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复的译名思想与翻译会通

翻译会通是严复译名思想的核心，对于西学术语的翻译，严复所采取的会通法成功地借鉴了古代佛学翻译的格义法，其译名的会通法与其翻译标准所强调的“达旨”也形成了有机统一。在译介西方社会科学的初期，这种译名策略有效地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然而，严复的译名策略也因过度依附本土传统文化而暴露出诸多的历史局限性。     

作为文化选择与立场表达的西学中译——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中译本解析

晚清以来,迻译西学不仅是中国社会汲取新知的主要途径,更成为国人表达文化立场的一种重要方式。温彻斯特《文学评论之原理》(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在1920年代初被译为文言出版,固然与仿效西学模式的文学概论课程在国内大学的开设直接相关,但根据对原著与译本的细致比较,以及对其翻译过程的语境还原,这个译本还负载了更丰富的文化信息:它不仅体现了学衡派的文化选择,也实际介入了当时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之争;该译本是翻译与改写的结合,它对原著的文学事例进行了大量置换并增加了译者的阐释,频频调用本土经验去填充外来理论。此举虽有助于降低读者的接受难度,有助于探索中西文学的共通性,但也忽视了两种文学传统中那些不可通约性的因素,有误读、同化外来知识之弊。这两方面都显示出译介主体的文化选择和立场在译本中得到强有力的表达,使原著在译介过程中产生明显的意义变化和意义增殖。该译本及其在文学教育中的运用,是西学影响现代中国的文学知识生产的生动实例,而它有限的影响力则证明了中国在输入西学时往往把社会对文化资源的现实需求作为选择的首要条件。     

近代“主权”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主权＂（sovereignty）是国际法学的核心术语之一。19世纪中期,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时,将sovereignty译定为＂主权＂,并译介了其内涵和外延。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主权＂概念在近代中国广为传播,影响深远。     

“博考简收”与“即指见月”：《西学略述》的西诗译介

1885年出版的《西学略述》,由入华传教士艾约瑟编译而成。该书对西方诗人诗作有较多介绍,其中部分内容可以说是首次进入中国。在此基础上,该书对西诗类别和韵律的介绍,又使之获得了诗学理论层面上的积极意义。译介行为的赞助者以及晚清社会对西学知识的需求,在《西学略述》的西诗译介中产生了导向作用,并促成了其中文学性质的显现。在中国文人面前呈现出西方诗歌面貌,这既与艾约瑟遵从的"学术传教"策略保持了一致,又在客观上推动了晚清中国对西方诗歌的认识,同时在近代中国的西诗译介史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新时代太极拳文化译介与传播的意义和路径

太极拳是中国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美学思想以及养生和中医文化的重要载体。太极拳文化译介与传播是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一环,有利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利于人类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通过思考和探讨新时代太极拳译介与传播的意义等,提出其译介与传播的路径：多方参与译介与传播工作;全方位、多角度译介;太极拳术语翻译定名;多种翻译策略并举;多模态、多媒体译介传播;培养更多相关翻译人才。     

中华武术在外宣中的英译现状与研究趋势

采用文献分析法,对武术译介理论和实践进行综合分析.首先对国内外现已出版的武术类英译图书期刊进行调查统计,接着对当前武术译介研究的现状作了概述.在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发现武术译介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术语翻译的规范化问题;武术语言的译法选择问题;错译和零翻译问题.今后武术译介研究的趋势表现为:术语翻译的规范化仍将是讨论的热点;武术翻译的性质将被重新定位;武术翻译将更注重文化层面;外宣中将会填补对武德的译介.     

论“新批评”译介中的“观念至上”倾向——以新时期以来的译介为例

新时期以来,国内对＂新批评＂译介,存在着＂观念至上＂的倾向,即过度强调对其批评理论的译介,严重忽视了其批评实践的价值。这一倾向的后果是,既影响了国内学界对＂新批评＂的认识,又严重制约了我们对＂新批评＂的理解、接受和运用。改变＂新批评＂译介、研究和运用中的＂观念至上＂倾向,使其真正＂中国化＂,任重道远。     

近代化学术语“元素”之厘定

化学术语＂元素＂,创制于日本兰学家宇田川榕菴的著译《植学启原》（1833年）、《舍密开宗》（1837年）;历经幕府末期、明治初期Element译名多出、并立混用阶段,于明治中期得以最后确立;清末流入中国,并于20世纪30年代取代中国自1868年丁韪良《格物探原.化学》问世后一直使用的译名＂原质＂。＂元素＂的厘定,是西方学术文化在中、日间流转、互馈过程中展开的,不仅是化学学科内部的概念译介,更有着超越学科界限的悠长开阔的历史文化景深。     

当代新儒学的西方因素

西学对当代新儒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西方术语成为新儒家研究的当然用语,西方学术思想体系也为新儒家积极吸取,展开中西思想家的比较研究。西学的挑战是推动新儒学研究进展的主要动力,新儒家明确自身在多元文化对话与交流中的平等地位。     

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湘西民族文化为案例

全球化语境下,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重视文化的国际交流,努力让民族文化走出去。开放的湘西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其译介效果关系到湘西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影响力的扩大。由于共通性,湘西民族文化是可译的。民族文化译介和传播价值在于文化传承与发展,它将开辟一条民族文化活态传承的新路径。从"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这5个要素阐述了湘西民族文化译介模式的优化。希冀将湘西民族文化推向世界,在全球化时代求生存和发展。     

论明末清初西学的分期与特征

明末清初 2 5 0年的西学史表明 ,传教士并未阻碍当时的中国学者接触和吸收近代的西方科学 ,雍正帝禁止耶稣会等修会教士传教亦不构成清代自然科学发展停滞的直接原因。明末清初的西学 ,呈现为虎头蛇尾的态势 ,个中的因由不应该就传教士的缺陷去寻找 ,而应该追究中国传统社会构造是否具有追踪近代西方文明变化受容西方科学文明的机制     

