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辞赋的句式及其对诗文的影响

辞赋是中国较早的自觉文体,它是综合先秦诗经、楚辞乃至散文的艺术经验而形成的,所以句式灵活多样.这种灵活多样的句式不仅是辞赋瑰丽艺术性的体现,而且对后世文体发展影响巨大.三言句首先在辞赋中大量使用,它对五七言诗以及词、曲都有重要的启迪.六言对句是辞赋在吸取楚辞句法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是骈文的重要构件.     

论张衡在诗赋形制表现上的创新

东汉中期的张衡,在诗赋的形式体制和艺术表现上进行了全新的探索和实验,从而给这两种文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诗歌方面,其《四愁诗》等作,利用并改造楚骚句式,创作了我国古代最早的七言诗体,而屈原以“香草美人” 隐喻政治关系的表现手法,经由张衡的运用与发挥,形成一种重要的诗歌表达模式;辞赋方面,其赋作在句式、结构布局上的创变,以及在题材、小品化、语言风格、结构立意上的新探索,一改传统赋风,深深影响着汉末魏晋的辞赋创作;“七”体方面,其《七辩》与傅毅《七激》改传统“问疾”主旨为“招隐”,在主题、风格和形式上都对此后的“七”体产生了巨大影响。     

论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

目前学界对楚辞汉赋之间源流关系的探讨多以汉代骚体赋为主体,重点剖析骚体赋对楚辞的接受。而细究汉赋全貌可知,楚辞对汉赋的影响不仅止于骚体赋。以体式为介观察屈原楚辞与汉赋,可发现屈骚句式在汉赋中的流变主要体现在骚体赋和骚散相间体赋,就骚体赋而言,《楚辞章句》所录与《楚辞章句》外的骚体赋句式也有不同。《章句》所录骚体赋句式对屈骚中的齐言句式过于依赖而显得拘谨;其它骚体赋对届骚中的杂言句式与齐言句式都有继承,且齐言句式比例逐渐加重;而汉赋对屈骚句式与先秦散文句式的兼收并蓄促成了汉代骚散相间体赋的繁盛。     

辞赋的承续与当代发展

沿袭两千多年的辞赋艺术形式,已很难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这就有必要从研究入手,从研究中揭示中国古代辞赋发展的规律,探索出适应新时代需要的新的辞赋艺术形式.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里,几乎每逢改朝换代,历史变迁,辞赋艺术形式都屡有变化.这既是社会的要求,也是辞赋自身存在发展之所需.新时代的辞赋形式应古赋与白话赋相互靠拢,创造出句式大体整齐,文词简炼,用韵大致相同、篇幅较短的新时代赋体.     

论辞赋在唐代的骈散之变

齐梁初唐,辞赋骈俪化发展臻于极致,字骈句比、多用隔对、五七言入赋、限韵律赋出现,体式发展走到穷途,难以为继.为追求灵动之美,一些优秀的作家间用虚字调节语气,或径用散句,骈赋出现散体萌芽.唐代建国后,文学上反对六朝华靡,与辞赋奇散的需求表里相应,武后朝开始,辞赋散体手法渐见增加.盛唐文学大气蓬勃,李杜辞赋情思壮大、辞采飞扬,往往突破骈俪的拘滞精巧.古文运动先驱刻意复古,追求古奥生涩,骈俪文风被彻底打破.韩柳熔铸古今,文从字顺,骈散兼施,"新文赋"诞生,终于建立起有别于六朝的唐赋新貌.唐赋散体化发展,是对魏晋以来辞赋骈俪化发展的反动,为辞赋体式发展开辟新的路径,延长了辞赋文体的生命力.     

宋代科举与辞赋嬗变

宋代科举之进士科继唐制考赋,经历了宋初殿试、元祐复赋与乾、淳隆文三度盛况,并通过归复王言、观觇才学、闱场争锋、经典重塑和科制延续,展示了一代辞赋创作的嬗变与兴衰。考察宋代文制与辞赋的关系,不仅要关注宋初、元祐与乾淳考赋兴盛期的情形,更应思考北宋"元祐"前后熙宁、绍圣朝廷两度罢赋的举措,正是在此罢、复之间,士子处经义与辞赋的矛盾、冲突,以及对两度罢赋而废赋的反思中,在南宋时代确立起"元祐体"、"乾淳体"辞赋的经典意义。     

梁孝王忘忧馆游士赋考辨

本文通过对梁园君臣赋体式与题材的分析 ,揭示了西汉初年尤其是文、景时期存在着一种以四言为主、杂用六言等句式、表达自由灵活的诗体赋 ,并曾出现过咏物赋创作高潮的事实 ,从而论证了梁孝王忘忧馆游士赋产生的基础和条件 ,肯定忘忧馆游士赋是真实可信之作 ,同时 ,也对西汉初年赋的发展情况作了初步的探讨     

汉语诗歌句式的构成和演变的规律

古代《诗经》、楚辞、五七言诗、词曲以及现代格律体新诗的主要句式的构成和演变有如下规律:汉语诗歌是由歌诗向诵诗发展的,诵诗的节奏才是诗歌语言自身的节奏;这种节奏主要由句式体现;句式主要由双音顿构成;句式以包含三顿数和四顿数为适宜;句式适宜以音数较少的音顿结尾。     

