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师道“佐国扶命”政道观的特点和意义研究

南北朝时期,天师道提出了＂佐国扶命＂的政道观,形成了＂神圣即世俗,世俗即神圣＂的＂道俗合一＂政道价值取向,主张以＂尊王＂＂尊礼＂来解决天下＂长治久安＂与个人＂长生久视＂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承认王权在＂神圣＂和＂世俗＂两个领域中的至上性,这一主张适应了王权的政治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标志着道教从此摒弃了原始道教那种试图建立自己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为天师道获得合法性社会地位及道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与政治正统开辟了道路,并为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以君权至上为基础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模式奠定了基础。     

天师道"佐国扶命"政道观的特点和意义研究

南北朝时期,天师道提出了＂佐国扶命＂的政道观,形成了＂神圣即世俗,世俗即神圣＂的＂道俗合一＂政道价值取向,主张以＂尊王＂＂尊礼＂来解决天下＂长治久安＂与个人＂长生久视＂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承认王权在＂神圣＂和＂世俗＂两个领域中的至上性,这一主张适应了王权的政治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标志着道教从此摒弃了原始道教那种试图建立自己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为天师道获得合法性社会地位及道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与政治正统开辟了道路,并为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以君权至上为基础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模式奠定了基础。     

儒家的“德治之道”及负面效应

儒家的＂德治＂思想长期以来是统治中国的治国之策,历来受到统治者的极大推崇,是贯穿于各朝各代的一根红线,是儒家政治管理思想中所寻求的完美的治国安邦的方法,对古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人们一再的吹捧儒家的＂圣贤之道＂,但是＂德治天下＂也有其自己的负面效应。     

儒家君子人格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提出的基本理想人格是君子人格类型。儒家君子的内涵品行充分体现在个体、社会、政治三个层面。儒家塑造的君子人格理想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对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已经成为人民辨是非、论善恶的基本依据,现在依然是人民判断知识分子以及公务员品德高下的基本标准。探讨君子之道对于儒学复兴与弘扬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汉代儒士思想之考述

关于儒家知识分子的题目,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学者从历史和比较文化的层面,全面地考察了儒家知识分子,并得出了基本的结论:在苦心孤诣地重新找回“道”,传播文化、调适政治方面,儒家知识分子(他或现在日见重要的她)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他们要求道德的正当纯洁应优先于政治上有关自身利害的权宜之计,社会责任感应隐身于沉默的思想之下,历史意识和文化意义在学术研究中应完全连贯为一体。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却忽略了成就儒家知识分子投入政治、关心社会,儒家传统的核心价值与其多元化表现形式之间的巨大断裂和严重的紧张状况。所有的这些特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承负他们价值和表现形式的载体的实现,而这个载体就是思想。本文打算从他们的思想层面出发,截取两汉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去考察儒士,并挖掘出真正属于他们那个群体的一些特点。     

也谈"儒家能否开出民主"——接着李明辉先生的话来说

就李明辉先生申发的第二代新儒家＂儒家可以开出民主＂的观点进行辩驳,指出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天赋等差＂与民主的基础即天赋人权思想有本质的冲突,因此不能从实践上导致所谓＂道德主体＂向＂政治主体＂的必然演变。同时,人并非仅是一个所谓道德实践主体,人类社会的构成及进步也并非仅是一个道德使然,新儒家从道德开出民主的观点与史实不符。但儒家对于中国的民主建设有所补益。     

从“贤良文学”探悉汉代知识分子之性格

中国汉代知识分子处于封建皇权专制的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的个性。通过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解析,分析了汉代知识分子在皇权专制下的理想与抱负受到前所未有压制的社会现实,论述了汉代知识分子继承儒家传统,具有积极入世和以"道"自任的精神,阐释了汉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独特个性。     

从"贤良文学"探悉汉代知识分子之性格

中国汉代知识分子处于封建皇权专制的大背景下,具有独特的个性.通过对《盐铁论》中"贤良文学"的解析,分析了汉代知识分子在皇权专制下的理想与抱负受到前所未有压制的社会现实,论述了汉代知识分子继承儒家传统,具有积极入世和以"道"自任的精神,阐释了汉代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独特个性.     

先秦儒家生态思想探微——以孔、孟、荀为例

对于中国古代经典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人们多从佛、道两家进行挖掘、开发,实则儒家思想中亦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比之于佛、道,儒家的＂有限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于今更富有契合性。不过,由于先秦儒家的生态思想乃是根植于＂仁＂之德性之上,通过＂仁＂心之存养、拓展逐至展开。这无疑使得儒家的生态思想带有一定的隐晦性。在先秦儒家中,孔子、孟子、荀子可谓儒家思想的代表,挖掘儒家生态思想于今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

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该标准是对恩格斯所提出的文艺批评的＂历史标准＂的发展与改造,同时也是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文艺思想中＂文以载道＂等命题的现代转化。从恩格斯的＂历史标准＂到毛泽东的＂政治标准＂,文艺作品的＂真实性＂被＂政治性＂所取代;从＂文以载道＂到＂政治标准＂,儒家之＂道＂亦被＂政治性＂所取代。＂政治标准＂的提出,及其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有利有弊。     

