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人格观之比较

从文化领域去确立人格定义，即：人格就是一个人最基本品质、品格的总和。屈原与儒、墨、道、法诸家之人格观分内外两层，内层主要为人格典范与人格理想，在这一层，屈原与诸家及诸家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不同。而在外层，各家均有差别，特别是在内核外化形式、与现实的关系及人格操守的坚持性上，各家差别甚大。屈原则与墨家较为接近。从人格观之全面性、完整性、统一性上观察，屈原之人格观当为中华民族之最高标范。今天，中华民族正在复兴，在我们寻求和重塑民族之魂和文化精神时，屈原伟大人格和人格观标范的树立，将具有无可估量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     

屈原李白之异论纲

长期以来,学人对屈原李白多论述其同,然而从比较文学角度而言,更应注意其相异之处。论文从思想人格、创作特征、接受传播三方面简论屈原李白之异,认为屈原李白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文化内涵,成为具有不同意蕴的文化符号,而时代先后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巨大变化以及二人出自禀赋个性气质的不同,是形成其差异的主要原因。     

屈原人格境界终极指向考察

屈原的忧患、孤独及以对死亡的坚定选择彰显了诗人鲜明的文化个性.屈原因忧患而孤独,因孤独至极且理想破灭最终以死殉国,是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导致屈原最后选择自沉.他的死亡并非对内体生命的简单否定,而是其人格境界的终极指向;他的自沉殉节是建立在长期的人格修养基础之上的一种坚定选择,这种坚定选择是儒家"内圣外王"、道家"无待而游"人格境界的双重体现.     

2011年楚辞学术研讨会暨湖南省屈原学会第二届年会综述

屈原及楚辞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也是当代湖南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思想资源。屈原的人格精神至今仍在影响着湖南人的性格,塑造着湖南人的形象。2011年端午节前夕,楚辞学术研讨会暨湖南省屈原学会第二届年会在湖南大学召开,     

从《文心雕龙·辨骚》看刘勰的文化辨骚意识

从长程历史角度看,没有屈原的文学史是难以想象的,而有了屈原的文化史则主要是增加了一种亚文化类型的文学代表者。作为才士,屈原的意义不仅在于其传承了北方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因屈原而存在的楚人多才人格范式及其文本表达对中国文化和文学而言是一种重要发展和必要补充,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的客观理论意义即在于此。     

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鸟瞰——兼述天津“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全国学术讨论会

屈原,这位曾经被确定为世界文化名人的历史伟人,是中国文学、文化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创造性的贡献。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人格、优秀传统中,蕴含着屈原的执著探索与久远影响。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今天,屈原的人格、精神、传统等,理所当然地成为学术界致力探讨的重大课题。     

二十世纪屈原人格研究述论

1906年王国维第一次将西方心理学“人格”概念导入屈原研究,开心理学意义上屈原人格研究的先河。一批现代学者踵武王氏,使屈原人格研究摆脱了古典屈学伦理价值取向的一元局面。建国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当代学者纷纷用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微观研究和宏观审视,并在90年代以后向纵深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以心理学意义上屈原人格研究成果为对象,对二十世纪大陆屈原人格研究进行梳理,进而作扼要的审视与检讨,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论汉代拟骚体的“龙蛇”人生哲学

以屈原为话题的汉代拟骚体,在承袭屈原"清洁"人格的同时又有新变和更定。大一统政治专制下的失志不遇体受,使汉人有比屈原更强烈直接的社会批判。面对屈原之死和自身的生存实际,汉人发展出源于儒、道,以全身远害为特征的"龙蛇"人生哲学。     

屈原与韩国诗人金时习之比较

屈原与金时习分别是中国和韩国古代著名的诗人。两人虽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 ,但他们都处于各自国家最黑暗的时代 ,都有高洁的人格。屈原楚骚“惊采绝艳 ,难与能比” ,而金时习崇屈学骚 ,自铸伟辞 ,其学骚之作是历史上中韩文化有机交融的结晶。     

青灯黄卷与文化守夜——孙犁《书衣文录》简论

"文革"后期,孙犁远离尘嚣,装书修书,并在包书皮上写下了日记式的片段文字。孙犁装书之时,时时达到书人一体的境界,在自伤自悼的情景下,寄寓着自己宏大的文化焦虑和政治焦虑。"书衣文"的写作则是他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心态实录和精神镜像,也是其固守本真自我,保持独立人格,于文化荒漠之中艰苦跋涉,在漫漫长夜之时默默为文化守夜的真实记录。     

论屈原思想的负面价值

屈原在政治上无所作为,除了客观原因,也和自身的消极因素有关,主要表现为:缺乏政治斗争的技巧和能力:强烈的自我意识不仅使他和党人尖锐地对立起来,也将自己的学生推向了对立面,使自己完全孤立起来;屈原在爱情的追求中,表面上是追求道德的完善,实际上反映了他不成熟的心态.屈子精神虽然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建树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其本身的负面价值不容忽视.     

