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哲学智慧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新路

本文认为，邓小平同志的哲学智慧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之所以能复兴于当代的最根本秘密，他的哲学智慧，在当代中国走上现代华新路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哲学智慧的本质特征，它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新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走自己的道路”是邓小平同志哲学智慧的民族特征，它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新路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目标；“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同志哲学智慧的时代特征，它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新路找到了重要的发展动力；“要照辩证法办事”是邓小平同志哲学智慧的方法论特征，它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新路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是邓小平同志哲学智慧的创造性特征，它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新路创立了独特的行为方式；“三个是否有利于”是邓小平同志哲学智慧的实践特征，它为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新路指明了判断人们思想观声、和社会行为的评判标准。在对上述问题分析论证的基础上，本文得出结论：邓小平同志的哲学智慧既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又是当代中国走向现代化新路的指南和活的灵魂；当代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构思，就是一部渗透着邓小平同志哲学智慧的历史杰作。     

中国哲学精神的追问与呈现——评《中国哲学精神》

在《中国哲学精神》一书中，作者通过三种方式证明“中国哲学”有一以贯之的哲学精神。这三种方式为：在与“他者”的对比中彰显“哲学的中国特征”，在对精神的体悟中理解“生命的天人合一”，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展现“变迁的哲学精神”。     

论谭嗣同哲学的学术渊源与学术价值

谭嗣同是中国近代颇具哲学家气质的重要人物。学术界对其变法思想和《仁学》一书的研究已达较高程度，但对其哲学的学术渊源和学术价值则研究不够。本文剖析了谭嗣同哲学的学术渊源，肯定了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即：谭嗣同哲学接续了中国传统哲学，同时又使传统哲学走完其最后行程，告以终结。在学术思维方式上，他抛弃了经注主义，采用近代自然科学原理和方法论证哲学问题。他是中国近代较早接受自然科学洗礼的思想家。     

“正德、利用、厚生”：实践概念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兼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

实践概念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起着关键的基础性作用。学界长期以来对实践概念的关注和研究,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和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进行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以毛泽东《实践论》为代表的实践理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问题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概念。新时代,同样应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正德、利用、厚生”的文化基底上,把“人民中心”“创新本质”“生态文明”“问题意识”等重要思想与实践概念相结合,进一步充实实践概念内涵,从而重新发掘“人”在中国传统哲学和实践概念中的主体性含义,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实践概念;同时,也应立足于中国话语,通过反思实践概念的中国化时代化,对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规律进行初步探索。     

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热点问题述要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热点问题主要有:“郭店楚简与中国哲学关系问题”、“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重写中国哲学史问题”、“中国哲学诠释学问题”、“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价值落实问题”、“儒学的当代开展与儒教问题”等。学术界关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处理好出土文献与现存学术思想的关系、总结中国哲学史写作原则方法、寻找中国哲学本有特色、探索中国传统哲学现代价值落实路径、发掘中国传统诠释学的类型和特征、规划儒学的开展方向等问题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     

“《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主要刊源单位(哲学社会科学)主编研讨会”在安徽大学召开

由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高等教育出版社期刊分社主办，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承办的“《中国高等学校学术文摘》主要刊源单位（哲学社会科学）主编研讨会”，于2005年12月17～21日在安徽大学召开，全国近30家高校学报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再论哲学“三态”——由吴晓明先生《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所引发的思考

在《论哲学“三态”》提出原生态哲学(即智慧哲学)、对立哲学(即形而上学哲学)、和谐哲学三种理论形态的基础上,对哲学“三态”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阐述,主要包括关于“轴心时代”产生的文化根基及其历史性发展,西方形而上学哲学和中国和谐哲学的形成及其核心理念与基本特征,以及中西文化哲学的根本差异。西方哲学的本质是形而上学,中国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西方哲学的本质特征表现为“分割”与“对立”,是树立斗争的哲学;而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表现为整体的“统一”与“和谐”,是对立统一的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概观(一个论纲)

中国古代文明途径的特殊性制约着哲学智慧的产生和发展的特点,大致有三：力求“明天之际”,特重“通古今之变”,注意“穷性命之原”。这些特点集中表现为哲学的人本化。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包容性与绵延性,贯串于传统哲学发展的“四大螺旋”过程中。中国的现代化,绝非欧风美雨的“冲击反应”,而有其根本的内在的根芽或活水源头。只有树立起“以我为主”的主体意识,才能善于吸收西方先进文化及其最新成果,并使之在中国文化思想土壤中生根。故必须认真探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接合问题。     

在戏剧中“做哲学”：儿童哲学和教育戏剧的整体性耦合与实践进路

教育戏剧作为一种有创意的儿童哲学探索方式，越来越受到学校教育实践的青睐。为超越“儿童”与“哲学”的二元对立， 儿童哲学经历了从强调哲学性的“教哲学”，到复归儿童性的“有哲学”，再到强调实践性的“做哲学”的迭代发展。儿童哲学与 教育戏剧在“做哲学”中实现了价值诉求、理论基础和实践样态的整体性耦合。在教育戏剧中，儿童通过隐喻嵌入的“对话”穿 梭于“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通过身体嵌入的“游戏”穿梭于“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最终打开儿童“爱智慧”的哲学世界。     

