其在宋明时期,佛学与儒学达到空前的融合,以至于宋明理学家皆有出入佛老的经历,理学家的思想几乎都渗透着佛学的影响。本文站在理学的视域与角度,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两方面,探讨和追寻佛学在其中的作用与地位,以期从另一侧面揭示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文章认为佛学对宋明理学的形成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思想助缘的作用;宋明理学提出了一系列本体意义的范畴以及性善的遍在性思想,并对人性恶进行了分析,尤其是理学家提出性的超越性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和消化了佛学的一些资粮。     

宋明理学的鬼神生死思想探析

宋代以前的儒家典籍对死亡本身或死后世界的探索极少,即使面对这样一个人生重要课题,他们更多的是采取人生思考和安顿生命意义来面对。而到了宋代及晚明时期的理学家那里,对传统儒学中的天人合一的超越境界开始有了一些重要的推展,在对宇宙本体和形上道体进行深入探究的基础上,对生死大事做了较多的思考。在由此而形成的生死观中,死亡被视为一种自然现象（气之聚散）,不可避免,不需逃避,重要的是以虔诚的道德生命来坦然面对,到了晚明时期更是肯定了作为人生终极关怀的生死课题的探究的意义。     

论宋初"三先生"与宋明理学的肇端

“宋初三先生”是指胡瑗、孙复和石介,他们是北宋初期的著名思想家。唐及宋初佛、道的发展冲击了儒学,导致思想上出现了混乱,引起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极大警觉。宋初三先生充分认识到佛道思想对北宋王朝封建统治的危害,本着对国家民族负责任的态度,从思想上对佛道发起了攻击,并通过创建书院来宣扬儒家思想,目的就是要恢复儒家道统、打击佛老异道,以振兴儒学。三先生复兴儒学的思想和实践对后来的理学思想家影响极大,对以后影响中国700年之久的宋明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开启作用。     

石涛"一画"论研究的世纪回顾

自20世纪40年代始,绘画理论界和美学界对石涛的绘画美学著作《画语录》给予了充分的注意并投入研究,从文本的标点注解到美学意义的阐释分析,发展到不同观点的学术论争。其中最具学术意义的是关于“一画”论的研究、分歧和论争,总结起来,可分为“线”论、“道”论、“法”论、“禅”论、“自我”论、“统一”论等六种观点。     

张载气论对宋明理学的贡献

从整个理学思想前后发展的序列看,张载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在周敦颐、邵雍理论的基础上,用物质性的“气”对抽象的、无形无状的“太极”作了唯物主义的明确规定,从而在肯定客观世界的真实性的问题上与佛老的虚无主义哲学划清了界限。这不但迈出了肯定现实纲常伦理的客观实在性的第一步,而且还从“万物一体”、“天人一气”的宇宙观的高度论证了“民胞物与”这样一个深邃、博大的人生境界。正是由于张载的这些开创性的理论贡献,宋明理学才开始进入主题。     

理性的驱驰与义利的兼容——宋明理学与东南家族社会经济变迁简论

宋元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重心的南移 ,浙闽粤等东南区域的社会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明清时期 ,这些地区已执中国商品经济之牛耳。与此相适应的是 ,该地区的民间家族组织也获得快速的发展。东南家族制度的形成与完善 ,是与宋明理学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渗透分不开的。随着理学宗法伦理观念的庶民化(民间化)及其文化规范的程序化及可操作化 ,东南的家族社会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活用理学的文化象征资源 ,将之内化为一种并非纯粹功利主义的经济伦理精神 ,用于指导家族成员的工商业实践。明清以来东南“儒商”的经济活动 ,呈现出一种义利兼容的“文化经济”形态。在正视理学对东南家族中的个体禁锢的一面的同时 ,我们应看到 ,理学也借用其业经民间整合过的文化话语力量 ,良性地影响着东南的基层社会经济变迁。本文尝试以社会史的视角 ,初步探讨理学对东南家族文化的整合 ,及其在家族文化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     

建筑徒手画刍议

建筑徒手画是建筑师必须具备的能力,快速表现则是建筑画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因此,建筑徒手画必须重视起来,并付诸于教学实践中,通过加强速写训练,提高学生徒手作画和快速表现能力。     

论儒家启蒙精神——以宋明理学为视角

近现代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启蒙话语叙事,这种叙事内含冲突与分歧。现代西方思想家托多罗夫关于启蒙运动的反思已经指明了启蒙精神的普遍性,与康德的“普遍启蒙”观念相呼应。接续这一启蒙精神的论述,以理学为媒介,可以揭明儒学内涵的启蒙精神。程朱理学对师道和启蒙精神的阐发,阳明心学提出的“蒙体”观念,展现了儒家启蒙精神的内在丰富性。尤其是“蒙体”观念揭示出了“启蒙”还应当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反思和批判,这是西方启蒙观念比较欠缺的维度。由此可见,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本就富有启蒙这一“精神气质”,儒学也是我们可以用来观察和反思现代世界的一种“态度”。     

评《宋明理学与文学》

治文学史者,最忌就文学而论文学,这一点早巳成为当代学者的共识。但以往的文字史研究,大多是以社会学的视角来观照文学史的发展。因而对于文学现象的把握与阐释,难免会长期停留在一个较浅的层次上回旋。近几年来,为了突破这种旧的格局,不断深化文学史的研究,学术界在接受恩格斯的“美学的,历史的”视角与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考察,通过综合研究来开拓文学史研究新格局的要求。随着观念的突破。     

