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会要辑稿》的史料价值及其存在问题

一 要想正确了解《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辑稿》)的史料价值,必须掌握宋代历朝所修《会要》的编纂、流传情况和《辑稿》成书的过程。关于这方面,汤中在《輯稿》影印之前,著有《宋会要研究》一书,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研究。 《宋会要》为宋朝的官修史书。当时朝廷于祕书省设立会要所专司其事,与国史实录院、日曆所相并列。其纂修规模之大、资料来源之广泛、直接,可以从当时祕书省为     

《宋史》列传的材料来源及其问题与展望

[提要]《宋史》是宋代研究最基础的材料,其中列传占了全书的52%,共记载了宋代两千余人的相关史实。列传材料来源主要有宋修国史,宋人文集中的神道碑、墓志铭、行状、序、赞、传、书信,宋朝私家所修史料、笔记,以及方志和宋人诗文的当代注释等现成材料。《宋史》列传的来源材料及宋史编撰者对这些材料的使用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严重削弱了该部分的价值与意义。《宋史》中的志、表部分已出现多部补正专书,列传仅有系列单篇补正论文,有必要结合原始来源材料,对列传部分进行全面、系统地补正和考辨。     

高岱《鸿猷录》考析

高岱的《鸿猷录》是第一部明史纪事本末体著作。所据多为当代人的传志、奏疏、案牍,对明朝自太祖开国至世宗嘉靖二百年的军政大事有较完备的载录。许多记载不见于实录,可补实录之缺,史料价值颇高,成为后世史书的重要渊薮。史书中体现了高岱＂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     

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清代承继此前的史学传统,建立了史料储备和征集制度,为《清实录》的修纂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原始材料,使实录成为清代史料的一大总汇,经过它的编辑和纂修,清史杂乱的档案得到第一次清楚的梳理,并以易查易读的特点为后人所重视,或摘录,或取用,或改编,或融汇,成为《清圣训》《东华录》《清国史》《清史稿》《清会典则例》《皇朝文献通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等一系列清史著作的史料来源。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     

明代宋史著述关于《宋史》史料之增补与纠谬

元修《宋史》的粗陋屡遗后人斥责，改撰重修者接连不断，其中以明人成绩最为显著。由于元修《宋史》利用了大量的《国史》和《实录》等第一手史料，使得该书在史料价值方面占有绝时优势。明代宋史学者对此有着清楚地认识，因而并未抛弃《宋史》史料，而是本着求实存真、广征博采的原则，对《宋史》史料扩充补遗、考辨纠谬，尤其在人物传记和南渡诸事上增添了丰富的内容，使得宋史记载更趋真实、完备，亦为后人的进一步辨析准备了条件。     

私家传记与《宋史》列传关系考辨——以行状为中心

宋代私家撰写的碑志行状,是国史馆修撰臣僚传记的重要史料来源。元代修撰《宋史》列传大致保存了宋代国史和实录的原貌,可以推知其主要内容也是来源于私家所撰的碑志行状。但是,由于两者性质和立场不同,《宋史》列传和行状在叙事语境、史料取材和人物评论等方面呈现迥然不同的面貌。在叙事语境上,前者侧重整体,突出国家兼顾个人;后者侧重个体,突出个人兼顾家族。在史料取材上,前者求真求实,后者兼采虚诞之谈。在人物评论上,前者褒贬分明,后者有褒无贬。总之,《宋史》列传与私家传记在史料价值上各有短长,不应盲目抬高官方正史,也不应刻意贬低私家传记,两者参考互证,才能获得更加客观的、全面的认识。     

宋会要研究备要(目录)序

《宋会要》是根据《实录》、《日历》、《国史》档案等资料按类分编的宋代各种制度,为研究宋史的基本资料。该书原本皆已散失,仅存《永乐大典)辑本。过去对此书编写过各种目录,也发表过一些研究文章,在刊行这本目录的时候,参照有关资料,将《宋会要》的编纂、现存徐松辑本的由来,以及各种目录,提出一点看法。     

章学诚对《宋史》的批评与改撰

在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中,由《史记》和《汉书》开创的纪传体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纪传体史书在二千多年的发展中渐渐产生了弊端,至《宋》《元》二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章学诚考察历代纪传体史书的流变与得失,选择《宋史》作为鹄的,对《宋史》诸表、诸志、列传等展开深入的史学批评,提出设置人表类例、明确修史义例、记事客观公允等编撰要旨,进而提出了改撰《宋史》的基本构想即传以纪事的新纪传体裁。他的史学批评具有极高的辩证性和公允性。     

论宋代传奇小说叙事的实录色彩

传奇小说的"立身之本"在于虚构,即创作者有意识地虚构故事,借故事来传达主观情志,但宋代传奇小说在虚构的同时,还保留了实录的叙事风格,以期备补史阙。这在宋传奇的题目、开头、结尾和语言上都有所体现。探其原因,一方面,宋传奇的文体渊源可上溯至史传,实录是宋传奇对史传叙事方法的一种继承;另一方面,在宋人的小说观念里,文言小说仍是史书的附庸,因此应当与史书一样秉笔实录。宋代传奇小说对实录补史的追求,是文言小说自身发展规律与宋代时代精神结合的产物。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农民起义领袖杨再兴考

