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学派”到“中国电影学派”：中国电影学派的体系建构

“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热潮基于建构国家电影品牌的战略设想,它曾受到文艺研究“中国学派”的启发,“中国动画学派”和“中国电影理论批评学派”则从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两个层面推动了其建构进程。学界目前主要从三个层面建构“中国电影学派”：概念内涵界定（核心）;理论体系建构（关键）;创作体系、学术共同体和教育体系的建构（基础与保障）。未来,学界还需开拓新思路,在学术史视域下拓宽“中国电影学派”的研究路径与范畴。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是要挖掘多种实践哲学的思想元素,丰富自身的哲学内涵。实践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核心概念,具有多样化的思想维度。它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维度,并蕴含了“中介化”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它还具有道德的维度,同时体现了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实践概念蕴含了自身的世界观立场,实践世界观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克服了物质世界观的绝对性和教条化,在肯定普遍的同时高度强调了“个别”的本体论意义,这对形成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自主性理论至关重要。实践概念内在地包含了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产生于普遍与具体之间的行动智慧,同时包含了智识、德性与能力等多重维度。关于法的实践哲学将引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理论设计与实践谋划。     

探索科学与哲学结合,追求“大成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启迪

钱学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提出现代科学技术体系框架,这是科学整体化发展方向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钱学森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大成智慧学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具有大识、大德和大功的大成智慧者,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哲学功底的科学大师和思想家。钱学森关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的修养智慧

中国传统哲学中蕴涵着深刻丰富的修养智慧。它认为修养是通过内心反省、个人践履以实现道德、人格和精神境界的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活动。修养具有自我性、内省性、道德性、心灵性等特征。修养是自我完善的需要,也是参与社会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需要。修德立人是修养的主题,人为至贵意识是修养的前提,诚意正心是修养的基础,以理制欲是修养的关键,自省自反是修养的方式,以名矫实是修养的路径。     

中国民俗学的学派、流派与门派

中国学派是一个在科学哲学上无法逻辑自洽的自闭性概念。进入21世纪后,钟敬文提出的中国民俗学派不仅没能落实,反而愈显飘渺。执着于不同学术理念的民俗学者,共性越来越少,交流越来越困难,民俗学分门别派已成大势所趋。广义的学术派别包括门派、学派与流派。那些依靠师承关系或行政力量强制圈定的学术团队,就是门派;能够吸引一批优秀同业者自愿加入的学术共同体,就是学派;学派获得了跨时空传承的生命力,就是流派。学派形成是以学科成熟为前提的,现代学术中的科学学派业已成为新思想、新理论的孵化器和扩音器。不同学派虽然在资源争夺上表现为竞争关系,但在学科结构上主要表现为互补的平衡关系。学派建设的三个要素,一是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科学研究纲领,二是擅长学术经营的学派领袖,三是学派成员自觉的共同体意识。尊重学术多样性应该视为一种学术伦理,而学派多样性正是学术多样性的具体表现。     

珞珈中国哲学传统与《土家族哲学通史》的研究与写作

萧洪恩教授的《土家族哲学通史》自2009年出版以来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书蓬勃大气地揭示了一个内陆腹地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变迁的灵动历程,向世人生动地展现了土家族特有的世界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倾注了一个土家族学者对于自己民族与民族文化的挚爱之情。这部著作研究的深度与广度,研究方法的拓展与创新及其多层面的学术意义与理论价值均值得重视与借鉴。     

“侯外庐学派”的最新代表作——读《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国儒学发展史》体现了侯外庐学派一贯的理论立场和研究方法,注意探讨儒学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相互影响;突破了精英儒学的局限,扩大了儒学史的研究范围;对儒学的现代转型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探索,是用唯物史观总结中国儒学发展史的一部力作,代表了当前国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走中国学派工程哲学研究的道路——评徐长山的《工程十论——关于工程的哲学探讨》

2010年,石家庄铁道大学徐长山教授的《工程十论》（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在《工程十论》中,作者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对工程的主要特性进行了哲学分析,从而把中国学者开创的中国学派的工程哲学研究推向深入。《工程十论》是一部有独到见解、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它鲜明地反映了中国学派的指导思想,突出体现在如下的问题上：     