心性之学与意义世界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宋代理学话语的形成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宋明理学的纳道入儒与儒学的新发展

陈来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成为理学,全在于它形成了一套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利于总结和提炼中国学术思想话语体系的构型特性。杨国荣认为,对心性和体性的关注,构成了理学的重要特点。心性之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存在和人与对象关系的维度展开了对意义的追寻。向世陵认为,宋代理学所创造的"成性"说奠定了理学的本体范畴,是儒学复兴的最重要理论标志;宋代理学本体论的创立使儒学在理论上真正获得了新生。孔令宏认为,宋明理学对道家、道教的吸收,丰富了儒学的体用合一论和功夫境界论,提升了儒学的哲理思辨水平,充实了儒家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儒学的新发展。     

宋明思想大潮中的泰州学派美学

宋明理学从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再到泰州学派,经历了从"理本论"到"心本论"再到"身本论"的转变。泰州学派的崛起,既对王阳明心学起到传播推广的作用,又导致了王阳明心学的最终解体。泰州学派的开山始祖王艮的学说思想大多取源于王阳明心学并有新的发挥,凸显了一种平民性、民间性的价值取向。王艮的美学思想贯穿着平民主义精神,进而铸成一种平民主义美学。而王艮诸弟子之学理正是王艮平民主义美学的逻辑发展,这就是:一旦承认人的天性的合理性,也就得承认"人欲"的合理性;一旦承认"性"、"理"一体的本体性,也就得承认"人欲"的本体性。就此而言,明中叶以后波澜壮阔的启蒙文艺思潮中蔚成风气的平民化审美倾向和审美趣味,分明是王艮倡导的平民主义美学的一种必然延伸。     

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之原因

李商隐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富艺术独创性的大诗人之一。但长期以来李商隐及其作品受到了不应有的冷落,从李商隐去世到明末的八百年中,竟无一部流传至今的整理研究专著。与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的声势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明显滞后于整个唐诗研究。同时期,对李商隐的诗品、人品的评论多倾向于贬低甚至否定。宋元明时期李商隐研究冷落究其原因:一是与宋元明三代力主“存天理,灭人欲”理学盛行的大思想文化背景密切关联;二是李商隐诗的使事用典,朦胧多义,客观上形成了其诗的难解;三是跟宋元明时代诗论家但宗盛唐、忽略中晚的诗学观念有关。     

明清徽商与书画艺术的联动

明清时期,具有儒者气质的徽商与书画艺术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开始研究翰墨、收藏书画、刊刻书画等方面。徽商之所以热衷书画艺术,其原因主要有徽州的文化氛围、徽商“贾而好儒”的文化品格、明清时期愈演愈烈的收藏风尚及其徽商雄厚的财力支持。反过来,书画艺术也对徽商产生了深远影响：书画艺术促进了徽商的文化修养;徽商以书画为媒介,便于其在经商中左右逢源,从中获利;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一批珍贵的书画作品;为书画家艺术创作制造了良好的条件。徽商与书画艺术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     

论明清实学是儒学发展的特殊理论形态

实学是儒学发展到宋元明清时期形成的特殊理论形态和特定历史阶段。实学的本义为通经、修德、时务、致用之学,其内涵的形成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宋明时期反对佛学与道学,以佛道为“虚学”;明清之际反对理学、心学的空谈心性,以理学、心学末流为“虛学”,实学作为儒学特殊理论形态成为社会主要思潮。实学有自己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有自己的价值观、伦理观、社会观等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明清实学与宋明理学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目前我国学术界研究实学,具有泛化与定位不准确倾向,需要进一步展开讨论。     

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对中国哲学发展前景的启示

宋明理学在整合儒、道、佛三教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舍传求经”、“疑经改经”、“六经注我”三个阶段。这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新的千年要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整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中国哲学。创建新的中国哲学,第一步,要回到中西马的原创文本;第二步,发现其理论本身的问题以及理论与实践结合中产生的问题,对理论的绝对性提出质疑;第三步,在综合各种理论与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再创造,即创建有特色的、全新的中国哲学。     

孙奇逢的实学方法论

孙奇逢针对理学空疏的弊端和程朱与陆王两派的纷争提出若干理学求实的方法论原则。他批评了两派的门户之见 ,提出“我辈只宜平心探讨 ,各取其长 ,不必代他人争是非求胜负也”。关于学术异同 ,孙奇逢反对“以同异分是非 ,不以是非分同异” ,并进而指出 ,“凡异而同者 ,皆道之全者。异为真同 ,同为真异。见异于同 ,乃可辨道 ;见同于异 ,乃为见道”。孙奇逢由此而折中程朱陆王 ,提出两派的观点正可相资为用 ;并具体研究了朱熹格物与王阳明致良知的统一、顿与渐的统一、道问学与尊德性的统一 ,指出统一才是道 ,才是学 ,统一于躬实践才是真道实学。     

宋元时期有关货币本质问题的认识及其深化

宋元时期货币形态的多样化 ,以及金属货币与纸币在流通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消长演变 ,既为货币金属主义的发展 ,又为货币名目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金属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商品性问题 ,反映了金属货币流通时期的阶段性认识 ,而名目主义学说侧重于货币本质中的社会性问题 ,经历了一个从强调兑换到强调政府信用、从强调称提之术到注重信用制度建设的认识深化过程 ,同时也注意到信用授受双方的互动与协调 ,使其对货币本质观的探求与思考更加深入 ,也更接近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