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对“平庸的恶＂的哲学反思

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了“根本的恶”的概念,论述了极权主义统治所犯下的极端的罪恶。然而通过对艾希曼审判的关注,她逐渐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提出了“平庸的恶”的观点,认为极权主义所犯下的罪恶往往都是由与艾希曼类似的平庸而肤浅的人所促成的,并对德国特定时代的社会隐忧和个人责任做出了深刻的反思。     

从“根本恶”看康德对基督教的哲学转化

“根本恶”是康德宗教哲学的轴心概念,这一概念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以此为契入点可以看到康德对基督教所做的哲学改造。根本恶是人类本性中的恶,在康德那里,“本性”是人类自由采纳某种道德准则时所凭依的原初主观根据,它在道德意义上具有先天趋恶倾向,实质在于道德秩序中的主次颠倒。基督教神学的“原罪”作为人神秩序的原初颠倒可谓根本恶的“原型”,根本恶是对原罪说的哲学转化。同原罪一样,根本恶也源自人的自由运作,通过先天推论,康德得出恶的原初主观根据出于人类先天的自由本性,并存在于“任性自由”为自己制定的准则里。“改恶迁善”如基督教新生一般,既是一场自由自觉的心灵革命,其可能性根据在于人的本性中存在不可磨灭的原初向善的人格性禀赋,也是一个通过社会伦理共同体逐渐改良、无限进步的历史过程,这也包含着对基督教教会观念的哲学转化。     

平庸之恶与恶之取向——从《丽娜》探析卢卡斯笔下恶的平庸性

卢卡斯在《丽娜》里从系统力量、情境力量和特质取向三个方面揭示了平庸之恶的实质和表现形式,把犯下平庸之恶的个人完全同化于极权体制之中,使其默认极权体制所隐含的反道德、反伦理和反法制元素。情境力量的巨大压力会导致受害者放弃社会伦理或法律意识,激发潜伏在人性中的恶的本能,犯下毁损人权、人性和社会正义的平庸之恶。卢卡斯关于平庸之恶的描写不仅抨击了现代社会的反人类问题,而且还警示人们平庸之恶从未远离现实,旨在通过对恶的认知来陶冶心性,生成抵制平庸之恶的正能量。     

阿伦特被艾希曼的伪装欺骗了吗——重审“平庸的恶”引发的争议

随着《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一书的英文版于2014年面世,西方学界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争论再度升温。很多学者认为,该书披露的材料表明：艾希曼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反犹分子,并且非常狡猾,阿伦特被他的伪装欺骗了。但是,如果我们联系阿伦特对大屠杀的整体研究,并综合考察艾希曼的表现,就会发现并非如此。虽然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的犯罪并不是出自狂热的反犹动机,这与艾希曼在法庭上的供述相一致,但她并不是轻信了艾希曼的狡辩,而是有自己的判断依据。她认为艾希曼不会思考,也不是说他愚蠢,而是说他不会站在受害者的角度思考自己行为的意义。而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也不是指艾希曼只会被动地执行命令,而是指他的犯罪不是发自邪恶的内在动机。     

哲学与精神分析视域下的“根本恶”及其伦理效应——从康德到拉康

康德所提出的“根本恶”概念,实际上涉及个体在其自由决意(die Willkür)的准则上根本性地倒置了自爱原则与道德原则之间的关系,而作为这一概念所引发的伦理效应,人的道德改善在康德看来也就相应地体现为恢复道德原则相对于自爱原则的优先性与纯粹性。然而,在弗洛伊德对恶的精神分析的基础上,拉康对于康德构想和探讨“根本恶”问题的基本进路进行了彻底反思。通过深入揭示自爱原则与道德原则在康德学说中未被探明的潜在问题与复杂勾连,尤其是道德原则本身可能存在的形式主义缺陷,拉康指明了康德及其道德哲学传统在处理相关问题上的困境,从而也为确立一种有可能克服这一困境的非道德的伦理原则即“欲望原则”提供了合理性说明。     

