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道为究极:孙奇逢《理学宗传》的道统重构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更迭时期,与社会动荡、朝代鼎革相谐而行的,是传统儒学的道统危机。面对这一危机,其时南北学人同声共气掀起一股"明道救世"的学术思潮。作为这一思潮的外在体现,以梳理学脉、传承道统为旨归的学术史著述相继涌现,遽成一道独特的学术盛景。在这一时代学术语境下,"北学重镇"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应运而出。不同于一般宋明理学史著作,《理学宗传》以一种宏阔的学术视野和超越于门户之上的"大心胸",对儒学道统进行了重构,从而在清初学界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更多还原     

《陆子学谱》初探

明朝末叶 ,陆王学术盛极而衰 ,入清之后 ,王学“空谈误国”成为一时学者舆论的主流。尽管如此 ,陆王学术并没有成为绝学 ,依然按照其内在逻辑向前发展。康熙年间 ,王学大儒孙奇逢著《理学宗传》 ,黄宗羲著《明儒学案》 ,为王学争正统的目的显然已获实现。而由于黄宗羲《宋元学案》的未及完成 ,于是为陆学争正统的任务便历史地留给了陆王后学———李绂。     

孙奇逢与《中州人物考》

《中州人物考》的编著者孙奇逢,是一位清初理学大师,著作甚多,有《理学宗传》、《读易大旨》、《书经近旨》、《四书近旨》、《中州人物考》、《畿辅人物考》、《孙文正公年谱》、《新安县志》、《乙丙纪事》等三十余种。《中州人物考》一书,是他的主要著述之一。     

范鄗鼎与《理学备考》

范鄗鼎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学家,一生以振兴儒学为职责,撰有《明儒理学备考》《广明儒理学备考》和《国朝理学备考》三部有关理学的著作。梳理三种《理学备考》纂辑过程和编纂体例,可见作者治学宗旨与治学精神。研究清初理学,范鄗鼎所著不失独具之学术价值。     

《宋元儒学案》辨原

清初学者黄宗羲晚年撰著的《宋元儒学案》属未定稿。他从理学之儒观念表述宋元理学的宗传历史, 计完成三十一个学案, 并有数十则关于理学家为学宗旨和理学问题探讨的案语。此稿经其季子黄百家的补充纂辑, 是为“黄氏原本”。全祖望对此著进行重新编订和修补, 即是今传之百卷本《宋元学案》。全氏修补本完全违背黄宗羲原意, 未贯彻理学之儒的观念, 致使此著芜杂散乱, 淹没了原本之学术水平。因此, 按黄宗羲的观念与体例恢复《宋元儒学案》之“黄氏原本”应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工作。     

《宋元学案·蜀学略》辨正

《宋元学案》附录的《苏氏蜀学略》是清代学者全祖望补撰的。他违背了黄宗羲原著的宗旨,又依照理学宗传拟定苏氏蜀学的学术渊源,并以为蜀学出于"纵横之学"而"杂于禅";这些都是极不恰当和非常片面的。然而若将今本《宋元学案》视为宋元学术思想史,而不仅仅是理学宗传史,则它又具很丰富的学术思想史料的价值。《蜀学略》是第一次将蜀学上升到学术史的高度,这对晚清以来将蜀学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的复兴,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黄宗羲论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基于对《明儒学案》文本的解读

东林学派和蕺山之学同为明末理学之显学,在明代理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最后五卷,设置《东林学案》和《蕺山学案》,分别对东林学派与刘宗周的学行及学术思想作出论述。这些论述主要围绕其为东林学派正名、论东林学派对阳明学的批判与调和,以及高度赞扬蕺山之学三个方面展开,其中既有黄宗羲对儒家士大夫学者胸怀家国、内外兼修等高尚人格的无比崇敬,也有黄宗羲对东林学派与蕺山之学中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同时也体现了他扬"心学"、抑程朱理学的学术倾向。黄宗羲的这些论述,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客观地实现了对明代理学后期发展的总结。     

方学渐心学的理论特质及其困境——兼论黄宗羲《明儒学案·泰州学案》的思想主旨

黄宗羲在其名著《明儒学案》中将泰州学派的学风概括为"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狂禅化和异端化.但是,《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所收人物并非全部都能归入此类学风,甚至有些思想家是以反对狂禅学风著称的,方学渐即为其中典型.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史书写方式,其实蕴涵着黄宗羲深刻的哲学洞见.通过将方学渐心学置于中晚明阳明学核心问题中考察其思...     

