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民间商业信用--兼及消费信用

因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民间商业信用得到了发展,既有商人提供给生产者的信用,也有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信用。另外,消费信用也得到了发展。商业信用及消费信用深入到各行各业、各个地区,加速了商品交易,节省了资金,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宋代“榜下捉婿”之风及影响

科举制度至宋代更加发展完善 ,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 ,宋政府对科举及第者特别恩宠 ,朝廷待士之厚 ,前所未有 ,这不仅大大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 ,而且也提高了科举及第者的身价和社会地位。从而在社会上出现了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这一风气的形成是商人挤身统治阶层 ,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婚姻不问阀阅 ,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 ,也有利于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大。     

试论元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

自战国秦汉以来,商品经济在我国封建社会中逐渐得到发展,至唐宋时期,日趋繁荣。到元代,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探索元代商人的社会地位及其历史作用,对于认识元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具有重大意义,对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借鉴作用。 一、元代商业的繁荣 元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是与商业的繁荣紧密相联的。 早在蒙古国时期,就有许多中亚、西亚和欧洲商人往来于西域、漠北和中原各地,他们     

略论西汉商人地位提高的原因

西汉建立之初,商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高,但是随着政府对商人政策的放宽、商品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土地商品化发展以及商人与权贵的紧密结合,西汉时期商人的地位不断提高。     

先秦至隋唐河洛商人研究

先秦至隋唐时期河洛地区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的首善地区之一,其商品经济颇具特色。而这一切则 完全得益于商业领域最活跃的因素──商人,是商人在封建时代特殊的抑商环境下,发展了该地区的商 业,繁荣了市场。先秦是河洛地区商人阶层形成和壮大的历史阶段,商人群体不断增大,商业资本日渐活 跃,经营的地域和商品种类不断扩大。汉唐时期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商人开始插足政治领域,而官员则 从事经商买卖,形成官商合一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减少了国家税收,干扰了国家政策的顺利贯彻执 行,加速了封建政权的腐朽化,使封建的商业经济沿着畸形化的道路发展。     

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的商业与商人

关于西欧封建社会初期的商业与商人,史学界有不少偏见。如认为,当时既然典型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那就不存在商品经济,某些生活必需品“时断时续的、偶然的交换,……从商业的特性与专门意义上看来,不能被认为是商业活动”;或认为,当时即使存在商业活动,但交换行为主要仅限于盐、金属以及供上层阶级消费的东方奢侈品;还认为,当时西欧的商人都是外来行商,往往没有本地商人等等。究竟西欧封建社会初期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时,其中是否存在着商品经济?如果存在着商品经济,其内容如何?商人状况又如何?这些都是西欧封建经济史上值得探讨、而为我国史学界长期忽视的问题。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浅议日本明治时期的三菱政商

日本政商以幕末新兴的商业势力为基础，以支持倒幕势力推翻幕府统治为跳板，因而获得了明治政府的保护与支持。三菱政商就在这种有利的大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三菱政商既是日本殖产兴业政策的坚定践行者，又是明治政府财政的可靠支持者。三菱政商对于日本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及国家实力的增强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三菱政商也为日后日本三菱财阀的形成与发奠定了基础。     

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发展与积聚研究

战国秦汉时期商业资本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战国至西汉中期、西汉中后期、东汉时期三个阶段。战国秦汉时期市场的繁荣为商业资本的积聚提供了前提，而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的贱买贵卖、欺诈掠夺等经营方式，积累了巨额的商业资本。     

价值观念的异动与商人形象的嬗变——中国古代文学商人形象研究之二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商人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日益扩大 ,这既导致了社会道德思想体系内的局部调整 ,也促进了文学价值观的新变与商人形象的嬗变。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小说打破中国古代文学塑造商人形象的传统模式 ,不但将商人阶层作为主要表现对象之一 ,而且对其进行了总体性肯定 ,体现出历史的进步     