阿伦特论思维的抗恶意义

阿伦特认为,个人对极权主义的盲从是导致人的危机的根本原因。以艾希曼为代表的作恶之人,缺乏明确的作恶动机,犯下了"平庸"的罪恶。阿伦特从以艾希曼为代表的政治事件中,看到了缺乏思维能力与作恶之间的紧密关联,缺乏政治性的思维能力是产生"平庸的恶"的根本原因。个人的"平庸的恶"与极权主义的"极端的恶",共同摧毁了人的自由和尊严。阿伦特指出,思维是我与自身的对话,是克服"平庸的恶"的方式,它能够通过反思经不起检验的规范、释放评判是非善恶的判断,来有效地抵抗罪恶。     

阿伦特“根本的恶”的困境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汉娜·阿伦特“根本的恶”概念产生于对极权主义本质的理解.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人是多余的”,不仅超越西方近代功利主义人性观的适用范围,而且指向理性的认知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统一问题.当理性与极权主义之恶相遇,其困境显现为:只有“人是多余的”成为罪恶的动机,恶才是根本的;而一旦这种动机违反同一律,道德规定尺度就一并消失.为了解释道德的来源问题,阿伦特放弃了对于恶的理性探究,转向对哲学和政治关系的反思.     

艾丽丝·默多克小说中的类型化人物研究——从《一次相当体面的失败》谈起

艾丽丝·默多克是英国战后有名的哲理小说家,她把严肃的道德思考与故事性极强的情节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以小说叙事的形式来阐释和图解自己的哲学观点和伦理思想。在她的小说中,许多重要的角色如“善”,“恶”,“宗教”等类型的人物在不同的小说中频繁出现,因此对她小说中的类型化人物作一分析,对于全面把握她的创作意图大有益处。     

中国古代文学“姑恶”主题的性别表征

“姑恶”主题在中国古代诗词和小说中大量存在,“姑恶”成为重要的文学母题。在性别理论观照下,“姑恶”叙事虽然有明显的性别语法,但与西方女性主义所提示的“妖魔化” 女性有所不同,“姑恶”所表征的婆媳性别关系具有中国文化语境下的特殊性。一方面,婆媳关系是父权性别机制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代行父权的母权也是有限的。因此,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姑恶”主题表征,建构着父权机制之下的姑贤媳孝性别理想。     

试析恶在历史中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恶”的作用,不能仅仅从伦理的视角去考察,还必须将其放在社会历史中去考察。从唯物史观出发,马克思主义对恶的作用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探讨,科学地说明了恶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对“恶”的历史作用的科学论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扬善祛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本哈德·施林克《朗读者》的“平庸之恶”

在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之恶"思想框架下解析小说《朗读者》中错综复杂人物的人性,重点分析小说女主人公汉娜作为一名从未接受过人性教育的普通人,在法律和道德面前,其人性是如何被展现和被定义的。人们总是对于"极端之恶"充满警惕却很少意识到正是那些不易觉察的"平庸之恶"逐渐浸润到社会生活体系的各个角落。人性教育的落脚点应是良心,要把所学到的知识转化成智慧,审视自我、理解他人,并善用智慧超越人性弱点。本研究期望通过反思"平庸之人"的"人性"来唤起新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营建"完整"精神这项富于"意义"的工作。     

儒家与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

恶是善的对立面,是哲学的关键点。对恶的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中西文化精神特质的差异。本文认为,作为中西文化精神支柱的儒家文化和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主要表现为：在恶的来源问题上,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恶来源于人们对物欲的过分追求,是“气质之性”的败坏所致;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原罪破坏了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在恶的消解问题上,儒家消解恶的途径在于修身求己,通过道德修养来发明真心、本性,去恶扬善;基督教消解恶的途径在于神的力量,只有通过信仰基督,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获得救赎。达到善的目标。在恶消解后的终极结果问题上,儒家设想的人格终极目标是“内圣外王”的圣贤,终极社会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基督教设想的人格终极目标是无原罪在身的“第二亚当”,终极社会理想是“爱人如己”的“上帝之城”。     

