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文学记忆中的城市表情——陆文夫、范小青、叶弥小说中的"苏州"

当代苏州文学见证了苏州的城市变迁,陆文夫、范小青、叶弥等作家留下了不同时代的文学记忆,有政治、经济乃至个人化的不同印迹,但以普通人为视点的人性关怀成为他们持久关注和思考的主题。人性丰富和生动的内质,温润着城市粗糙和生硬的外在表象,这也是文学为苏州这座城市在历史进程中留下的最堪回味的内在表情。     

《文学台湾》：寻找“遗失”的记忆

《文学台湾》从“文学叙事”和“理论想象”两方面描述了台湾文学的基本概貌、发展轨迹,填补了台湾文学研究的某些空白,还通过塑造“文学台湾”的形象对台湾问题进行文学审视。为此,作者打造了一个由还原的记忆世界、感性的理解世界和理论的想象世界构成的“三重世界”。它们在从知觉形象、感性形象和“抽象形式”上丰富着“文学台湾”形象内涵的同时,也使得《文学台湾》对台湾问题的文学审视具有文艺学、社会学的意义和思想史的价值。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人性变迁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人性书写经历了20世纪的历史变化,中国古典意义上的人性书写向现代意义上的人性书写转化。这个过程既与中国古典人性意向相悖,又在某种程度上向其回归;既移植着西方人性话语,又修正着其与中国传统人性话语不相融合的部分。但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没有弄清中国古典人性话语和西方人性话语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一直陷于两者的困惑和牵制中,至市场化年代,走上被利益化和欲望化所控制的极端。在中国市场化意识形态与现实生存紧密一体化的语境中,文学仍然迷失在现实中,没有形成独立的文学人性空间和书写意识。     

人性在中国文学中的流变

人性是支撑文学发展的重要基础。人性应该包括它的社会性、自然性两个重要方面,完美的人性是两个方面的和谐统一,如何使两者达到统一,是文学实现其本质特征的重要表征。由于人性是受社会各种条件制约的,所以它在不同时期,在文学中呈现为不同的形态。考察人性在中国文学中的流变过程,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     

“苏州形象”的文学表达——陆文夫创作的另一种意义

陆文夫的文学创作为苏州城市形象塑造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泛政治化的年代,他凸显了"天堂"的人间性,让人性的温暖流淌在小巷深处;他以民间立场将叙事的中心定位于城市中的小人物,百姓生活的烟火气让城市变得感性和柔软。是他让苏州变成了一个被阅读的城市,当代文学中的"苏州形象"是他塑造出来的。     

论陆文夫“小巷文学”中的生命意识

一个人对生命的理解及其态度构成了人的生命意识。尊重生命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陆文夫颇有特色的＂小巷文学＂,善于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考察生活,直面现实人生,关注中下层市民的生存和命运,从文化反思的层面揭示＂小巷＂人物生存境况和人生悲喜的复杂意蕴,对生命的关切中显现作家的生命意识。     

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忆——当代中国小说个案批评三例

文学书写一直与历史叙事有着密切的姻缘关系.历史是文学的基础,在文学书写中引入历史维度,这是优秀文学的成功之道.但是,历史对文学写作的重要性不妨碍文学虚构的展开.只有建立在历史真实之上的诗性关怀,才真正抵达了艺术的真实.小说《血色黄昏》的成功正在于其对历史真实记录之外另有一份温情的关怀.反过来,肆意虚构而不理会历史真实,导致了小说《愤怒》的创作失败.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朱文的小说很好地处理了两者间的平衡,并在对现实的书写中引入了精神的向度.总而言之,三个小说个案都向我们显示:历史记忆让人们走近生活,文学书写历史,寄托了一份生命情怀.     

文学发展中的记忆机制

在文学发展的继承关系中 ,作为文学继承因子的“记忆”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其具体模式包括树碑式、续家谱式、计程式、经典化模式等。记忆具有文学史的超越性和价值功能 ,即这种记忆不只是简单实录文学史现象 ,而是有着整合作用 ,它是建立文学秩序的关键步骤。文学发展是记忆与遗忘一对矛盾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统一 ,单纯强调其中一个方面都是不可取的     

论“文革”时期“地下文学”对人性的呼唤

文革时期的主流文学由于受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严重忽视对人性的书写,进而导致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陷入全面萧索状态。而在主流文学之外,既有一批老作家延续着他们的文学创作生命,也有一批文坛新星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他们从事的地下写作依然坚守着艺术的自由领地。地下写作与主流文学相比所具有的重大而显著的特征即在于对人性的弘扬,尤其体现在对爱情的赞颂和对女性品格的重视上。     

民族创伤与历史记忆:“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中的人性叙事

"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于日本官兵的形象塑造有所不同,既有脸谱化的"恶魔"形象,也有人性化的具有反思能力的"普通人"形象。在塑造日本官兵形象时,要考虑到其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与普遍性,并由此反思南京大屠杀中人性之恶的深层机理。"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还表现了中国人的抗争精神与国民性反思。"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人性叙事的边界在于不能违背史实,要考虑到中国人的情感认同,坚守民族立场;也要处理好人性叙事与创伤记忆的关系,表现创伤历史中的中国人个体的生命体验与记忆。     

