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徐渭散文研究述略

徐渭散文研究经历了晚明的火爆之后,在清代转为萧条,主流评价也由以肯定为主转向以否定为主,由以热烈揄扬为主转向以冷峻剖析为主,关于分期、特色、渊源和地位四个方面的问题由此得到了正反两方面的深入探讨。     

试论徐渭散文情感表现的真实性

自明代以来,徐渭就因为在"胡幕期"写过所谓"谀文"而被看作是一个有某种人格瑕疵的作家,而揆诸实际,其散文在情感表现上其实具有高度的真实性,显著表征就是敢于真实表现其为现实所扭曲的情感.情感表现的真实性带来了其散文情感的个性化和尖锐性,这一真实性的成因有三其一,他早年没有接受正常的封建教育,较多地保留了人性的本真;其二,他中年意外地溢出了科举入仕的道路,从而为情感的真实表现带来了更大的自由;其三,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往往能够表现常人怯于表现的情感.     

徐渭散文情感基调的转变

徐渭的精神痛苦曾得到三次弱化 ,与此相应其散文的情感基调发生了从“悲愤”到“悲哀”的转变。由于痛苦在每一次被弱化的同时又在另一个层面上得到相应的强化 ,“悲”始终构成其情感中的一贯性因素。“愤”和“哀”在内含和指向上表现出明显不同 ,分别构成其前后期散文的支配性因素。     

徐渭散文结构论

徐渭散文的结构既有以纲统目的“完整性”,又有目适纲宜的“有机性”,这既是其散文结构理论的自觉追求,也在实践上构成了其散文的结构特色,我们拟称之为“网式结构”。在排斥自我表现的文体和场合中,徐渭往往通过结构的经营使不合法的自我表现合法化;在允许自我表现的文体和场合中,其所创作的散文则往往具有“无布置”的结构特征。由此可见,结构的“有布置”还是“无布置”取决于其自我表现的需要,这就是徐渭散文结构的内驱力所在。     

论明代八股文中的七子派秦汉古文宗尚

从属于官方文献的会试录序、大臣请正秦汉文体的奏疏和七子派成员的科考策语记录,再从七子派成员的秦汉文教学措施、教学效果和八股文选本,又从七子派成员的八股文作风和八股文风尚变迁的反映,可以明确看到,前后七子派尚辞而流于晦涩的秦汉文宗尚已进入明代八股文的风尚写作中,并成为与唐宋文宗尚一直相对峙的八股文写作路线。七子派和唐宋派的对立,不只在古文层面,还在与明代文人命运休戚相关的八股文层面。     

近四百年竟陵派散文研究史述

竟陵派为晚明文坛重要流派之一,回顾近400年竟陵派散文研究的历史,对走出竟陵派研究误区,更新明代散文研究理念,都不无裨益.明末几社对竟陵派的批评开清代批评之先河.清人对竟陵派散文的种种非议和指斥,对现代的研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动下,现代研究逐渐形成反对清代批评主流的庞大声势,历经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批评争鸣,在80年代后走向繁荣.近400年研究史形成"矫弊说"、"对立,,说、"互补"说、"亡国之音"说、"脱离现实"说、"格局狭小"说、"革新"说、"保守"说等批评范式.在竟陵派散文研究有待深化之际,我们提倡多元的批评,主张摆脱陈旧的批评范式,密切关注散文创作,深入探讨竟陵派与晚明社会的关系,加强竟陵派作家个案的系统探究.     

现代散文“白马湖派”论要

“白马湖派”是在现代散文诞生期创造的一种独具风格的文学样式,“白马湖派”散文体现流派特质的作家群体的存在,其审美风格清淡,追求真善美的人格类型,儒佛融通以至为文的佛禅运思方式等可与“语丝派”散文比肩。     

徐渭创作实践与"真我"理论的离合

由于徐渭个性表现与人生追求的矛盾有一个从激化到解决的过程,其创作实践与“真我”理论从前期的偏离走向了后期的合一。与此相应,其传记体散文由前期以表现传主的舛错命运为主题转变到后期以表现传主的真率个性为主题,主题风貌由压抑向真率演变。徐渭创作实践与真我理论的离合过程与明代文学由中明向晚明嬗变的轨迹是一致的,这一离合所包含的两重性特征诠释了徐渭在明代文学史上弃故标新的先驱地位。     

徐渭心理畸变对其艺术创作的影响

庶出的地位、畸形矛盾的家庭、坎坷的经历、多舛命运的折腾以及所处的变异社会环境的压抑与逼仄,日积月累,导致徐渭畸变心理。这种畸变心理进而影响徐渭的艺术创作:诗文、书画、戏曲等无不激越、反叛,极尽宣泄之能事。     

徐渭的哲学思想与王学渊源

该文以徐渭的哲学思想为基础 ,探讨其与王阳明心学的关系 ,认为王阳明心学是徐渭哲学思想的主要渊源     

论徐志摩诗文中的死亡意识

徐志摩的死亡意识是矛盾而复杂的,他在深刻体认死亡的悲剧性前提下,又体现出消解死亡的悲剧性倾向。这一矛盾的死亡意识之形成与当时的时代环境、诗人的人生经历和艺术追求有关,也受中西方文化环境中的死亡意识的制约和影响。     

朱自清与徐志摩散文风格比较

朱自清和徐志摩的散文创作风格迥异。他们为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和语体的发展都起到了某种开创性作用。朱自清以谨严适度、幽雅静态和温柔敦厚的抒情风格成就了与我国散文传统相承续的正宗审美风范。徐志摩则以“浓得化不开”、“跑野马”的自由风格反叛传统美学根基,以“欧化”的语体重启了现代散文领域的“审美变革”。     

论徐志摩生态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及其生态理想

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是中国现代生态散文的代表作.作家以留学剑桥大学的生活体验为书写对象,描绘了一幅自然与人文和谐统一的校园生态画卷,表现了作家热爱自然、崇尚生命、向往自由、追求本真的生态理想.徐志摩生态观的形成不仅受到江南地域生态文化与中国传统生态观念的浸润,还受到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与剑桥大学校园生态文化的滋养.     

论南社词人徐珂的词学传承及创作实践

徐珂是清末民初的著名词家,他在诸多方面皆有建树：在理论上,他谨守常州家法,出入谭献、况周颐之间;在创作上,他深于寄托,具有明确的词史意识,风格温婉柔厚,兼得五代两宋诸家之长。在词学研究领域,徐珂在词学由传统授受走向现代研究的进程中,有草创之功,具承前启后的典型意义。     

王学思潮对徐光启几何学义理思想的影响

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的根本动机在于培养有用的“中材”,这类“中材”的主要特征是认真与心细。因此,徐光启重视《几何原本》的心性教化功能。徐光启认为,1)几何学为人人当学之学。2)几何学的功能在于使人“心思细密”,它具有“练心”的作用。3)以几何学为主要科目的教育理想完全有可能实现,因为几何学并不像外人想像的那样晦涩,它具有内在的简明性。这些观点与当时的心学思潮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关联。     

徐渭自刻文集活动考述--兼及《徐文长初集》的刊年问题

徐渭曾三次面对死亡的威胁,而三次威胁又激成了其文集自刻活动的三个活跃期,不甘沉沦的不朽意识是形 成这一重叠景观的内驱力。《徐文长初集》似应刻于隆庆2年(1568,48岁),而不是万历18年(1590,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