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现代诠释:作为现代悲剧叙事的核心——威廉·福克纳作品对"罪恶"的审美呈现

威廉·福克纳作品中表现的多种罪恶,已成为他创作的重要特征,也使其常常遭到误解。将悲剧理论与叙事学方法相结合,把作家对罪恶的表现视为其现代悲剧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既借此与悠久的文学传统相衔接,又赋予其鲜明的现代特征。＂罪恶＂在多部作品的文本构成中被赋予多种艺术功能和复杂的意义指向,并借此为作家完成现代悲剧的创造奠定了基础。     

叙事视角·叙事话语·叙事性——美国成长小说艺术张力研究

成长小说以其充满人文的关怀注视人类成长过程中的精神苦难,尝试在成长中寻找人类的精神家园.美国成长小说作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一方面展现成长中的主人公的困惑,另一方面注重叙事技巧的使用,包括第一人称叙事视角的选择,叙事话语的儿童声音的运用,内心独白,内心剖析以及心理分析.所有这些,都增强了小说的叙事性,扩大了小说的艺术张力.     

中国现代家庭视角戏剧的悲剧特色

中国剧作家持之以恒地在"家庭"这一中国文化最敏感也最具意味的视角上创作出大量的剧作,而这些剧作无论是悲剧、正剧、还是喜剧,都体现出了统一的悲剧内涵。本文试图阐明剧作家们将这些悲剧内涵显现出来的最行之有效的方式,即将家庭放入失序的社会背景中,演绎平常人的社会悲剧,运用写形传神与心理刻画相结合的方法关注现代市民精神痛苦,创造戏剧意象,构建浓重的悲剧氛围。     

《老人与海》的叙事视角与叙事伦理

海明威因精通现代叙事学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老人与海》的叙事视角对小说主题意义的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左右着读者的叙事伦理判断。海明威采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这一貌似客观的视角,但通过对文本的选择和对叙述进程的操纵,海明威在邀请读者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出伦理判断的同时,也或明或暗地展现了自己的伦理态度。     

悲剧与现代自由——伊格尔顿的现代自由观

由于对绝对自由的奉行和误解,人类悲剧历史不断上演,人类终极价值体系最终轰然倒塌。因此,伊格尔顿认为重提伦理问题迫在眉睫,并且认为悲剧可以成为价值的唯一生成基础。文章从以往理论家对自由的探讨出发,比较出伊格尔顿在悲剧的框架中对悲剧与自由的探讨的超越之处。伊格尔顿在悲剧的框架中对悲剧与自由的探讨对我们正确理解现代自由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意义,对于当下社会我们重建伦理价值体系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家族叙事的悲剧化与喜剧化

中国的家族叙事大多采取悲剧化的格调,展现人物在悲剧情境中的生命抗争。由于题材和中国文化的性质,家族悲剧性叙事呈现悲而不伤、怨而不怒等审美特征。在少数文本中,喜剧性的手法揭示了旧家族的荒诞与崩溃的必然,特别在先锋叙事中,对父辈的降格叙述表明了伦理与家族叙事的革命。     

《西线无战事》的战争叙事与叙事视角阐释

《西线无战事》是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名著,它以普通士兵的叙事视角颠覆了非正义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它以人道主义的情怀展示了极限状态下生命被扭曲时所体现出的虚无。这一叙事典范深刻地揭示了侵略战争给人所带来的毁灭感。     

论《长生殿》的表层叙事与深层悲剧意蕴

以洪?的真情观为切入点,交互采用文献研究和接受美学的分析方法,对《长生殿》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悲剧叙事形态进行了深入阐释。洪?以至情为标举,将不会触犯时忌的李杨情缘作为戏剧的表层叙事,而深层的情感潜流则是被强化了的历史兴亡感,从而使得时代性的秘密情感——汉族文士被压抑在心底深处的亡国之痛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     

类型叙事与现代精神：武侠小说再解读

从拯救模式、性别立场、武打元素、行侠方式四个方面对武侠小说进行解读,重点探讨类型叙事与现代精神的冲突及其解决方案,可以认为武侠小说的拯救叙事模式是正当合理的,而其在性别立场、武打元素、行侠方式等方面存在深层问题,不过随着武侠小说作家观念的更新,武侠小说文本是可以进行调整从而达到时代要求的。     

儿童文学叙事中的权力与对话——一个后经典叙事学视角的研究

儿童文学是作者(成人)与读者(儿童)对话交流的中介,儿童文学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的文化特性使文本与存在的外部语境形成了密切联系。因此要研究儿童文学的叙事特色,必须结合文本语境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的后经典叙事学理论为重新审视儿童文学叙事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使作者与读者形成复杂的权力关系,同时,作者与读者、成人与儿童又努力在这种权力关系中寻找不同的对话途径和表达方式。这种复杂的叙事语境直接决定了儿童文学文本的叙事特色。     