王安石早年的儒家政治理想

在王安石早年的政治理想中,他选择继承韩孟遗志,体现在他诗文中所阐发的“兴遗教,振儒道”的儒士情怀。在登第入仕后,他孜孜以进不断地迈向儒家“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向宋朝最高统治者的建言中,不断申述“二帝三王之用心”,以求“国家太平”之治,这正是他早年欲为稷契的儒家担当情怀的自然逻辑。     

周道对大运河的启示： 本土遗产话语的道统源流

在国际遗产名录话语下，大运河的遗产意义定位面临诸多难题，无论作为水利工程、交通网络、景观或者民俗文化都不足以体现中华文化独特的人文深度。从经传所载的路径文化遗产，如《诗经》的“周道”、《尚书·禹贡》的“随山浚川”、《左传》的“邗沟”，以及其他相关记载，可探寻运河遗产的本土意义。周道所承载的德政之流、王道空间观，以及古人用注疏接续和再生遗产意义的阐述方式，对于打破运河作为物质还是精神遗产的争议、确立用经义申明遗产大义、以本土话语平衡西方遗产表述都有重要启迪。大运河遗产申报应该是“以古为新”、重新发现中华遗产道统源流的创新过程。     

浅析《论语》中士与道的关系

《论语》中"士志于道"是"士"鲜明的品格,这种品格亦可看作士的基本属性。士不同于一般社会成员,他们能超越自身经济地位的狭隘限制,而有坚定执着的志向。概括地讲,这种以道自任的精神表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襟、强烈的参政意识、严格的道德自律。而其中士与道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为了道,士应该不计较自己的富贵贫贱,不贪图物质生活的享乐;为了道,士应该不计较个人的境遇是否顺遂;对"士"来说,"道"重于生命。     

章学诚“六经皆史”与阳明“五经皆史”之关系探究——兼论礼制儒学与心性儒学

Zhang Xue-cheng’s theory that “six Confucian classics are all historical works” was based on his theory of Dao 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levels: the Dao of producing everything, the Dao of managing things as indicated by Zhou Gong, and the Dao of Confucius as recorded in the classics. Zhang Xue-cheng preferred to the Dao at the second level. His theory that “six Confucian classics are all historical works” is the backtracking of the Dao of third level to the Dao of second level. Zhang Xue-cheng’s theory that “six Confucian classics are all historical works” is different from Wang Yang-ming’s theory that “five Confucian classics are all historical works”. Zhang Xue-cheng is the successor of Zhu xi but not of Wang Yang-ming     

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

在中国上古宗教文化中,"圣"的原初意义是听闻神命,"圣"人乃是通神之人。随着"绝地天通"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通神而圣"的身份为王者所垄断,王者成为"圣"王。春秋以降,伴随"圣"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信仰历史地落到"圣人"身上。     

观德之射--“争”与“不争”之间

作为“六艺”之一的“射”艺在儒家哲学中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通过对乡射礼的具体描述,表明了“射中正鹄”要身与心同时修养及内正方能外直的思想。射箭竞技必然会带来输赢的判定,从而引起纷争,儒家将射箭过程充分地礼仪化,在“不争”中去化解“争”,从而提倡“君子之争”。     

儒学的德性价值论

儒家的价值哲学思想,建立在“天命之调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一哲学基础上。“天——性——道”这一以人为中心的环状结构,体现出儒家的人本哲学思想。儒家的价值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人生价值观上形而上学基础“天命”是其终极价值源泉;作为价值尺度的“德性”为其核心;“修齐治平”是其价值实现的途径。     

以礼治国:朝鲜建国儒臣推行中国古礼的作用

在李氏朝鲜一代,中国古礼之所以普及流传,与来自民间礼儒鼓吹、竞相研习不无关系。与此同时,朝鲜建国儒臣的积极推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虑因素。这些儒臣熟悉儒家礼治文化,又深得朝鲜太祖李成桂深信器重,他们在国策上倡行以礼治国,对于中国古礼的推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论文从三方面说明这个情况:一、分析太祖李成桂与建国儒臣的关系,当中以郑道传(?-1398)和赵浚(1346-1405)为主,揭示他们凭借执政大臣的职掌,把儒家礼治文化导入到治道层面上。二、指出当时推行礼治的两个依据:先礼后刑和礼入于法,由此探讨儒臣在建构礼、刑、法的三者关系上,为礼治的推行赋予法律的效力和增添刑罚的约束力。三、申明权近(1352-1409)等儒臣借鉴三国历史,向朝鲜太宗申明伦常纲纪和国家治乱的因果关系,藉此印证出古礼所以起到的治道成效。     

“近代通儒”李兆洛

李兆洛是清代中期著名的学者,一生致力于＂通＂学研究,主张经世致用。他在安徽凤台任知县期间,坚持治世求效的原则,在县治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赫的政绩;他在江阴暨阳书院执教期间,秉持育人求用的理念,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经世之才。他将治学与治世、育人相结合,在从政与执教的社会活动中,践行了博学与致用的学术理念,对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成功地展现了一代＂通儒＂的学术风范。     

沧浪之水与儒家之道

水作为喻体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从孔子以水来喻道起,儒家学者不断地借助水的形象来阐释自己的思想。然而,自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分化和变异,孟子以"沧浪之水"对仁的解释更侧重于从人的内在心理说明仁的道德属性,并为后世儒家所继承,最终开出一个"内圣"之道。"内圣"与"外王"共同构成了儒家完整的"道",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处世哲学的核心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