宋代商人的经营活动与收入状况分析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其重要特征之一是商业的繁荣兴盛。在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商人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学者们对于宋代商业的兴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予了很多关注,对于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作了很多论述,但对商人的经营活动,尤其是由此而获得的经济收入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负担缺乏关注,因而也影响甚至限制了人们对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与作用的分析及认识。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战国至西汉游侠与国家互动及游侠身份转变简

游侠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从新兴的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特殊群体,随着它于西汉后期转化为豪族而从历史上消失了。纵观游侠作为一个实体性阶层存在的历史,它与国家互动关系表现出阶段性特征：战国时期卿相贵族招养游侠,游侠为国所用却又以武犯禁;秦代对游侠限制、打击,游侠却成为反秦力量的中坚;西汉初至景帝时期对两类游侠采取不同的策略,两类游侠一兴一衰;汉武昭宣时期对游侠采取打击与引导相结合的手段及游侠出现分化;元成至西汉末期国家对游侠进行拉拢及游侠转化为豪族。在二者的互动关系中,王权支配社会的原理起着主导作用。游侠阶层最终被逐渐强大的王权所整合。     

我国古代文学家族的渊源及形成轨迹

我国古代文学家族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西周至春秋、秦汉、魏晋,刘宋四个重要阶段。文学家族形成的时限当为刘宋初期,其判定应当从历时的延续、共时的创作、时限的前后三个方面来确证。     

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甘肃东段的形成与变迁—丝绸之路陇右南道研究之一

丝绸之路陇右南道形成于春秋时期,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获得初步发展。西汉时期,在原有西行道路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经张川、秦安、静宁、通渭、定西、榆中至兰州西固渡黄河通青海或河西的官道,称为陇右南道东段北线。东汉以后,随着行政中心南移、沿线人口减少和自然环境的劣化以及畜牧经济的发展,北线逐渐衰落,而经清水、天水、甘谷、陇西、渭源、临洮、临夏入青海的南线秦州路逐渐成为西行主干道。至唐代、北宋,陇右南道甘肃东段南线更加繁荣。但由于受区域政治形势的影响,唐代陇右南道东段北线与南线个别路段走向发生了改变。北宋以后,陇右南道秦州路趋于衰落,逐渐被由关中西入平凉,翻越六盘山至隆德、静宁、会宁,再翻越华家岭,经定西至兰州的新线路取代。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说明汉代经学的特征之一就是经典互证法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文人”概念起源考释

"文人"是一个发展性概念,其远源是"士"。在西周到春秋初叶,"文人"指有文德的人。春秋战国之际,"文士"崛起。到东汉时,"文人"等同"文士",指那些有较高文化水平和代表社会道义的知识阶层的成员。     

中国古代两种经济思想比较论

最早提出国家干预思想的是春秋初期的政治家管仲;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则是第一个提出经济活动最好让其自由发展、国家不应干预的思想。这两种经济思想在西汉时期争论最为激烈,也发展得最成熟。应该注意将宏观调控与适度的自由发展结合起来,注意借鉴古代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吸取司马迁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努力建立起适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

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孟子对西汉今文经学的影响：孟子关于孔子作《春秋》说奠定了儒家经学独尊的理论基础;孟子某些观点有助于西汉今文经学走向体系化;孟子关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对汉初今文三家诸多有启示;盂子通经致用的精神为汉代个文经学家所继承;盂子的某些学术观点多为西汉今文经学所吸取;最后得出孟子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先驱人物的结论。     

先秦及西汉的礼法之争

作为一种统治原则的论争,晚清的礼法之争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中国历史的,早在先秦及西汉时期就存在着类似的争论。一是封建制度酝酿与确立时期———春秋战国的儒法之争,一是封建制度调整与修正时期的西汉的盐铁会议。这两次礼法之争与清末的礼法之争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同时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礼与法矛盾演译逻辑线索上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