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经典的“生成”语境与“指认”困境——以“十七年”散文的文学史叙述变迁为例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过程中,其"经典指认"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其经典指认特点主要集中在"当下语境"给予它的制约。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性则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强调中国当代文学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性",所以"审美进化论"思维支配着文学史叙述,同时设定了"文学经典"价值的逻辑前提。二是"本质主义"写作受到普遍推重,具体表现为文学因素的"等级划分"。第三阶段从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受"五四文学正统论"的普遍影响,研究主体自觉不自觉地把现代文学经典性作为指认当代文学经典的基本参照和厘定标准。在上述三个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指认亦产生诸多困惑,比如,随着"经典"作家在论证分歧中逐步趋于集中,文学史观的矛盾性也日益凸现出来。"文学本体"论和多重关系中的"文学存在论"之间的裂隙,不但没有得到有效弥合,反而更加扩大了。纯粹审美视野及其以审美进化论作为文学史现象的观照方式,与从整体的社会文化演进及其形成的历史语境对文学史现象进行价值判断的思维方式之间,体现在"文学经典"的认定上已经产生了不少的差异。     

论网际空间的"使用-满足理论"

"使用-满足理论"是一种强调受众主体性的传播效果理论.网络的出现,使受众的主体性得到了张扬,网络"使用-满足"现象表现得特别明显.受众使用网络主要有四种目的一是获取有用的信息,二是宣泄自己的情绪,三是进行情感的交流,四是参与娱乐或打发时间.这些需求都能在网络上获得满足.网络"使用-满足"现象有助于解释"使用-满足理论"的社会和心理根源;也有助于分析"使用-满足"现象所产生的效果.     

《白话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文化演变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于1928年出版,至今一直处于不断地被阐释之中,然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呈现出不同的研究形态。关于《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可分为4个阶段:1949年前杂音交织的白话文学观念论争;1949年至文革结束期间官方话语规训下的"形式主义"批判;1979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新启蒙思潮下的文学史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百态横生的跨学科交叉渗透研究。     

回眸"重写文学史"讨论

<上海文论>于1988年发起"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之后,波及现代文学研究和古代文学研究两大领域.回顾这次大讨论,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8-1990)为"重写文学史"的倡导期,第二阶段(1991-1995)为"重写文学史"的深化期,第三阶段(1996年至今)为"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反思期.     

影视商业化与英雄情结——再谈"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的英雄人物

电影和电视剧的商业化运作是中国影视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因此,中国影视的商业化环境和制作也处在一个过渡和完善的阶段.于是,影视创作相应地出现了一些浮躁、生硬和幼稚的现象,"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中英雄人物的塑造问题就是一个例证."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热潮的掀起除却"红色"招牌、经济利益之外,更有深层的文化心理原因,那就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英雄情结.一些不成功的"红色经典"改编在审美文化判断上出现失误,把商业化运作和英雄形象对立起来,伤害了观众的感情.事实上,影视商业化与英雄情结、英雄形象之间存在着共生共荣关系,"红色经典"的英雄神话带有一定的商业类型特征,完全有可能把"红色经典"中英雄人物的政治神话成功置换为商业神话.从影视商业化的规律看,商业电影、电视剧的制作从来不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而是巧妙地包装主流意识形态话语.     

建构中国电影传播史

在当前的学术语境中,传播史已经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深广性。电影传播史也正在进一步整合电影学和传播学的成果,从以好莱坞为中心的学术传统走向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中国电影传播史(1905-2005)研究中国电影诞生以来迄今100年的传播历史。从历时性分析,中国电影传播经过了1905-1949年间以上海影院为中心的区域传播阶段、1949-1979年间以城乡放映为中心的国内传播阶段以及1979-2004年间以影院放映/音像制品/电影频道/网络视频/各类影展为中心的整合传播阶段;三大历史阶段里的中国电影在传播制度、传播媒介、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等方面各有具体的特征并承载不同的历史使命。从共时性分析,100年来的中国电影传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心理。     

中国辑佚学研究百年

中国的辑佚学研究是从本世纪开始启动的。本文沿着历史的轨迹 ,总结了近百年间辑佚研究发展的基本特点、历史过程 ,对各个历史时期辑佚学研究发展的基本状况、代表学者、主要成果和观点 ,加以总体的概括和系统的评介 ,揭示了辑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演讲形成过程 ,最后对21世纪的辑佚学研究做出展望。近百年的辑佚学研究可相对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发轫时期(清末—民初) ,主要是皮锡瑞“辑佚之学”的提出和叶德辉对辑佚起源问题的探讨 ;二是创始时期(30-40年代) ,主要是梁启超的泛化研究、刘咸的探微研究、王重民的个案研究 ,辑佚现象开始受到研究者的一定关注 ;三是叙介时期(1950 -1985年) ,主要是前辈学者 ,把辑佚学视为一种专门知识和文献现象进行泛化叙介和个案研究 ,又相对分为“文革”前17年(1950-1966)和“文革”后9年(1977 -1985) ;四是理性探讨时期(1986年以来) ,“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些青年学子 ,把辑佚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理性思考和学科体系构建。     

