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行政院行使权力的困境（1932～1935）——以推行保甲制度的程序为例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在内忧外患的施政环境中，由于军权的介入，制度上的权力在实际运作中陷入了困境。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两者之间是平行及互不隶属的关系，但行政院应当处于权力的核心。然而通过各省市停办自治办理保甲的程序考察，发现行政院制度上的权力与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行政院权力运行出现困境，必然导致军政一体化的产生，其后果是阻碍了国民政府治权的真正实现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国民政府行政院行使权力的困境(1932～1935)——以推行保甲制度的程序为例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在内忧外患的施政环境中,由于军权的介入,制度上的权力在实际运作中陷入了困境。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两者之间是平行及互不隶属的关系,但行政院应当处于权力的核心。然而通过各省市停办自治办理保甲的程序考察,发现行政院制度上的权力与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行政院权力运行出现困境,必然导致军政一体化的产生,其后果是阻碍了国民政府治权的真正实现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     

政府行政程序法定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分析

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行政与政治一直都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任何行政制度的设定都必须与整个社会的政治环境协调发展;行政程序法定化系统工程的启动亦有其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特定的政治生态环境同样要求有特定的行政程序与之相适应。     

环境行政管制困局的立法破解——以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为中心的解读

我国环境行政管制存在着管制不足、不力和不能的困局。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的提出及我国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立法体制,为《环境保护法》的修订提供了机遇和社会政治基础。与环境行政管制制度的扩张与强化相比,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在环境行政监管体制规定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对环境行政管制的监督和制约主要体现在行政机构内部监督与问责、人大监督与督促、司法监督与督促、公众与社会监督督促四个方面;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确立了公众参与的环境法基本原则,作出了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规定,对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予以专章规定,保障了公民在环境公共治理中的基本权利。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党国"体制下公务员制度的变异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制度的建立,既是孙中山思想的体现,也是近代政治制度发展的追求.但"党国"体制下的公务员制度的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保证国民党的政治利益.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对人才的需求与公务员制度的"政治中立"原则相悖,造成了意识形态化标准与公务员选拔制度的两难,进而不可避免地使得国民党的"党化"标准渗入公务员制度.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公务员制度在承受"党国"体制的巨大压力下不断地扭曲与变形.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共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制度之比较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吸纳国民党的做法,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了专员公署制度。国共专员公署制建立的历史背景不同,双方颁布的专员公署组织法规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各有特点,机构编制亦有区别,经费差别较大。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同样的行政制度,在不同政权中,其政治位置、处境以及前途命运有很大差别。     

On Comparis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Supervisory Commissioner's Office System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1930s-40s of the 20th century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吸纳国民党的做法,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了专员公署制度.国共专员公署制建立的历史背景不同,双方颁布的专员公署组织法规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各有特点,机构编制亦有区别,经费差别较大.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同样的行政制度,在不同政权中,其政治位置、处境以及前途命运有很大差别.     

试论民初孙中山在北京的政治活动

１９１２年８月孙中山第二次到北京，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与袁世凯的会谈，不能不说是大胆的策略应用；孙中山主持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国民党的成立作为历史演进的一个过程来看，有其积极意义；孙中山在民国建立伊始就提出要变农业的中国为工业的中国的目标，提出从修筑铁路入手以发展经济，还提出“开放主义”，引进外资，表现了一个革命家的远见卓识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完善

行政问责制在我国虽然源远流长,但是一直未形成明确的,行之有效的运行体系。作为2000年以来颇为引起关注的一项制度,行政问责制是公共行政基本原理的具体要求,体现了权责一致的民主政治发展要求,也是改善中国政治环境和促进我国政治与国际化接轨的现实需要。特别是2008年以来,突发事件、公共事故频发的情况下,建立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是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迫切需求。但是,我国各级政府在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进程中存在诸多困境,急需加以制度化和法律化规范,并且完善配套制度。     

论“以德治国”的政治环境

重视政治环境的建设与完善是实施“以德治国”的内在要求。重视政治环境建设,要完善民主制度,加强宪政建设。扩大基层民主,提高政治参与程度。落实制度反腐,完善廉体制度。加大反腐力度,坚决消除腐败。从严治党,形成道德示范群体。从严治政,加强行政伦理建设。     

“三权分立”与“五权宪法”思想三大比较

孟德斯鸠系统地阐述了"三权分立"的思想,并明确提出了分权制衡理论.五权宪法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中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思想的重要发展.对"三权分立"与"五权宪法"的比较,应从两大思想的立论基础、构成形式和分权实质等方面入手.虽然"三权分立"与"五权宪法"思想都有历史局限性,但不可否认,它们是中西政治思想发展史上两座辉煌的历史丰碑.     