东林党议视野下晚明文学的历史分期

晚明文学夹杂学术思潮,复杂而多变,故学界尚未有分期之论,然并非不可操作。万历二十年（1592）至天启四年（1624）,是性灵文学繁盛的时期。在王学与“狂禅”的影响下,湖北地区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高举“性灵”大旗,倡导革新,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继而在东林党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压制下先后没落。天启五年（1625）至崇祯十七年（1644）,是社团文学繁盛的时期。伴随政治危机的加剧,东林党议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原本士大夫之间利益的纷争,演化为东林党与阉党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突出反映在文学上,则是江南地区文人结社的勃兴,呈现出党社一体化的鲜明特点。     

明清以来中西文化影响下的艺术表现形式——兼谈中国文化艺术现代化发展的构建

中西文化艺术上的交流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浪潮：魏晋隋唐时期的“梵学东渐”、明末清初的“中学西传”和晚清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从广度和深度上看,明清以后的两次文化艺术上的中西交流影响甚为深远。从两次“西学东渐”的文化交流主体方向上来看,前者是主动的吸取（梵学）,而后者则是被动的接受。这主要是当时的国力使然。如何在明清以来的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背景下构建现代艺术。文章认为,在艺术的现代化转型时期,面对西方文化艺术上的强大的攻势．中国的艺术必须在坚持民族性传统的前提下,以融合中西为途径。努力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下的边缘化倾向,从而在走出“跟世界接轨”的误区后真正实现艺术上的现代化构建。     

神话为何属于文学研究？——以晚明、晚清西学分类为起点

晚明是华夏第一次对西学大量译介和争论的时期,晚明士人对西学分类的认识、以及西人介绍西学时的策略皆能体现中西文化最根深蒂固部分.晚明西学分类的次第观念为文学（教育之用）→医学、海学等等→理学→天学,只有本土理学、天学才是正统.晚清士人受此影响并参入新因素,即在“学”与“理”中间加入“政”,形成器物之学→制度之学→文化之学的递进关系观念.在此基础上,晚清传入“神话”——这种外来“知识”仅关乎古希腊等异邦的“神”之故事,它既无法对应中国的“天”之内容（历象、人伦、物理、祭祀、五帝、祖先等等）,也无法抵达“格物穷理之大原本”,仅有启迪民心的教育之用,从属于“文学”.受此观念影响,中国神话学逐渐从属于文学研究.尤其在当下学科建制中,神话研究者基本集中在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学科,这促使学界需要更深层反思中国现代学术史观念,以及“神话”及神话学何以能更贴切本土文化问题.     

地图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从中国历史角度来看,史家常以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之逼迫为中国近代化历程之开始。实际上,若从文化观念层面来看的话,其潜移默化的文化濡染迟至明末即已开始,启其端绪者即为明末著名传教士利玛窦。传教士们在宣扬基督教义的本职工作而外,以西方科学知识为其在中国活动的试金石,而尤以天文地理知识为重点,掀起一次次中西文化传播交流的高潮。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借鉴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政治观念上也由"朝代国家"到"民族国家"演进,为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乃至其后的现代化历程准备了思想观念层次的变革基础。     

晚明中西生死观的碰撞———以利玛窦为研究中心

晚明时期,随着东西海路大开,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华传教,针对中国高度文明的文化环境,采取文化适应路线,不仅使天主教在中国扎下根基,更引发了中西文化更深入地碰撞,其中生死观问题占据了重要地位。利玛窦对中国传统的灵魂、死亡观念做了全新的诠释,也对中国传统生死观念中对来世思考的缺失做了有益的补充和调适。但鉴于中国重伦理的文化环境,利玛窦对西方生死观也做了部分调整,淡化神学意味,突出伦理道德,以有利于世道人心,使西方生死观在中国更加本土化。这迎合了明后期动荡政局下士人阶层对生死问题的关注,不仅有利于中西文化的相互认识和融合,而且对明末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诗歌与宗教:天学诗集《闽中诸公赠诗》典故新诠

天学诗是指以传教士和西方宗教文化为题材的中国古典诗歌,是明清鼎革之际中国士人在政治和文化危机下感知西学和天主教之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融合了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接受和想象。天学诗集《闽中诸公赠诗》的诗人们以用典为主要修辞手法,引用了大量的先秦诸子语典、寓言故事、上古神话和名人事典,将对古代圣贤治世的追思、对当时混乱时局的痛心和对传教士的赞赏融入诗中;天学诗用典是晚明文学复古倾向的表征,典故的选择与运用又受到了诗人的文化背景、社会地位,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深刻影响。     

徐霞客笔下的丽江土司地

明代徐霞客在云南丽江土司地区的亲见亲闻,系统收载在《徐霞客游记》一书中,对于了解明末丽江纳西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交流、风俗习惯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中国对近代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

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翻译成汉语始于16世纪的耶稣会士,但他们的影响到19世纪衰落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重新激起了中国人对西方军事技术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兴趣.清政府机构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系统地翻译西方科学书籍.同时,西方传教士也在做着他们自己的翻译工作.科学翻译当时产生的直接影响比较小,但它对下个世纪学术界、政治界的风云变幻却起到了催化作用.     

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与道家思想

以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策略为切入点,追溯耶稣会的历史和特性;以<道德经>的思想为参照,分析利玛窦的<畸人十篇>的主旨和意义,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利玛窦之传教策略之所以独特而有效的因素.作者认为推动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利玛窦之适应性传教策略恰与"无为而无不为"的精深睿智的道家思想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