逻辑哲学研究的新进展——读陈波《逻辑哲学》

逻辑哲学是20世纪以来在西方哲学界与逻辑学界兴起的一个交叉研究领域，它是20世纪现代逻辑与现代哲学相互融合，特别是“哲学的逻辑化”与“逻辑的哲学化”这一趋势的直接产物。作为一个新兴研究领域，自20世纪80年代始，它就引起了我国的逻辑与哲学工作者的高度关注，时至今日，一大批逻辑工作者与哲学工作者一直在这块土地上辛勤劳作。在逻辑哲学的研究者中，北京大学的陈波教授无疑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位。十六年前，陈波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专著《逻辑哲学引论》（人民出版社，1990年），这可以说是国内最早的冠名为“逻辑哲学”的著作之一。     

熊十力哲学“体系化”的开拓——读程志华教授《熊十力哲学研究》

尽管熊十力强调哲学创新不能“从无生有”,实际上他更主张“四无倚傍”的理论新创.一个方面,他主张“一切依自不依他”,将学术独立和精神自由视作“开发文化生命”的根源.他说：“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一切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倚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惟自救而已哉!”     

道家智慧与生命关怀——读《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

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主干,共同成为构筑传统文化大厦的基石。随着20世纪70年代初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帛书《老子》与90年代初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的出土,学术界掀起了对老庄本人、著作及其哲学的研究的热潮,特别是老庄哲学一直成为学人关注的“热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变革——纪念艾思奇《大众哲学》发表70周年

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社会变革具有重大的影响。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必须把对马克思文本研究与当代中国社会变革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走哲学学理化与大众化相结合的道路,并以面向大众、武装大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理论取向。     

中国“哲学突破”中的问题意识

中国哲学的特质现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中国哲学特质的形成离不开周代文化的影响.在周代文化逐渐失落、往昔的辉煌几乎变成了一片哀怨的历史陈迹的背景下,如何挽救这种局面成为了当时人们最大的问题意识.面对这种巨大刺激,先哲们的理性能力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在这种迸发中,中国完成了自己的"哲学突破",并构成了人类精神文化流光溢彩的"轴心时代"的一部分,从而确定了中国哲学的基本走向.     

冯契的“智慧说”和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基本问题是任何哲学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西方近代哲学因从知识论的立场出发来解决这一问题而陷入困境。冯契立足于马克思哲学的基础上,一方面以实践为基础,通过人在实践活动中对象的实在感来论证物质第一性原理;另一方面,冯契又借用西方哲学中内在性与外在性概念以及中国哲学中“体用不二”的原理论述了人的认识是可以把握对象的,从而很好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为自己的智慧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评《土家族哲学通史》

《土家族哲学通史》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严肃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就是从选题到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甚至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并且显示一种哲学发展的人类学意义。该书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宏观背景,从土家族精神传统的生成切入,并从历史观、文化观、政治哲学等层面系统、深入地揭示土家族哲学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发展,具有明显的前沿性特点。该书特别重视研究民族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因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见解。     

倡导智慧与自由的哲学——读许全兴著《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

这不是一本政治宣传性的读物,而是一本功底扎实、富于现实感的理论著作,是作者积累数十年教学与研究经验的一个全面总结,也是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命运与前途的一种深沉思考。书中对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中肯的分析与探索,材料丰富,又颇具论辩性,是马克思主义领域多年比较少见的厚重之作。     

东方哲学存在的基础——爱智慧的视阈

哲学就是爱智慧。通过对东方如印度、中东和中国等的考察,尽管印度、犹太和中国等东方民族对＂哲学是什么＂的理解有所差异,但对＂哲学就是爱智慧＂,也即意味着不懈的、追根究底的、深刻的理性思考和追求,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认同和一定的家族相似性。由此证明了哲学作为爱智慧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同样存在于东方。人们对哲学的理解能否达成共识,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哲学作出怎样的定位。在东西方的相互对话中,澄清并确定哲学是什么,不仅推进了学术规范,而且也为哲学面对应用领域和具体学科如何自处提供了总体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