论道家非美而成就大美的吊诡

《老子》“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的根本意思是主张不知美之为美,防止由价值歧视导致价值反转。为此,老子重点指出了“美”之恶,庄子又在其基础上大谈“恶”之美,这类思想可称为“非美倾向”。老庄不预设美丑观念来判分万物,不以世人所美为美,反对把单一形态的美立为鹄的来加以追求或齐同天下。由此,他们否定哗嚣之美和齐一的美,肯定异量之美和本色之美,突出内在精神之崇高和人格性情之美。可见,老庄非“美”,是要成就大美之天下。这种思想体现出他们对宇宙全体生命的关怀和独特的审美情调,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审美视野和审美心胸,并在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等领域全方位地奠定了中国美学与艺术的根本面目。     

自由意志与善恶决断：论奥古斯丁的自由决断

至善的上帝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都是美好的,那么为何还有恶?恶是从哪里来的?这是奥古斯丁一直思考的问题。他认为上帝所造的一切物都是好的,包括人,但为什么人会犯罪而堕落呢?为什么在善恶的决断上出现了问题?不论是“始祖”受“蛇”的“引诱”,还是“始祖”与“蛇”的“共谋”,但都是因为“自由意志”,所以在择善避恶上自趋于下流,背离了上帝的看护和嘱托,为世俗之事所累,过着肉身无法支撑起高贵灵魂的龌龊生活,上帝面对人类如此尴尬的境地,上帝知情却怨而不怒,在十字架上漠视着人类的无耻。     

浅论“善”与“恶”的评判者

善与恶是道德哲学最基本的概念,我们无法轻易对善恶作出判断。圣经旧约《创世纪》认为在神创造的世界,只有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才拥有智慧能分辨善恶。尼采宣称凡是增强人类权力感,增强我们人类的权力意志以及权力本身的东西,都是善;凡是源于虚弱的东西都是恶。这些说法都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不一定都合理。善之动力与要求是来自内在良知的,恶之动力与要求来自不正当的欲望,但是善与恶之内容与判断准则还必须兼顾外在处境。善与恶的评判者可以是上帝,也可以是权力感的增加与否,但更是如卢梭所说,是"良心"。本着良心所做的事为善,昧着良心所做的事为恶,而"好心做坏事"的定夺又值得我们思考。     

从《水浒传》看中国专制社会下社会公义的缺失

《水浒传》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它以其深刻和真实为我们研究中国社会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是梁山好汉反抗社会不公正行为的思想口号,但某种意义上却是一种以恶抗恶的暴力主义。这种快意恩仇的江湖行为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各种社会丑恶现象肆虐横行,社会秩序更加混乱。《水浒传》以一系列社会生活事件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残酷的社会现象,这就是在中国专制社会下社会公义的严重缺失。     

人性之恶与现实之恶的双重揭露——评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

《摩尔·弗兰德斯》中的摩尔是一个恶的化身。作者笛福以冷峻的笔墨,对她的拜金主义的婚姻观给予了无情的嘲讽,对她的偷盗行径和贪婪动机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对她的残缺不全的人生做出了极具象征意味的诠释,与此同时,也对她赖以生存的社会进行了应有的谴责。但他并未混淆社会与摩尔的界限,既无意借摩尔的堕落来抨击社会的黑暗,也无意用社会的...     

社会发展与文化张力——中国古代“恶文化”社会功能刍议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其孕育萌发的那一刻就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发展倾向。＂恶文化＂正是其多元文化发展中的一极。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恶＂有实体之恶与虚体之恶之两端,其表象虽分为两途,但都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与文化形态的整合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智利地震》和乌合之众的平庸之恶

德国作家海因利希·冯·克莱斯特的成名作，短篇小说《智利地震》叙述了一个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人伦惨剧：家庭教师罗尼莫·鲁赫拉和自己的学生何塞法小姐自由恋爱，造成后者未婚先孕，最终，男女主角在一场感恩弥撒中双双被暴民乱棍打死。结合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德国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以及美国作家埃里克·霍弗的《狂热分子》等的相关政治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探求小说悲剧发生的根源，认为《智利地震》的悲剧之所以发生，本质上是一个乌合之众的平庸之恶。     

《聊斋志异》的商人形象分析

《聊斋志异》全面地反映了明清社会概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其中也得以充分体现,作家将形形色色的商人形象划分为“恶商”和“良商”两种,使二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反映出了蒲松龄对真、善、美的呼唤和对假、恶、丑的痛斥,也反映了他对人间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