“中国哲学”的利与弊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     

辛亥革命时期哲学开展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辛亥革命时期哲学开展与百年来中国现代哲学历程”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11月12日至13日，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在武汉大学共同主办了“辛亥革命时期哲学开展与百年来中国现代哲学历程”学术研讨会。这是中国哲学界首次举行的探讨辛亥革命时期哲学开展的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环绕辛亥革命时期哲学开展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关系这一中心问题，对辛亥革命时期的哲学变革、哲学观念、哲学思潮、哲学人物，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从“三史”论冯友兰荀学研究方法论的嬗变

冯友兰的荀学研究成果主要通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三部哲学史著作呈现。《中国哲学史》注重运用西方哲学的研究范式和现代学术方法对荀学思想进行体系建构和概念分析，使荀学思想系统化；《中国哲学简史》重点在于论述荀学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正”和“负”的研究方法让西方人更好地理解荀学思想的核心命题；《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立场的指导下，融合新理学体系对荀子哲学进行重构，阐发荀学思想的价值，为当代中国的哲学发展提供智慧和营养。     

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6年10月27日至29日在南昌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学会2006年年会暨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学术研讨会”。许多著名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专家参加了这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这一主题以及“江右哲学”、“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道家哲学与佛教哲学”、“中国哲学的创新与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观点。本文将这些创新性的观点进行了归纳与分析,这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是有参考价值的。     

浅议哲学的本性

哲学是爱智慧和追求智慧,哲学智慧是一种反思的智慧。当哲学开始反思人自身的时候,出现了所谓的认识论转向,此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才当作最重要、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来研究。哲学是一种为求知而求知的学问,从事哲学思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闲暇、惊讶、自由。哲学是自由的学术,它存在于人类生活的任何领域,贯穿于人类存在的全部过程。     

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语言和观念史考察

百年现代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史可以扼要地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前50年为“初兴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沉寂时期”;改革开放后为“复兴时期”。从语言上看，现代汉语中的政治哲学译名源于日译著作，于20世纪初在汉语学界出现，但作为具有独立学术、学科意义的政治哲学，则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步确立。从观念上看，初兴时期以“政治理想”为关键词来定义政治哲学，复兴时期则以“权力、价值、规范、正当”等一组关键词来解读政治哲学。现代汉语的政治哲学观念大体上通过三种进路形成并展开：内在性进路、外在性进路和历史性进路。从学术形态上看，早期政治哲学较弱的学科意识，及其语言和观念形成的复杂历程，造就了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中“以政治思想史撰写政治哲学史”的学术传统。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和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现代汉语政治哲学亦逐步变成显学。梳理百年汉语政治哲学的发展历史，对于当前中国政治哲学学科的发展，或许可以提供学术史支持。     

《哲学通论》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哲学通论》一书不仅是中国哲学研究进步的产物,它同时也大大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程。主要表现在：《哲学通论》进一步推动了哲学教科书改革;它倡导的注重“哲学观”研究和前提批判的思维方式为繁荣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视角和方法;它以特有的哲学理解方式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步伐。     

中国哲学刍议:学科存在与文化存续

本文通过清理“中国哲学(史)”学科内涵以及“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的历史,指出当所谓“中国哲学 (史)”对传统思想进行学科替代时,却并不能同时起到对文化、学术的传承和创新作用。进而从四个方面分析了 “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所导致的文化后果,并认为要避免国学失传带来的严重后果,必然要回到中国文化和学 术本身,摆脱殖民心态,重新以国学来理解和传承国学,方为中国文化与学术的真正出路。     

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为何要取严格的哲学定义？

同济大学德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于2005年4月在浙江安吉联合举办了“经典与翻译”学术研讨会,这里刊发的是依据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笔谈选辑,主要围绕着“翻译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展开,大致按争辩立场排序。除这里提供笔谈的几位学者外,参与讨论的还有:香港中文大学关子尹教授、张灿辉教授、刘国英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吕炳祥教授,浙江大学庞学铨教授,同济大学高宣扬教授、陈家琪教授等。     

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

一、总则。(一)为规范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加强学风建设和职业道德修养，保障学术自由，促进学术交流、学术积累与学术创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特制订《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以下简称本规范)。     

东方哲学存在的基础——爱智慧的视阈

哲学就是爱智慧。通过对东方如印度、中东和中国等的考察,尽管印度、犹太和中国等东方民族对＂哲学是什么＂的理解有所差异,但对＂哲学就是爱智慧＂,也即意味着不懈的、追根究底的、深刻的理性思考和追求,存在着较为广泛的认同和一定的家族相似性。由此证明了哲学作为爱智慧不仅存在于西方,也同样存在于东方。人们对哲学的理解能否达成共识,主要取决于我们对哲学作出怎样的定位。在东西方的相互对话中,澄清并确定哲学是什么,不仅推进了学术规范,而且也为哲学面对应用领域和具体学科如何自处提供了总体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