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高校红色经典传播与教育模式探索

＂红色经典＂作为受众最广的艺术形式,在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素质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以数字技术、互联网、移动通讯技术等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具有信息资源丰富和沟通方便快捷的优势,深刻改变着高校学生的思维方式、心理意识、语言和日常行为方式,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机遇与挑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和把握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努力探索新媒体平台下开展＂红色经典＂传播与教育,并进而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水平的新途径、新方法。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

文学艺术界关于"红色经典"经典地位的学术争鸣正在继续,本文试以经典一般所应具有的经典品性为参照系,着重论述"红色经典"的超越时空性、内涵普适性以及民族文化史诗性特征,进而说明"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也以此与陈思和教授等对"红色经典"持质疑态度的学者相商榷.     

论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红色经典”为例

尽管“经典”的话题已经成为研究界的热点之一,但鉴于目前的研究仍然处于理论探讨阶段的现状,笔者以为关于“经典”的研讨最终还是应当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上。不过,即使如此,经典还常常由于其层次和书写上的差异,在具体研究上存在着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的现象,为此,本文将以红色经典为例,具体论述二者之间的概念差异。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论“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

由于内在机缘和外在契机的双重影响,"红色经典"的改编与重拍在近年来出现热潮,但改编后的影视剧却未能重现昔日的"经典"。故事模式、人物形象和爱情戏的掺入,使其与原著在精神内涵上相差太远,并在商业运作的导向下,呈现出媚俗化倾向,越过了观众的接受底线,从而招致非议,这不利于影视剧自身艺术的健康发展。"红色经典"的改编和重拍是必要的,但是在提防媚俗化商业倾向的同时,如何再次成为经典,这是其作为艺术自身价值最重要的体现。     

经典文本的变迁与历时传播--以《红岩》为例

经典文本往往经历较长历史时段的传播并发生种种变迁,以传播学通常采用的共时传播研究方法,无法探究出其全部传播效果。本文首次提出历时传播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与模式,并以《红岩》为个案,探讨了经典文本的历时传播规律。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革命”旗帜下的“罪”与“罚”——“红色经典”中“复仇情节模式”研究

"复仇"作为传统母题之一,在不同的时代、不同作家的文本中有着不同的书写模式,对此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文本及作家。传统复仇文学中的复仇书写常常遵循"为富不仁——投告无门——暴力复仇"的三步走模式,在"红色经典"文本中得到继承的同时被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为富必不仁——投告总无门——武装革命"的新情节。这是传统复仇文化与现代阶级观念合谋的产物,同时是作家自觉地放弃了某些独立思考与追求配合政治宣传的结果。     

政策解读的传播模式与传播效果评估研究

政策解读是推动政策得到良好执行的重要手段,因此,梳理政策解读的传播模式,建构传播效果评估的方法,推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媒体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就显得格外重要。政策解读的传播模式根据传播渠道与传播关系的不同可分为直线模式、压力模式等七种。对政策解读传播效果的评估将以"政府—媒体—公众"的互动为分析框架,针对信息发布主体、传播中介以及受众确定相应的评估指标与方法。     

网络时代新闻传播的“把关人”

“把关人”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进入网络时代,传播技术的进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把受众从传统大众传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新闻传播的方式及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促成了“把关人”的观念转变、凸现了“把关人”的专业优势、放大了“把关人”的长效功能。要维护新闻传播的公信力,“把关人”角色不能缺失,“把关人”的社会责任重大。     

试论儒家思想的对外传播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当前在对外传播中面临着缺乏系统的对外文化传播战略、缺乏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文化帝国主义长期威胁、缺少强大硬实力支撑、网络传播媒体飞速发展等挑战,必须尽快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家思想传播战略,即构建国家文化传播战略体系,优化儒家思想传播内容、创新儒家思想传播体制,培育传播人才、讲究儒家思想传播策略,推进儒家思想传播主体与渠道多元化,提高儒家思想网络传播水平。     

从思想政治教育传播角度探讨增强公益广告的实效性

通过概述带有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性质的公益广告缺乏实效性的现状,挖掘其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而探讨增强其实效性的对策,对于深化公益广告在思想政治教育传播中的作用以及完善对公民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论抵押权的实现

抵押权的实现是抵押权制度的核心内容。抵押权实现的方式,应依《担保法》的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折价或拍卖、变卖方式。房地产法限制房地产抵押权的实现仅以拍卖方式,不利于抵押权人权益的实现。在一物上数个抵押权并存时,其受偿顺序应采取顺序固定主义;一般抵押权与法定抵押权并存时,法定抵押权应优先于一般抵押权获得受偿。     

传导机制·行为反应:兼论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传导机制,尤其是传导机制中微观主体的反应及其行为调整,财政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是体制约束、微观主体数量、消费倾向、预算约束、信息传递效率与政策工具作用时间的函数。在此基础上,我们重新解释了积极财政政策失灵的原因,并对稳健的财政政策工具选择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     

《说文解字》的字典编纂成就

<说文解字>在中国字典编纂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后世产生了非凡的影响.其在字典编纂上的成就主要表现为它首创了部首分类编排法,确立了"据形系联"的原则,运用了形音义相结合的释字方式等几个方面.     

行政行为效力体系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行政行为效力理论研究是行政法学领域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学术界对于行政行为效力基本概念的理解及理论术语的运用仍存在较大分歧,还没有形成一个科学、完整的概念体系.我们认为,行政行为效力体系的构建不仅要有理论自身的自洽性,而且要能够揭示行政行为效力的本质属性,体现行政管理的特色.就行政决定的效力内容体系而言,可划分为存续力、既决力和实现力;行政决定的效力具有相对性和动态性.     

对联与意境

对联作为汉语言独特的文学样式,是汉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本文拟从对联意境的分析着手,利用"意象的和弦"、"假平行"等原理对意境的生成进行探讨,说明对联对拓展思维空间,激发想象力的积极作用.     

论历史事件词语语义在公共话语中的语言效应

历史事件词语的语义，蕴含和承载着涉事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在现代网络传播条件下，其语义在传播流动中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号召力和凝聚力，这股力量可以在正反两面影响公众人物的公共话语表述。     

周易世界符号化和数字化的成就和不足

世界符号化和数字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象征,中国古代比西方更早进行世界符号化数字化的探索,这就是易经及其后发展起来的象数易学。它对中国古代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天文历法、音乐和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6世纪以后,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开始落后于西方,从外在的原因来看是由于以伽利略为代表的寻找自然现象间的数学关系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内在的原因说来,是周易世界符号化数字化的理论存在一些不足:如重符号关系不重数量关系,其符号系统不利于表述思想和对实用性的过分追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