《明儒学案》百年研究回顾与展望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所编著的一部明代学术史专著。是书在编纂体例、选案标准、人物评价等诸方面都取得了突破,以至成为后人模仿的榜样。在对成书时间、版本、总体评价及其他具体内容等方面的分析与综合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明儒学案》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正在朝着更为细致的方向发展,对其进行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综合研究是未来研究的着力点。     

唐伯元《醉经楼集》版本流传考——兼论几种选编及其选录旨意

唐伯元一生著述颇丰,其《醉经楼集》集中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具有较高学术价值。通过整理《醉经楼集》的基本内容,考证其明季之本、道光之本、乾隆之本、光绪之本等几个版本的编辑、刊印及流传,比较《明儒学案》、《广理学备考》和《潮州耆旧集》对《醉经楼集》摘录和选文之异同,可全面了解《醉经楼集》的版本和流传。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论《四库总目》文学批评的经世价值取向

明末清初 ,宋明理学已经发展到极端 ,于是清初文人倡导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以救理学空疏浮泛之弊 ,经世思想成为一时社会思潮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文学批评无论是功用价值论、创作主客体论还是艺术风格论都由此而带上浓郁的经世色彩     

四库集部分类与经学价值观

汉代五经博士的设立具有明确的"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政治功能,这决定了五经作为学术,亦具有某种先决特质。经学之率先形成也对四部分类法产生重要影响。从文献学角度分析经学价值观在集部分类的影响,其表现是不同的,如集部分类法的二元性、对楚辞单立一类原因的分析、四库馆臣对宋元词曲的轻蔑充满着政治功利主义思想等等,这些都或隐或显地呈现出经学价值观的影响。     

论姚鼐与四库馆内汉宋之争

四库馆的开启（1773）为姚鼐与汉学派之间冲突的爆发提供了契机。如何对待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宋学,是姚鼐与戴震等汉学家分歧的焦点所在。汉学诸家尊汉抑宋、弃宋,甚至反宋、意欲代宋,姚鼐则始终将宋学凌驾于汉学之上。在四库馆内,汉学派占绝对优势,并深得庙堂之助;傲岸的姚鼐不顾力小而孤,奋起抗争。由于那时学、政两界边线不明,姚鼐逆流而动,不仪被挤向学坛边缘,在仕途上也再无发展余地。因此,他最终被迫选择了退居林下之路。姚鼐裹进汉宋之争及其告退,是其学术生涯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对此后清代的古文史和学术史影响至巨.     

经、史视域中的宋代《春秋》学

《春秋》虽列于经部,实则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性质。从汉代经学初立,《春秋》学与政治联姻,因而为经的性质十分明显。从杜预至刘知几,《春秋》为史的观念被推向了极致,中唐啖助学派始视《春秋》具有经、史舍一的性质,这一观点在宋儒那里得到了充分发挥。虽然宋儒在承认《春秋》具有双重性质这一点上并无异议,但在对待经、史具体关系上却又有所差异,孙复、刘敞为尊经贬传的代表,苏辙与朱熹则为以史证经和以史通经的代表,这些争论既反映了《春秋》学的发展脉络,亦体现了经、史之学的历史姻缘。     

论《韩诗外传》的《诗》学性质及特点

关于《韩诗外传》与《诗》学的关系,东汉班固、南宋陈振孙、明代王世贞均认为与解《诗》无关,特别是王世贞“大抵引《诗》以证事,而非引事以明《诗》”之语,影响很大.清代汪中更提出此书为“《荀卿子》之别子”,对当代研究者亦有一定影响.但笔者经过仔细考察,并从经学史的视角加以观照,认为《韩诗外传》是一部说《诗》之作,且带有比较显著的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点.此书注重阐释微言大义,力图起到积极的政治作用,同时也便于启发、教育学《诗》的经生,满足他们修身、议论的需要.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宋明理学与当代新儒家的对比及其前瞻

宋明理学在辟佛老、抑荀子、贬功利、取消知识、轻忽气性与才性等方面,心态是相同的,而当代新儒学的学术向度与宋明理学相比在共同中也有差异性,主要是辨佛老而不辟佛老、讲孔孟亦讲荀子、尊德性而不贬气质之性、重内圣亦重外王、新外王的开显等。宋明理学和当代新儒学在生命的实践方面,均尊崇经典、看重人品、化气成性、重开教化。所以,要发挥儒家"推爱"的精神,以完成大我生命的全幅价值。     

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

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明代前期,宋史学家纷纷以"夷夏之辨"为指导展开宋史的撰述;至明代后期,在求实思潮的氛围中,宋史学家则以客观的态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元朝统治,借鉴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现出思想历程的发展变化.     

明德 亲民 止于至善——大学之道的古意今用

《大学》以精辟的语言和成熟的思维提出了儒家对于大学教育的目的、任务和途径的总结性论断，构建了一个完整而概括的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治纲领以及儒家人生教育的道德程序。研读《大学》，可从“三纲领”和“八条目”及其内在联系入手，以大学之道及其实现的途径和方法为主线，力求发掘不同历史时期著名学者对“大学之道”的传承与发扬；从大学校训对大学之道的吸收与运用的角度，揭示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之道对确立现代大学教育理念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