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促进至善是人之道德义务”命题的义理基础与实践指向

康德至善论中有一个颇具争议的核心观点,即每个人都负有“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而为何“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他并未清晰地阐明。对此,许多批评者不仅明确质疑“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而且质疑它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实践意义。通过深入分析至善与道德法则紧密的义理关联,可以发现,康德之所以将“促进至善”设定为人的道德义务,根本原因在于至善是人的理性道德意识潜在映射的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后者构成人的道德实践必须预设的一个背景性条件。基于此,康德认为,当至善以道德法则为基础,就能够且应当完成对纯粹意志的完整规定,而一旦至善获得规定意志的合法权利,也就存在着“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这项义务的特殊性在于,“促进至善”本质上是一个与“义务的后果”相关的实践命题,充分发挥着对其他义务的范导性作用,即通过“一个目的之整体的理念”,使所有道德性的义务能被系统化为一个统一整体,共同致力于理想道德世界的创建。     

康德论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对康德而言,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宗教哲学问题。至善是联结道德与宗教的桥梁,至善不蔑视幸福,但在至善中,配享幸福的德性具有优先性;而德性只有在预设自由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因此,在本质上则是自由具有优先性。自由作为康德之道德与宗教的最高精神,实则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伦理学中,自律伦理学取代了他律伦理学;在宗教哲学中,一种理性的、给予人自由和尊严的道德宗教取代了传统启示的宗教。     

康德至善论探析

至善是康德纯粹实践理性追求的最高理想和目标,是德性和幸福的统一。德性是其中的首要前提,没有这个前提,至善就不能成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也就不存在至善是否实现的问题。康德为了实现至善设定道德规律和道德公设,但是至善论存在困境,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不过,至善论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康德道义论之自然目的论审视

在道德学中,道德性的最高原则及其有效性不需要自然目的论的预设,在推理某些具体 义务时,自然目的论起到了假设的作用,这种假设在 《判断力批判》中得到了详细的探讨;自然目 的论在至善论中起到了根本的作用,自然的目的以道德目的论为基础,道德目的论的依据是实践理 性。由此,康德之道义论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及其结果至善,从而彰显人在宇宙中的价值。     

自由:通向人类希望之路——对康德《实践理性批判》辩证论的一点思考

本文对于把康德伦理学看作信仰主义的传统观点提出了异议。作者由至善概念及其中包含的道德和幸福的二律背反入手,分析了至善与实践理性的三个悬设的相互关系,认为自由是至善成立的充足条件,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是至善成立的必要条件,应该把道德的神学与神学的伦理学区别开来。     

义务、自律与至善——康德伦理思想中的几个重要范畴分析

在康德看来,真正的道德行为不仅必须出于义务,而且也只能出于义务;只要是出于义务的行为,无论其效果如何,都必定是道德的行为。康德所谓的自律,提升了道德的主体性,但他又把自律变成了没有任何内容的空洞形式。康德把至善当作一种道德理想,当作一种在现实世界中难能而只有在彼岸世界才可能的圆满的善。但实际上,至善并不能解决道德与幸福的关系问题。     

试析康德“至善”概念

至善概念在康德伦理学乃至整个批判哲学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由于康德论述的歧义性,从而在学界引发了诸多争议。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对相关的文本梳理,区分出至善的内在和超越两种维度,并指出康德对此概念的使用是一以贯之的。康德的至善理论是对其形式主义伦理学的重要补充,同时也使得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过渡成为可能,即实现了康德哲学建筑术上的统一。     

幸福的价值辩证——康德的幸福观及其启示

康德在对实践理性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对幸福进行了合理的价值辩证,一方面,他完全否定幸福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与直接目的,另一方面,他又肯定在意志受到道德法则规定的前提下,幸福可以作为意志的欲求对象,并且与德性可以结合为完满至善。这样,幸福作为自然的善就是德性范导下的一种价值,是完满至善不可或缺的要素,也是一种合乎义务的目的,更是人道的优雅生活的重要内容。     

生之为人的尊严：意志自由与理性自律——康德道德人格分析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通过论证意志自由和理性自律,展现了其理想道德人格的本真精神;从意志自由的逻辑起点到理性自律的至高点,再到自由和自律统一的内在人格魅力,展现了成熟自觉的道德人格的深刻内涵,赋予人以无上的人格尊严。康德道德人格理论在现代中国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儒家伦理、道德层次论的启迪

儒家伦理、道德的层次论,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宝贵资源。我们以往讲伦理道德没有区分出层次来,要求人们一步到位,效果不佳。我们以传统伦理为镜,研究今日伦理道德层次性,意义重大。     

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精神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学科意义、实践意义。是精神性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始终遵循一定的伦理道德标准,按照一定的伦理道德原则塑造人、培养人,把伦理作为一种生存生活的方式,促进人性的完善和人的价值的提升,最终的旨归是追求向善。对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形而上的伦理探究和考量,体现的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观照。注重人的伦理存在的方式,尊重人、关心人,在“人”的活动中、在“生活”的实践活动中、在“正义”中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精神。     

伊格尔顿的“文学与道德”观

伊格尔顿站在马克思主义现实批判的立场,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思想,认为文学运用仪式、表演、修辞、话语等多种手段,建立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实践关系。一方面在言语行为中实现了自身的目的,即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最高的善,另一方面通过读者不断体味文学作品所展示的言语行为,对社会产生道德效应,修复人类生存处境。因此,文学成为了在言语行为中自我实现、自我完成的事件,而道德性是构成文学共相的主要特征。文学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形式,是人类应对和处理现实问题的策略,道德意义在此具有关键作用。伊格尔顿高度评价了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怜悯”与“恐惧”的悲剧观念,但他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只是以自我为中心理解德性,认为应该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揭示德性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呈现,具有互惠性。基于此,伊格尔顿运用精神分析学说阐述了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悲剧的伦理功能。     

借鉴道德发展理论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

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主要包括道德发展观、道德教育观、教育主体观、教育渗透观和德育方法论。这些理论对我国德育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探讨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将其理论和思想借鉴到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于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圆善与启蒙

圆善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客体对象和终极目的,在康德哲学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道德律即通过它而导向（道德）宗教。所以圆善既标明了道德哲学的完成,又是道德神学的起点。这一特质,决定了其深层的世俗性与神圣性的二维精神结构及其张力。这一二维结构根本上与启蒙精神相关,启蒙理性与进步理念直接塑造圆善的内在精神结构。     

大学生自我教育能力培养探析

当前价值观念多元化,不少大学生思想迷惘而混乱。因此,帮助大学生们明辨是非,提高道德判断力和自我教育能力,是当前高校德育和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新的课题。自我教育是道德教育的方法之一,是个人在道德修养上自觉能动性的表现。加强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对于克服当前高校不利于培养大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管理模式,如"压制式"管理、"包办式"管理、"片面式"管理等带来的弊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邓小平思想道德建设理论的层次性原则

邓小平在思想道德建设理论中,提出了在社会主义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道德准则,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德要求,对道德原则的理解也分为不同的层次,这一层次性原则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理论,对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需要层次理论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从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视角探讨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揭示了人的需要发展的一般规律,正确地运用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需求进行合理分析,并预见其发展趋势,进而有针对性地运用相应的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对增强思想教育的效果,提高其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积极推动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