心向往昔——论施笃姆小说回忆叙事的主题与视角

回忆性叙事是施笃姆小说创作的重要文本特色。文章考察了回忆这一主题在其小说中的存在方式,并从小说的叙事视角分析了文本的回忆叙事结构。     

《尤利西斯》的叙事化与体验性叙事：认知叙事视角

叙事化和体验性叙事是认知叙事学的核心概念。叙事化是通过自然讲述、体验或目击叙事的方式去理解故事中看似违背叙事规约或“矛盾与断裂”的文本现象,体现了读者阅读和消费文本时的认知能力。体验性叙事涉及第一人称体验性叙事和第三人称体验性叙事两种叙事模式,强调读者在识解文本时的情感体验和认知语境。通过对《尤利西斯》的叙事化和体验性叙事文本分析,揭示了叙事化、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体验性叙事的叙事话语、表达功能以及认知语境与情感体验和认知语义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从认知叙事视角审视乔伊斯的意识流文本的语言和叙事艺术。     

善与善的悲剧冲突——从《天边外》和《边城》看现代悲剧的必然性

《天边外》和《边城》是 2 0世纪初有影响的两部悲剧作品 ,虽然其文体及文化传统和悲剧处理不同 ,但主题、结构、悲剧走向和现代悲剧意识却惊人契合。在这两部悲剧中 ,可以看到现代悲剧关注时代、关注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生活的走向。它不再简单的是善与恶的冲突结果 ,而是多种力量复合的悲剧结合 ,尤其是善与善力量间必然的较量和冲突。随着生命不确定感的增强 ,这种现代悲剧的必然性开始以更丰富的文学手段自我表现着。     

管窥古典悲剧与现代悲剧之异同——读《还乡》与《俄狄浦斯王》

以《俄狄浦斯王》和《还乡》两部不同时代的悲剧作品为代表,从主题、悲剧效果、悲剧成因、悲剧主人公身份以及悲剧表现手段等方面探讨古典悲剧与现代悲剧的异同。     

汉语法学：语境、修辞与逻辑——一个方法论视角的论述

汉语法学命题（概念）的提出,在法学方法视角,可予以多层面的分析和观察。其中语境视角的条件和预设、修辞视角的摹状和设问、逻辑视角的判断和推论等是在方法论立场上分析该命题能否成立的主要途径。基于如上三种方法和思路,尝试对汉语法学命题成立与否的语境、修辞和逻辑进行三维的处理和论析。在语境方面,汉语法学的文内语境涉及语言运用、语言运用者、华人法学和汉语运用者法学、本土表达和继受表达等问题的界定,而其文外语境则涉及汉语世界的法学家对汉语法学有所创造的功利一价值期待。在修辞方面,对汉语法学一词,可以借用摹状、双关和设问三个方面的修辞格进行深入剖析。在逻辑方面,汉语法学无论从概念（内涵和外延）、判断（真假）,还是从推论视角,都有其独特的内容。     

叙事视角与文化观照下的庞统形象

英年早逝的庞统号称＂凤雏＂,虽然无论是在史传、戏曲还是小说中,他与＂卧龙＂孔明都无法并驾齐驱,但是,在庞统身上寄寓着其他重要的意义：一者他是作为诸葛亮在现实生活中的对比与古今谋士在文学作品中的参照物而存在的;二者他是蜀汉政权甚至是《三国演义》悲剧的一个组成部分;三者围绕他的描写可以理析出三国故事素材流变的一条脉络。     

论郁达夫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视角模式

中国传统小说采用的是零聚焦的叙事视角(即没有固定视角的全知叙述视角)模式,郁达夫的小说主要 采用内聚焦的叙事视角模式(包括内聚焦的叙事视角下的第一人称、第三人称叙事方式)。郁达夫对中国传统小说叙 事视角模式的革新,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遭遇荒诞:不懈抗争的现代悲剧女性——论小说《荆棘鸟》的悲剧艺术成就

本文从存在主义视角分析了《荆棘鸟》女主人公梅吉一生四个重要阶段的遭遇和抗争,证明这部小说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古典悲剧的现代悲剧:构成古典悲剧冲突的双方各自具有伦理力量的合理性,而梅吉的冲突对象则是无穷无尽的荒诞,而且正是这种荒诞最终毁灭了她的幸福。该小说的审美意义在于塑造了梅吉这一现代悲剧人物形象,她那无望而不懈的抗争给人以另一种震撼。     

人生经历对萧红与林海音叙事视角的影响比较

萧红与林海音都曾以孩童的眼光作为聚焦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和对童年的美好回忆,然而个人经历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叙事视角和不同的叙事色调.单纯的儿童视角的运用使林海音的童年回忆温柔敦厚,色彩明丽;儿童视角复调方式的渗入却使得萧红的童趣表现背后透露出成人世界的重重叹息.两人对女性命运的不同思考,在其作品中通过女性主人公的不同遭遇与人生结局表现出来.萧红命运多舛,不幸的生活、不幸的出走经历使她永远悖离了传统的家,同时也使其作品获得深刻的悲剧性;林海音由于女儿情结的牵绊,回归传统,归于温文儒雅.     

傻子眼中的世界——《喧哗与骚动》中班吉叙事视角的陌生化解读

《喧哗与骚动》以新颖独特的叙事手法,成为福克纳的第一部最富创造性的作品并为他赢得了享誉世界的声誉。其中对叙事视角灵活的应用,使得作品更能把握现代生活的本质和内涵,延长了读者的审美感受。从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理论出发,用班吉这个有限视角,我们可以对其新奇的叙事视角进行不同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