<正> 据《宋史》卷26—31载宋代有两个杨再兴,一为岳飞统制,一为农民起义项袖.前者与金人战,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死于河南小商桥,载于各史书,誉为民族英雄.后者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反将,称“贼”,称“寇”.由于历史的偏见各种史料都没有详细记载,致使不少地方志与研究宋史的今人将两个杨再兴混淆.为辨正误,笔者对农民起义领袖的杨再兴有关史实考证如下:     

再谈张荫麟先生之宋史叙述体系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金毓黻《宋辽金史》等通史和断代史著作,在叙述宋代历史方面虽各有特点,但因修史之意旨及作者之专长所囿,均未能以简明之目,统摄有宋一代历史之全貌,以成合理之叙述体系。张荫麟先生以简驭繁,拟定五章内容撰述有宋一代历史,可谓高屋建瓴,尽握其要,不仅呈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大势,而且包举三百余年丰富历史内涵之大端。其对宋史问题多有发轫,亦与构建宋史叙述体系密切关联。张荫麟先生构建之宋史叙述体系,对以后有深远影响,其中直接受到影响的是方豪先生所著《宋史》。     

从《容斋随笔》看洪迈的历史编纂思想

洪迈在《容斋随笔》一书中多有对历代史书的评论,通过这些评论我们可以看出洪迈的历史编纂思想。他强调在撰写史书时要坚持＂据事直书＂的实录精神,并且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之上＂去粗取精＂,同时对史著语言提出了自己＂精益求精＂的要求,最后回归于＂辨明正统＂的编纂原则,实现其作为一位优秀封建史家的历史诉求。     

图像视域与宋史研究

尽管宋代在图像视域留下了足资利用的丰裕资料,而宋史学者出于宋代传世文献对研究已具自给自足性,也相对缺乏有关专业学养,在图像视域则明显缺位。为深化研究,拓展视野,宋史学界亟须涉入图像视域,在社会经济与生活风俗、政治思想与制度礼仪等诸多领域充分发掘图像资料的独特价值,绵密梳理文献史料为图像史料补充历史细节,有效借助图像史料为文献史料呈现真实具象,积极推进图像史料与文献史料的互动、互补与互证,以期收获相得益彰的学术成果。在美术史界为宋史学界提供更多的成果与方便的同时,宋史学界尤其应该强化参与意识,与美术史界亲密互动,培植图像研究的自身学养,注重图像视域里历史文本学的自我训练,努力开拓宋史研究的新生面。     

《江邻几杂志》史料价值研究

《江邻几杂志》是宋代江休复所写的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笔记体著作,该书所记皆为杂事,内容多涉及宋代的朝野掌故、逸事轶闻、礼仪、饮食、服饰、丧葬等方面,少量涉及前代。鉴于此,《宋史·艺文志》将其列为小说家类,但此书绝非委巷俗谈可比也,多为作者所见所闻,具有补史证史的作用。     

《宋史·文苑传》的史料来源与史料价值

《宋史·文苑传》本之于宋代列朝《国史》,它最大程度地再现了《国史·文苑传》的原来样貌。《国史》是,则《宋史》是;《国史》误,则《宋史》误;《国史》失载,则《宋史》失载;《国史文苑》有传,则《宋史文苑》有传;《国史》以宋人碑志、文集、笔记为史料来源,《宋史》亦若合符契。元修《宋史·文苑传》之舛误,如人名、地名、生卒年、籍贯、世系记载不确或有误,系年颠倒失次,人名、事件张冠李戴,转引他书而不细读原文,遂失史实,引私家著述而不加考按,遂成虚美隐恶,等等。其始作俑者,多为宋人,而非元人。元人在个别地方,对《国史》加之增删改易,自有义理,并非尽为败笔。《宋史·文苑传》秉笔直书处多,史料来源可靠,无私家著述曲意回护、易流于小说家言之病。它折射了宋代《国史·文苑传》的取舍标准,具体诠释了宋人所理解的"文"的内涵,涵盖了宋代《国史》本身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全宋词》黄定小传订补

南宋状元、词人黄定,《宋史》无传,史料记载较少,清陆心源在《宋史翼》中亦未作补充。《全宋词》黄定小传因属草创,故甚简略,且有讹误,根据《宋会要辑稿》、《南宋馆阁续录》等文献,对其生平事迹可作很多订补。     

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

张居正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作为政治上考成法和经济上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的推进者,他在史学领域也掀起了一场革新:恢复并改革起居注制度,为官史修纂储备史料,并以此为契机约束日益膨胀的皇权;在主持修纂《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官史时,将考成法应用其中,极力推行“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改革措施,使史馆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并为后世修史树立了典范。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李焘父子考辨札记

李焘父子考辨札记张继定李焘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积四十年时间撰成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对保存北宋一代史料有着重要的贡献。其子李、李埴等，在南来政坛、文坛上也颇负盛名。《宋史》、《宋元学案》和《宋史翼》等史书中，曾专门为李焘或其子立传，后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