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练兵处的设立及其绩效与不足

练兵处是清末新军编练的领导机关,它对清末军事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陆军近代化的重要一环。练兵处设立的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方面,清朝中央政府欲统一事权、统一规划,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日俄战争后严峻的国际形势使清政府从军事层面考虑应对措施,以缓解危机。练兵处的设立,虽取得相应的成效,但由于其内部的角力和争斗以及中央练兵处和地方尖锐的矛盾,因而削弱了其绩效的发挥,并最终对清末政局的走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张之洞与晚清练兵处

练兵处是清末新军编练的领导机关,练兵处的成立推动了清末的军事变革,成为中国陆军近代化的重要一环.张之洞作为地方督抚的代表,围绕练兵经费、营制饷章、后勤体制和学堂章制等方面同练兵处之间的关系既有调适,也有抵拒.透视张之洞与晚清练兵处错综复杂的关系,可以为我们透彻地了解晚清军事改革提供另一个视角.     

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原因论略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发展的顶峰时期,然而在咸同时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扫荡粉碎了维护清朝统治的军事支柱一腐败的八旗绿营,迫使清廷只得依赖地方武装,遂致督抚筹饷练兵、专揽大权,打破了地方军政民财设官分司互相牵制和中央地方上下相维的权力结构平衡,形成靖末地方督抚骄横跋扈之局面。这些论述已在有些论著中刊出。然而笔者认为这仅是清末外重内轻局势形成的众多因素之一,而清末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原因既有其社会内部矛盾长期积累变化的因素,更有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受外来干扰而产生变化条件的影响。本文谨将这些原因略作论述。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与直隶省军事教育近代化

在中国军事教育近代化过程中,直隶省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其中军事科留日学生功不可没。在考察清末民初军事科留日学生状况的基础上,从军事教育机构、军事教育师资队伍、军事教育课程和教科书三个方面探讨留日学生对直隶省军事教育近代化的贡献,并从分析直隶省对全国其他地方军事教育近代化影响的角度,阐述了直隶省军事教育的历史地位。     

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无奈妥协——以湖北官钱局产业争夺为中心的考察

湖北官钱局是清末时期规模庞大的地方性金融机构;在其鼎盛时期,对湖北地方经济发展作用显著。辛亥之后,国民政府与湖北省政府围绕其产业的争夺逐步展开,国民政府先后两次宣布将湖北官钱局收归中央,湖北省政府亦两次抗议要求归还。在这一过程中,显示出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合作与冲突。最终双方相互妥协,湖北官钱局被有条件地归还地方。     

清末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

文章探讨了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时期清政府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调整过程。指出清廷的主观意图是通过行政机构改革加强中央集权,但从实际后果看,这一努力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反而使中央与地方矛盾进一步扩大。文章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来自中央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清政府实际是在原有体制框架内来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因此无法借助新的社会力量未制约既得利益者,只能在各方既得利益的左右下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从而使调整除了回复到旧路上去外,别无他法。      

“百年仓廪 邑城屏藩”——解读清代丰图义仓建筑

丰图义仓是清末地方官绅建造的仓廪建筑,其仓城选址巧妙,建筑形式特殊,反映了我国近代建筑史上仓廪建筑的宏伟面貌。本文结合关中东部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朝邑古城的历史,论述了其选址中储粮备荒和军事防御二者的有机结合;并分析了其特殊的建筑形式与储粮技术的关系。     

袁世凯与清末立宪运动

在清末立宪运动中 ,袁世凯由于清末中国社会历史的客观因素以及自身所具备的主观条件 ,对立宪表现出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参与中央管制改革 ,开办地方自治 ,对清末立宪运动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邮传部与清末邮政事业的近代化

清末10年是我国社会近代化的关键10年。以邮政业为例,邮传部作为主管交通的中央政府职能部门,通过调查、统计与计划,制订邮政政策与章程,发展地方邮政、联邮等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清末邮政事业的近代化。这其中,邮传部领导的、包括邮政业在内的交通建设革命是不可小视的因素。     

清末督抚与官制改革

官制改革是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清政府企图借官制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力；地方督抚则想借官制改革的机会向中央夺取更多的权力，打破满清贵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双方的激烈斗争和冲突加剧了清末政局的动荡，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也在客现上延缓了中国地方制度的近代化进程。     

北洋时期绅权的扩张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以无锡为例

北洋时期无锡的绅权得以扩张,地方精英们借助自治组织与商会等公法团体掌管了地方管理大权,成为社会权力群体.当时中国基层社会的管治模式巳由传统的政府为主、绅士为辅,变为绅商为主、政府为辅.绅权的扩张给了地方精英们更大的施政平台,但也给全国政权的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北洋时期始终未能解决政权、绅权与民权的平衡发展问题.     