老舍文化视野中的市民世界及其精神内涵

老舍以市民世界畸型的心灵为切入点,深入剖析国民性格的积习和痼疾,开掘其历史文化渊源,并以理性之光寻找中西文化的"熔点"以重铸国民的理想人格,显示了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构想。     

从刘勰的“梓材”说看理想人格的建构

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提出梓材之说,要求君子具备藏器待时的心理素养、内圣外王的道德建构、旷达超脱的人生态度和经国济世的智慧才能,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格的理想范式,但也暴露出中国传统人格理念中重德性而轻知性、重理性而轻感性、重群体而轻个体的历史局限。     

楚辞辩体

“文体”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指体裁，即文章的外在形式；另一个含义是文章的风格，包括影响文章外在表现形式的各种因素以及对风格产生制约和影响的其他一些社会文化因素，如家族、种族、国家、方言、各个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文学风尚等等。在汉代楚辞体之“体”是指风格，不是指体裁。汉代以后历代文人的拟骚之作仅仅继承了屈原取向悲情的文学传统，徒具骚体形式，而没有了楚地鲜明的地域特色。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楚文化如盐化水一般消融在渐渐成熟的汉文化之后，作为一种文体的楚辞悄然发生了演变。     

在洞庭湖畔行吟——屈原湖湘行踪及其诗歌创作

屈原的第二次放逐,宣告了他政治生命的终结,但却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屈原湖湘时期的诗歌创作,开创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全新时代,在中国和世界的文学长廊中放射出熠熠光辉。     

先秦卜居习俗对《离骚》构思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文本中心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兴起,文体问题一度被简单化为语言问题,而文体的创造者和接受者以及文体的创造与接受所赖以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都被挡在文体研究的视野之外。《离骚》文体的创造也与屈原所处时代的风俗对他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离骚》的构思主要围绕"去留"问题展开,这一构思受到卜居习俗及其心理的潜在影响。结合先秦卜居习俗来分析《离骚》文本,可以看到屈原在创作该诗时的内心矛盾冲突及其升华过程对诗体的影响。另外,对卜居习俗对当时人们的影响的梳理,也对正确理解"离骚"题义具有启发意义。     

一个守护公民思想和意志的诗人——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政治抒情诗

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的政治抒情诗以众生平等的情怀,凸现他个人的人性姿态与人格力量。我们在他的吟唱中,感受到了诗人触摸到的是心灵、良知、正义、忧虑与痛苦。他充当美利坚异常敏感的感官,把对生活和对人格的真的追求贯注于诗歌之中。他的诗歌是美利坚公民的生命的血液,养育着这个民族的肉体和灵魂,张扬了公民意识,使民族精神得到升华,诗歌也就成了守护公民思想和意志的战士。     

社会话语的辩证解析--卢那察尔斯基批评观反思

卢那察尔斯基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的最高成就,其批评实践体现着辩证法的光辉,既有对作品特质的社会及时代成因的解读,也有对艺术家生物个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的肯定,但艺术家生物个性从本质上说仍是在对社会与时代的抗拒与超越中形成.同时,特定的语境决定着卢那察尔斯基批评的意识形态规则,这一规则既导致某些越界阐释与功利色彩,也体现着这一语境中批评家的责任.     

黄慎的人品、诗品、诗风初探

黄慎不独在画坛享有盛誉,其诗亦取得相当高的成就,它反映了清初这个特定历史时期坚持民族气节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境遇、性格和心理,体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思和洁身自好、甘于贫贱的品格;其诗风既表现出屈(原)、杜(甫)的沉郁,又带有王(维)、孟(浩然)的细致、清丽、闲远,而又具有自己时代的、个人的特点:比之屈、杜,黄诗更显委婉曲折,格调略觉低沉;其抒情小诗则自然天成,活泼成趣,呈现“深心淡貌”的特色。     

屈原“三闾大夫”考

根据先秦典籍及后世学者的相关资料考证得知,三闾大夫不是官名,而是屈原的爵位称号,只有“左徒”才是官名,是屈原在朝所任的官职。而“三闾”并非是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郢都中的三条闾巷,而是屈原作为大夫爵位所授封地的地名,在今湖北秭归县境内的三闾乡,也就是屈原的故里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