20世纪词学研究成果量的阶段性变化及其原因

对于学术史的研究,人们只习惯于定性的考察,而不注意用统计的方法去定量分析.20世纪百年间究竞产生了多少项词学研究成果?在不同年代成果量有何变化?这些变化有何规律?是何原因?这些问题,迄今没有答案.经全面盘点,20世纪词学研究的成果总量高达22909项,是按指数规律增长的.它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起步初始阶段(1901-1932年),成果总量为476项,年均14.9项;迈步发展阶段(1933-1955年),总量为1496项,年均65项;踏步缓行阶段(1956-1978年),总量为3322项,年均144.4项;跨步腾飞阶段(1979-2000年),总量达到17615项,年均800.7项.1933-1936年词学研究成果量第一次快速增长,得益于词坛领袖龙榆生和他主编的<词学季刊>的倡导. "文革"十年词学研究成果量仍能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则是由于"海外军团"的崛起.1979年以后词学研究飞速发展,与思想解放、经济发展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而与教育制度的变化和出版传播事业的发展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     

新中国史学50年

新中国50年的史学，可以以十年“文革”结束、特别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具体地说，又可以分成四个阶段：共和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是第一个阶段，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确立，史学工作者学习、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在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和特点、历史发展动力以及史学工作诸问题上展开争论，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史学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但总的说来，各个方面还是取得了重大进展。“文革”十年为第二阶段，史学遭受空前的摧残，留给人们是痛苦的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1990年为第三阶段，历史学在反省和各种思潮碰撞中向前发展。199O年以后为第四阶段，历史学在重新学习与深化认识中不断开拓。     

我国高校德育目标的演变过程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校德育目标的发展经过了"文革"之前(1949年～1966年)、"文革"时期(1966年～1976年)、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992年)、新时期发展阶段(1992年～至今)四个时期.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四大问题重社会需要,轻视个体需要;重政治需要,轻视生活与心理需要;缺乏与中小学德育目标的衔接;重眼前利益,缺乏对大学生未来发展的关照.     

余华小说中的文革记忆

在某种程度上记忆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向,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余华的童年记忆--文革记忆无疑也深刻地影响着余华的创作,但是这种记忆是有选择的。他80年代的作品中,文革记忆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暴力叙述主题的内因;90年代,文革记忆直接进入余华作品中,但对现实政治作了很大程度的过滤。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史与反思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历来有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的优良传统。大致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历史进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建立前;第二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大革命;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至今。这三个阶段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呈现出一个整体的面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认识正在不断地深化。总结其特点,反思其经验教训,有助于更好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主题先行:文革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构思局限

文革时期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在构思上存在着主题先行的历史局限,这一局限导致此类作品的主题和情节出现大面积重复和雷同。文革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构思局限性所带来的不是文革文艺设计者所期待的振奋和昂扬的接受状态,而是一种被动、疲惫的审美状态。     

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

有人说“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我以为,只有国内学者做出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才可能真正提升文革研究的层次和品质。其实,这些年中国的文革研究一直在进行,上海的文革研究亦并非是块“不毛之地”,其史料有著作、辞典、方志、大事记、报刊等出版物类;有档案、群众报刊、传单、民间日记等非出版物类。上海文革研究要在学术层次上有所提升,必需从搜集、整理史料着手。     

论“文化大革命”口述历史的学科建设

随着"国史"研究的日趋繁荣,对"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和反思也成为史学界的热点之一。但是从目前总的情况看,该领域对方兴未艾的口述历史的引入和学科建设重视不够,从某中程度上影响了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深层次的历史透视和科学研究。本文仅就在"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中大力开展口述历史学科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及其原则进行了论述。     

中国留学生研究的历史考察

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从清末露出端倪,至“五四”之后的20年代逐步向前发展,初步奠定了根基;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时期则基本停滞,20世纪80年代重新崛起,发展势头强劲;90年代之后持续升温,研究队伍和研究领域都有大的拓展,成果斐然。台湾和香港的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比较活跃,国外的研究则主要放在曾留学他们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近代以来中国乡村基层政权的三次转型

由清末到国民政府垮台时期的第一次社会转型中,传统士绅的衰落与基层政权的建设相互影响,结果是基层政权的"内卷化",乡村社会出现了动荡和混乱,国家陷入了总体性危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的第二次社会转型中,国家成功地将政权的触角延伸至基层农村,以各种手段形成了对农村的强力制约,即使如此,基层社会也并未完全丧失自身的行动能力;当前第三次社会转型下处于改革进程中的乡村基层政权,由于国家权力的部分分权显示出了更大的弹性和自主性,在与各方利益的互动中形成了自身独立的利益追求,所引发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     

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李达史学思想是李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李达思想众多研究领域中,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稍显单薄,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集中在李达的唯物史观研究,李达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研究,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影响研究等四个方面。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20世纪30年代;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阶段是繁荣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不过,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仍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缺乏从史学理论的高度对李达的史学思想进行整体的考察和系统的概括;第二,缺乏从史学近代化的视角来考察李达史学思想的地位;第三,缺乏对李达的史学观和史学方法及其运用方面的研究;第四,缺乏将李达与同一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论“文革”对鲁迅的研究

文革时期对鲁迅的研究,与文革特性高度一致,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远离对象本体,为我所用、削足适履,在研究内容上将鲁迅设计为"角斗士";在研究路径和研究队伍上呈现为一种非常态,完全抛弃学术立场、学理原则,丧失了文学研究的独立品格和主体精神.     

《朝霞》:文革后期文学主流及其叙事策略——《朝霞》月刊研究之一

1974年1月在上海创刊的文学月刊《朝霞》,产生于“文革”后期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它的创刊和运作直接而且集中地显示了文革后期以“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目标的主流文学叙事及其意识形态。通过样板媒体《朝霞》不仅可以透视文革后期主流文学的叙事策略,而且也有助于把握文革时期极左文艺思潮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