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需要亲情的回归——以亲属间洗钱行为处罚的悖伦理性为视角

作为与伦理最为接近的一门法律,刑法与伦理规范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亲亲相隐”制度是我国古代立法者解决情法冲突的立法典范。洗钱犯罪具有财产的流转性和隐蔽性两大特征,近亲属成为洗钱的最佳人选。然而亲属间的洗钱行为多出于亲情考虑,洗钱者面临着“忠孝难以两全”的选择困境,法律应上承天理下顾人情,在一定范围内容忍人性的弱点。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对亲属间洗钱行为的处罚都缺乏刑罚的有效性。但“亲亲相隐”制度在洗钱罪中的引入必须受到一定限制,主体上应仅限于直系亲属之间,主观上必须以维护亲情为目的。     

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亦是如此。我国刑诉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证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通过对亲属免证权的考察,指出亲属免证权的必要性,在比较借鉴域外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关于亲属免证的相关规定基础上,对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提出见解。     

“亲亲相隐”与现代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制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文,一些国家的刑诉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律制度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亲属免证制度,有益于关照传统,维护亲情,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论伦理亲情与法律

伦理亲情在传统社会主要有亲属之爱、别和从 3层含义 ,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指亲属之爱。在传统法中呈现法律亲情化趋势 ,现代社会伦理亲情在法律上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整体来说 ,中国现代法出现了亲情的法律化趋势。但现在法律中存在忽视亲情伦理的缺陷 ,有必要将更多的亲情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     

未来民法典中亲属立法的定位分析

完善我国的亲属立法,关键是要转变长期以来占据我们思想的传统意识,给我国亲属立法在民法典和民法体系中一个准确的定位,这是亲属立法健全制度建设和条款设置的前置性问题,也是根本性问题.从亲属法的权利基础定位、内容定位及价值定位等方面分析论证,强调要树立权利本位思想,限制公力干预;要注重亲属、婚姻的自然性的权利;要增加亲属间的身份性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从“自然权利”到环境伦理的反思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入,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从"狭隘人类中心主义"到"大地伦理",使人类逐步认识到了人与自然万物同属于一个"生命共同体"。从而人类对"自然权利"有了更明确的解析;在"自然权利"运动的推动下,"自然权利"的内涵得到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发展,它对于今天指导人类进行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有重大现实意义。     

浅论“亲亲相隐”制度在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重构

中国古代“素亲相隐”是一种亲情伦理立法,东西方主要国家法律都确认由亲属身份而自然获得的某些例外特权,这是一种亲属权利立法.中国刚刚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又重新将“亲亲相隐”制度引入其中,从人权角度看,体现了中国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意义重大.     

“亲亲相隐”孰之权利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规定的一项义务,其对应的是被容隐的权利,当代西方法律制度中的拒绝作证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对应的是国家不得强迫公民来证明其亲属有罪的义务,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亲亲相隐不能适用于当代法律制度。     

我国法治进程中亲属法伦理探析

建设法治国家不仅仅是制定和执行各种各样配套的法律,而且也包括更新或重建我们民族的法伦理。亲属法伦理“爱有差等”及义务本位性,与“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的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亲属法伦理重视亲情、讲求人性则与强调人本、人道的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相契合。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必须对亲属法伦理进行改造和批判继承,把法治理想转化为中国人的精神情感认同,这是实现最高层次的法律秩序——法治的必然选择。     

论孟子的立法伦理思想

本文在客观叙述孟子的立法目的以及仁爱、亲亲等立法原则的基础上,力求准确评价孟子的法律伦理思想对中国法律文化发展的影响,阐发其对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价值.     

中国土地权利立法论纲

土地权利立法是中国物权立法的重要内容,物权法对其如何规定则涉及中国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土地权利立法必须以物权立法的价值为指导,以平等独立的现代物权理论为支撑,以公私法相互交融为方法。在具体制度构建上,应以生存利益高于一切来决定土地利用权利制度的取舍,以现代民主的要求来构建土地所有权的运行机制。据此,独具中国特色的土地权利制度就能够形成。     

《唐律疏议》立法伦理思想探究

对《唐律疏议》法律伦理思想的探讨——从深层去把握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内涵,揭示其本质和规律性,这有助于沟通现代西方法律的价值理念和中国传统法律的价值理念。其目的在于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以借鉴传统法律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借鉴之可能性。     

我国罢工权立法再探讨

罢工权作为一项宪法权利是一种国际立法惯例,在我国罢工还不是一种权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近年来,日益增多的劳动纠纷和罢工事件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笔者认为,以前将罢工权归属于政治权利的观念是错误的,它的实质是经济权利;罢工权立法不仅能保障劳动者的正当利益,同时也能限制罢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罢工权立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不是反对立法的理由而是要攻克的难题。在我国相关法律中设立罢工权事实上已成为理论界与立法界面临的课题,迫切需要转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是法律的重要渊源,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不仅制定法律规范必须有道德基础,执法和守法也必须以道德为保证。强调执法者的道德素质,并不意味着在执法过程中可以用道德标准取代法律标准,而是基于执法的道德要求。道德可以解决许多法律无法解决的问题。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道德失范问题的重要举措。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的重要来源,社会主义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建设是法制建设的基础,道德建设应优先于法制建设。一个道德沉沦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法治的。通过立法,增强道德义务的约束力,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当前我国劳动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其立法设想

本文通过对当前影响我国劳动权保护的主要原因的分析,提出在我国保护劳动权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要确立劳动权保护的法律目标模式;二是要加强宏观调控法、职业安定法、就业促进法和就业保障法的立法。     

低收入群体健康权的立法问题探讨

关于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健康权的立法问题,首先应该对这一问题所涉及到相关法律概念做出清晰的界定,并对立法保障低收入群体健康权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有具体的把握;其次应该明确立法时实体正义高于程序正义的价值追求,结合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公民健康权的规定,在总体上确立低收入群体健康权立法的部门法定位。     

我国物权立法若干问题新探

运用法律经济分析的方法,结合物权立法理论与实践,从物权强行性、物权法的程序法、物权立法模式、物权法与国有资产管理法关系几个方面,探讨我国物权法律制度创新的思路和途径.     

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立法实践与发展趋势

从《宪法》、《土地管理法》、《民法通则》、《土地承包经营法》、《农业法》到《物权法》,我国围绕土地使用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探索和立法实践,逐步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用益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土地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立法目标经历了从确保农民＂温饱＂向促进农民＂发展＂的转变过程,通过农民的生存保障确保农村稳定和确保全国粮食基本战略目标的实现。我国农村经济的未来发展状况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呈现出由有期限权利向无期限权利发展,由非商品性权利向商品性权利发展,由非融资性权利向融资性权利发展,由身份性权利向契约性权利发展的趋势。     

沉默权原则在我国的立法思考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刑事司法程序正当的一项重要保障。联合国的有关公约也对其加以确认和保护。我国在确立沉默权原则时,应考虑到所面临的技术难题,要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和程序规则,通过立法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原则,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正当权益。     

孝慈精神与现代家庭伦理的建构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富含“孝慈”精神，重视父慈子孝。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经历了痛苦的历史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更是从政治上、制度上、经济上推动了新型家庭伦理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冲击了传统家庭伦理，而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也同样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形成碰撞与冲突。在今天的家庭伦理的建构中，传统的“孝慈”精神应当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