走进乡土 叩问人性——鲁迅、韩少功乡土小说之“人性观”比较探究

"乡土与人性"是现代文学史现实主义写作传统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鲁迅、韩少功两代作家的共同关注点。从韩少功的自我言说中可以找到其与鲁迅先生在文学思想、创作意识上的联结点;以文本中的叙述者"我"为切入点,从人性的扭曲、迷失等方面结合具体文本阐述"人性观"的基本内涵;辨析"我"身份的隐性所指。从而考察韩少功的"人性观"是对鲁迅"人性观"在承继基础上的变异和发展,进而体会两代作家文化心境的差异。     

李健吾、沈从文、汪曾祺对“人性”的不同言说

李健吾、沈从文和汪曾祺同是京派团体中的一员,都不同程度地关注和描写人性。沈从文自称乡下人,以其独特的抒情笔调和文化视角构建起一个充满魅力的湘西世界,依托乡村,描写人性,建造希腊小庙,寻找那里永恒不变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汪曾祺师从沈从文,致力于发掘自然、美好、健康、和谐的人性,关注现实生活和世俗百态,发掘向善的人性。与他们二人不同,李健吾则侧重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深入剖析人性,揭示人的善与恶、内心矛盾等,凸显人性的普遍与复杂。     

黑人·新黑人·人——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三次高潮中的人性嬗变

文章从人性角度出发,对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的三次高潮作一梳理,展现黑人作家笔下的黑人民族漫长的觉醒之路:从默默屈从于劣等公民(黑奴)身份以换来名义上的自由(黑人),到觉醒并争取全面人权的抗争(新黑人),再到认识自我价值和实现身份认同(人)。旨在研究和探索人性这一文学命题下黑人人性逐步发展并走向成熟的嬗变过程及其重要意义。     

大墙文学中从“上”到“下”对人性的深度探勘——解读章诒和《刘氏女》

《刘氏女》是章诒和牢狱生活系列小说之一,用现代主义的创作观念区别于新时期初的大墙文学。通过一系列的女囚,但又不是单纯的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探讨人的自然本性的理想性到底在哪里,人性的底线在哪里,而关注的形而下的人在特殊的环境下人性的复杂性,追问造成这种悲剧的原因和本土化的省思。     

“后陆文夫时代”的苏州书写——谈朱文颖、荆歌、叶弥、戴来小说中的苏州形象

就当代文学中的苏州形象而言,陆文夫的创作具有标志性意义。朱文颖、荆歌、叶弥和戴来代表着20世纪90年代后新一代苏州小说家的成长,他们在创作中对苏州形象有着不同向度、不同程度的书写,呈现较大差异性。但整体而言,新一代小说家与苏州城市文化的亲源关系较为疏远,城市形象在他们的创作中不具有突出的位置。小说家个人的成长背景以及这20年来的苏州城市变革是形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     

传播历史记忆——星期天夜光杯“记忆”和“上海珍档”比较谈

历史和记忆,历来有很大的关联性,它们互为依存,互生共长。在历史长河中留存的记忆,一方面展现过去的形态,另一方面又为现在,乃至将来提供一种借鉴,指明一种方向。报纸作为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之一,在传播历史记忆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记忆”和“上海珍档”是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周刊两个关于历史记忆传播的版面,前者,以个体记忆为重点,后者,侧重城市记忆,通过对两个版面在传播历史记忆方面异同的描述,将历史画面,转化成丰富、可感、真实的场景;将历史记忆,转化成指导现实的一笔财富。     

解读“伤痕小说”的人性主题

"伤痕小说"主要是指控诉"文革"罪恶,揭露"文革"的黑暗现实给党和国家造成危害,给人们身心造成创痛的小说.在"文革"历史背景下,对人性的扭曲理解变本加厉.我们从惯常的"伤痕文学"主题出发,透视"文革"中被政治主题所掩盖的人性主题.即"伤痕小说"体现出的"文革"中的人性主题,即病态畸形的人性和健康优美的人性."文革"时期,由于"社会生活变得残酷无情,人性的水平日益下降".即使在"文革"那个恶劣的政治气候大环境下,也仍然有优美健康、催人感动的人性存在.     

集体记忆与历史重述——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

左翼作家对“左翼文学”的回忆蔚为大观,构成现代中国不容忽略而又意味深远的文化景观。其重构历史的强烈意图,与当下政治生态、社会现实之间的深层互动,使其足以作为实践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记忆的转向”的典型样本。左翼作家通过个人史、“左联”史和左翼文学史的叙述,完成形象重塑、身份认同、重构历史、接续传统等多种意图,充分体现话语生产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左翼文学”回忆对社会框架十分依赖,呈现出明显的“集体记忆”特征,打上了社会主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深深印记,但“个体记忆”又常常逸出“社会框架”,对集体记忆构成冲击与反抗,使得左翼作家的回忆呈现出微妙的张力。然而无论如何,左翼作家的“左翼文学”回忆都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深度影响了我们对左翼文学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