古代杂言诗的调子

古代杂言诗中因为既有单音顿结尾的五七言句式,又有双音顿结尾的四六言句式,所以其调子是吟调与诵调的配合;同时,又因为杂言诗句式长短不齐,所以其调子又是长调与短调的配合.杂言诗调子与五七言诗调子、词曲调子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     

苏轼赋的散体特征及其形成

苏轼在吸收前人创作经验的同时，用写散文的手法写赋，完成了由辞赋向散文赋的转关，使赋体文学呈现出新格局和新面目。苏赋的散体特征是：散句增多、句式多变和笔法自如。这不仅体现出苏轼的创造精神、美学趣尚、文学主张，而且体现出文学发展的规律     

赋体演变的句式考察

赋起于楚辞骚体,继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之制,赋体的演变突出显示于句式的变化。楚辞及骚体以句尾“兮”字拉长语气,增强感叹,又以句中虚字接连名物、形容并形成结构复杂的散语长句,适合怨怼激发的情感抒写。汉大赋鸿篇巨制,大题苞览,叙物为本,主要以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展开名物和形容的铺陈。六代骈体小赋及唐代律赋抒情体物,则以四、六及其愈趋谨严的联对结构乃至声律规范承当一物一事的细致描写,物我相融,于诗为近。宋代文赋复归散语,然与汉大赋承接诸子谈辩、排比辑事不同,而是援取唐宋“古文”作法,其较远的来源是秦汉叙议之文,句式长短不拘一格,议论为主,显示主体意识的自我执持。     

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辞赋与谏书———杜牧《阿房宫赋》新论简

杜牧撰于晚唐世变之际的《阿房宫赋》,并非一篇单纯的咏史赋,而是作者深受史学与赋学谏诤文化传统濡染下,以赋、论合流为体,以借古讽今为用的当代讽谏书写,其中或许不乏新型谏书及其变创可能的实验意图。因此,藉由“辞赋与谏书”文化跨界的书写侧面,或许可为杜牧《阿房宫赋》在唐、宋赋学流变史的重要地位,提供另一则参考脚注。     

韩国学者韩国辞赋研究述评

作为中国的传统文体在域外发展的支流,韩国辞赋作品是汉学研究的“新材料”之一,了解和借鉴韩国学者研究韩国辞赋的成果,有助于深入研究韩国辞赋乃至东亚汉文学。韩国学者不仅全面关照韩国辞赋并梳理其发展脉络,也尝试就某一角度,如属于主题范畴的“和陶辞”、属于形式范畴的“科举赋”等予以历时性考察,梳理其发展脉络,而且重视对一些重要的赋家赋作的个案研究。然而相对辞赋作品之数量而言,相关研究还远不够深广,须不断开垦和经营。     

秦腔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的思考--以《钵中莲》为例

秦腔由于早期留下的文字资料很少,对研究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明代万历年间的传奇抄本《钵中莲》第十四出《补缸》应是最重要、最权威的资料,它不仅出现了“西秦腔二犯”一词,又提供了秦腔板腔体形成的原始样式,它使用的七言句式是秦腔板腔体产生的直接证据,它通俗的剧情和民间化的表达方式,是秦腔产生于民间的重要佐证,勾勒了中国戏曲由曲联体向板腔体转型的轨迹。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江淹散文论略

江淹是南朝时期著名辞赋家、散文家,其散文体裁多样,颇重文采,抒情真挚而深刻。其中,骈体作品更加讲究藻绘、对仗、用事等技巧,体现出成熟骈文的特征。散体作品则多表现对逝者的哀悼及对自身遭遇的悲悯。     

战国楚简否定副词“弗”、“不”研究

"弗"与"不"在古汉语中是两个极为常用的否定副词,考察二者在战国楚简中的区别和联系,语法功能上相近,只是在语用上有一定差异。从"不"和"弗"后接的语气词、前加修饰语及所处语句的句式与语境来看,二者在语用上有一定的差异:"弗"的语气较"不"强烈,"不"或与其他词组合成固定短语,或前加修饰语表达强调语气,还常用于并列、排比复句表达强烈的主观色彩。这说明"不"主要还是具有表达一般否定的功能,所以在表达强调语气时更需要其他修饰语相配合,它并不能完全代替"弗",这也正是"弗"为什么能够在战国晚期仍能与"不"并存的主要原因。但是不可否认,"不"在使用频率和适用范围上远远大于"弗",这是承自甲骨文、金文以来的用法。     

陆西星《南华真经副墨》对《庄子》文学的评点

明代中后期庄子学复兴,庄学著作层出不穷,而陆西星撰写的《南华真经副墨》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受明代中后期散文评点的影响,陆氏从文学角度对《庄子》的"三言"体例、篇章结构、文辞意脉等方面作了评点,尤其是在评点《庄子》文脉时,提出了"草蛇纩线""藕断丝连"等重要观点,对后来的《庄子》文学阐释影响甚大。     

浅谈我国古代文艺作品中的影射技法

影射 ,作为一种文学技巧 ,最先出现在《诗经》 ,日后由于意识形态变化的原因 ,并在儒家文学观的指引下 ,逐渐推广到辞赋、散文、小说、词曲和戏剧所有文学领域 ,表现形式也由单一的比喻象征发展到多种类型 ,形成姿态横生、形式大备、羽翼丰满的艺术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