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权力再分配格局的形成

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出现了权力再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自救。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由中央到地方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代替,晚清内轻外重局面基本形成。     

清末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

清代后期,民间规避赋税的行为日趋激烈,不仅有一般的贫民参加,更有许多地主、乡绅等乡族势力从中推波助澜,从而使清代后期的赋役征收及民间的抗粮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民间抗粮与官府统治权力彼此消长.乡族势力在与国家政权争夺权益的时候,必须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当国家政权统治比较稳固的时候,乡族势力能够相对地约束自己和配合政权的统治;而当国家政权社会控制能力下降的时候,乡族势力就能更多地操纵地方事务并且侵蚀国家政权的权益.国家政权与乡族势力的复杂关系,无疑应当引起人们的重视.     

浅论士、科举制度、清朝灭亡三者互动关系

科举制度对于清王朝而言不只是一个单纯的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清王朝通过科举制度还掌控了传统封建社会的士阶层。而这个传统封建社会的精英阶层恰好就是清王朝延续其统治的核心力量。清王朝废除科举制度最大的后果就是将这个精英阶层剥高于其统治之外,这是最终导致清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晚清督抚制度与权力制衡

清朝统治者继承并改善了督抚制度，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权力体系，使中央与地方之间保持了200多年的制衡状态。19世纪中叶，由于战争的原因，这种平衡被打破。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晚清地方督抚彻底掌握了交战各省的军政大权，政令、军令得以统一。这一方面为清朝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失衡。     

清末民初地方社会控制中的权力较量——以对乡村教育阵地的争夺为中心的探讨

清末民初,新学教育将地方教育机构置于政府系统管理范围之内,使原来地方社区的文化传承变为超地方的“国家事业”。而地方的旧学教育势力却并非心甘情愿退出历史舞台,这样就在国家与地方之间展开了一场以对教育阵地的争夺为中心的权力较量。在这场文化与权力的竞争中,尽管乡间新学始终没能战胜强大的私塾组织,但是传统私塾在新学教育制度的冲击和熏陶下渐渐流露出趋新的气象,二者并存、相融形成了中国近代以来非新非旧、亦新亦旧的乡村教育模式。     

论中国近代国地财政划分制度的演变

将中国国家财政划分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是中国财政制度现代化的明显标志之一。从晚清开始 ,中国仿效西制酝酿、试行划分国地财政 ,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才确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 ,并在推行中取得一定成效 ,使中央财政由割裂渐趋统一 ,使地方财政由混乱渐趋规范 ,并带动了预算制的推行 ,从而使现代财政体制在中国基本确立。同时 ,这一制度也明显地体现出中国特有的政权结构和政治体制中央集权特色 ,由此而使制度本身带有难以克服的弊端 ,如财权与事权不相适应 ,地方越权行为严重等 ,从而产生一系列负效应。     

晚清乡村绅权及其运作

晚清以降，咸同军兴，乡村秩序岌岌可危。持续衰弱的国家权力有赖于社会力量以共渡难关。由来已久的绅权因其强大的管道实体功能而成为一种有益选择，即对上作为管道以代行公权职能，维持乡村稳定；对下作为实体以聚合民众，主导乡村自治。从发生论角度，晚清学额制度改革造就了规模庞大的乡绅阶层，而学额增加则进一步激发了乡村读书人的入仕信心。他们将理学和经世学结合，使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为之一新。而这些富有进取精神的乡绅价值一经得到有效释放便在最大限度内缓和了清廷所遭遇的政治危机。当然，绅权主体嬗变也带来了绅权外延的积极扩张。这种扩张的标志性事件表现为绅权外溢到由国家权力所垄断的军事与财政领域。在军事权之授予上，乡绅因获得上下信任，进而在战争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财政权之获得上，政局震荡所引起的财政危机使得中央必须依赖地方经济支持，而乡绅在动员乡村抵抗太平军的过程中获得了法定筹饷权。作为一种制度对价，乡绅在19世纪中期协助清政府渡过危难之际获得了之前三百年间不可想象的权能。有了军事与财政特权，乡绅便可以通过公局治乡和团练维稳，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积极发挥效用。虽然在法律时效上，晚清乡村绅权早已隐入尘烟，但这...     

黄遵宪：渐进主义的地方自治构想

黄遵宪是“清末”预备立宪前现代意义地方自治的倡导者和尝试者,他创立了以“自治其身,自治其乡”为起点的逐级推进地方自治的思想模式,成为后来中国地方自治的经典模式。黄遵宪对地方自治的最初认识始于1877年,其以清朝首届驻日使馆参赞的身份随公使何如璋东渡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地方政制做了细心体察。他认为,中国贫弱源于政弊,政弊之端又在官集权于一身,致使民权丧失、民智阻塞、民气不昌、民力衰弱。而破除政弊之道在于伸张民权、开启民智和壮大民力,破除政弊之法又首在地方自治。在他意愿中,“自治其身”可以养成国民自治资格,“自治其乡”足以奠定自治的基础。它是破除专制集权的开端和赋予民权方式,最终使中国走向立宪政治的途径。     

新疆建省的基础

1884年新疆建立行省制度是清政府对边疆地区统治方式发生转变的重要标志,新疆建省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外来的冲击下,清帝国在向近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对边疆地区所实施的制度的建构;另一方面是新疆自身所具有的因素,包括长期和较为完备的理论准备,清政府在新疆地区所持续执行的一体化政策,军府制的不足及当地上层势力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