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势力宪政思想与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之比较

随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思想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势力提出了一系列的民主宪政思想。本文拟将中间势力民主宪政思想与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作一比较研究,以明确二者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从而深入理解这两种处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思想。     

“五权宪法”与“三权宪法”之比较

孙中山先生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古代的考试权和监察权，创立了独具特色的“五权宪法”理论。“五权宪法”与“三权宪法”的不同不仅仅表现在五权和三权的形式上，更体现在理论基础、实现方式以及制度设计的理念等方面。     

略论王宠惠与孙中山交谊的历史渊源

王宠惠早年在孙中山的带动和影响下从事革命活动 ,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追随者 ;辛亥革命时期是二人在政治上联系最紧密的时期 ,王宠惠成为孙中山在外交等方面的得力助手 ;袁世凯窃国后 ,王宠惠投身北洋政务 ,但与孙中山仍保持了密切联系。孙中山是以救国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 ,而王宠惠则是学者从政型的技术官僚     

论孙中山对国家建构的探索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建立起体现资产阶级利益诉求的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为维护资产阶级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孙中山着力于国家建构的探索,其重要表征一方面是发展和完善三民主义,试图以此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为践行权能分治和五权宪法的政府管理模式,设计了政党权力,并试图将政党权力转化为国家权力,由"以党治国"而"党化国家",由此草创了"党国体制"的国家建构模式。孙中山为维护民主共和政体所作的国家建构的努力是创造性的,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陈嘉庚与孙中山交往考

20世纪初,陈嘉庚接受并追随了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政治生涯与社会公益活动从此深受三民主义的影响。陈嘉庚对孙中山的崇敬之情并不因孙中山的逝世而消散,反而不断得到升华。从林文庆就任厦大校长与集美学村名称由来两个事件上可知,陈嘉庚与孙中山虽然未有深厚私交,但是他们的友谊建立在对民族大义的关怀上,显得尤为珍贵。     

宪法权威的生成之道:宪法解释

在中国,宪法更多的是从政治意义上被阐释的,许多与宪法相关的问题往往要从宪法之外去寻找宏大的理论话语。然而,这种方式会销蚀宪法的至上权威。因此,欲建立宪法的至上权威,就必须从宪法解释入手,通过以宪法文本为根据的宪法解释解决宪法的相关问题,这才是宪法权威的真正生成之道。     

反省和探索:孙中山民主理念中的政党观

纵观孙中山一生政党思想的流变轨迹,与其五权宪法思想的发展相适应,在议会政党政治问题上,其立场经历了从初期的模糊暧昧到因应形势下两度认同最后又偏离排斥的"扬弃"过程。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孙中山在民初维护临时约法、并以代议民主的政党政治作为反对专制统治的武器的同时,也对这个武器进行了批判。这凸显了孙中山矢志共和、"与时俱进"地探索和建立合乎中国国情的政党政治体制的可贵精神。     

作为根本法与高级法的宪法及实施路径选择

我国1982年宪法序言宣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这对源自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人权观的接受,实则是承继了根本法之观念。高级法观念自古希腊始即贯穿于西方法文化传统之始终,我国宪法的高级法地位既是一种宣告,同时还以宪法法律规范的形式予以实证化。在我国,如何实施宪法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其具体路径可借鉴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在刚果金案中主动向具有法律解释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释法的实践经验;同时,在我国宪法监督体制不变之前提下,对相关制度与程序做补充完善,以适应宪法实施的需求。     

辛亥大牌局中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各派政治势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各有坚持,也各有妥协与让步,终于使一场以暴力发难开始的大革命以南北和解五族共和而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清廷、清政府、孙中山、革命党、立宪党人以及袁世凯和新军将领等,都各有不同作为。文章根据相关史料重新排比新军将领段祺瑞的言论与活动,揭示其在辛亥大牌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是一个绝对称职的操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