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民族化·科学化——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构途径和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学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是漫长、艰辛而又曲折的历程.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的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关涉到作为创作主体作家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关涉到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艺术道路.     

女性创作引领“新移民海归文学”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华文作家特别是＂新移民＂作家回归祖国,创作发表了大量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为繁荣中国当代文坛开拓了更为宽广的疆土。在这股＂海归文学＂的潮流中,尤以女性令人瞩目。海归女作家的脱颖而出是因为她们比男性海归在生活保障上更具有优势,读者的审美情趣和图书市场的需求也为她们的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思让她们的婚恋家庭作品更具有魅力。     

新时期文学流向的展望

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前景如何?这是一个令人瞩目和感兴趣的问题。本文从中国文学是否会继续繁荣、中国文学的未来思想和艺术的流向、本世纪内中国能否产生伟大作家等三个问题探讨入手,认为今后我国所处的和平与对话、改革与开放、科学高度综合与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大趋势以及文学自身发展的有利机制,将促使未来的文学继续繁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基于民族自立精神和忧患意识的爱国主义与富于群体意识的英雄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将会成为未来中国文学思想的主要支柱,多样化将是艺术流向的重要特征;在构成当今我国文坛中坚力量的中青年作家群中,有理由期待会有人取得伟大成就,与时代和人民脉息相通、心心相印是作家攀登上光辉顶点的最重要因素。作者还对新时期文学所存在的和今后应注意克服的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文人“下海”·文学的危机与生机

当市场经济终于在中国成为势不可挡的大潮之后,文学这片净土出现了新的景观。先是有一位知名作家首倡作品“议价说”;接着有几家由文坛作家、编辑、编剧等自由组合的创作室也抓住时机推销剧本;更有不少文人纷纷弃文从商、下海弄潮。于是,不少人忧心忡忡起来,担心文学面临“危机”。 我们无须隐瞒,严肃文学或称之为纯文学的市场已经萎缩,但广义的文学并没有衰落。整个中国文学的状态正如一位作者所比喻的:就像地球表面那样,尽管海洋的面积要远远大于陆地,但海洋并不能淹没陆地。当许多人纷纷下海以后,文学的陆地也并没有沉没,而是     

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独立意识

新时期文学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阶段,有许多不同于以往文学的特征,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即强烈的文体意识,主题的快速嬗变和多元化倾向,文化心理意识,民族母亲意识,地域文化景观。所谓强烈的文体意识,是指许多作家把文体追求作为审美和艺术个性追求的核心,通过独创的文体,来显示     

诗性的批评与批评的诗性——简评王仲生的文学批评

王仲生是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文学批评一直关注、追踪着当代文坛发展演变的轨迹,尤其是陕西作家在小说、散文领域的创作迹象.他的批评活动无疑成为推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力量.其批评文本既不乏深刻的理论思考,又呈现出独特的诗性特征.正是这种诗性的批评使他与其他的批评者拉开了距离.     

革命叙事与史诗性追求的成功与缺失——从《创业史》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西部小说

作为当代西部小说第一时期的代表,《创业史》以其宏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获得了恒久的魅力。然而,小说“史诗性”追求背后所折射出的作家对于“革命”的理解和认同,也反映出西部小说在1950—1960年代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留下的缺憾。从政治对于文学的影响、作家心理、作品的审美取向等多方面着眼,可以发现西部小说家们在建国以后意欲抢占文坛“制高点”的冲动,揭示出柳青等作家既从“革命”中获得了作为历史主人的喜悦,同时也使“革命”逐渐地内化为他们生活、思维、行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客观事实;同时,也可以破解和阐释中国文艺政策对这一时期农民型作家和城市型作家造成的巨大心理冲击,以及由此而对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论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质

新时期文学是当代文学50年来最活跃、又最复杂的时期。创作上的空前自由给当代文坛带来了勃勃的生机,尤其是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为曾经一度死寂的文学领域打开了一个面向世界的窗口,西方文学思潮涌入中华大地,当代文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闹,传统的、现代的、写实的、抽象的...     

良知与审美——王阳明美学思想核心问题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考察王阳明的“良知”含义及其与审美的内在本质联系 ,从而更好地把握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实质。本文作者认为 ,王阳明的“良知”既是一个道德范畴 ,也是一个价值范畴、境界范畴 ,更是一个审美范畴。在其道德性与超道德性、体验性与审美性的“致良知”建构中展示着王阳明良知体验美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     

抗战胜利后平津文坛的复兴与“新写作”文学思潮的兴起

以沈从文、朱光潜为代表的原京派作家或近京派作家在1940年代后期得以活跃在平津文坛,是由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既有其必然性又有一定的偶然性。平津地区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中国政治文化格局中所处的独特地位,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活动空间;平津文坛在战后的复兴则为他们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文化条件,这一切与这些自由主义作家自身的文学创新要求结合在一起,共同促成了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中国文坛的兴起。     

陈忠实：陡然而起的高山

陈忠实前期作品一直写当下的生活,善于从道德角度切入,在变态心理和爱情描写上也多有探索,塑造了一系列新的人物形象。经过15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历练,他的创作能力得到提升和锻炼。20纪世80年代中后期,作家经历了伤痕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阅读了大量外国传入的文学经典。他反思自己以往的文学创造,实现了自我剥离,他远离了写当下生活的题材,转向历史,转向人物内心,遵循文化心理结构观点,写出了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实现了自己写作的转型。他抓住了作品《蓝袍先生》中的语言感觉和创作状态,经过充分的准备,以沉静的状态创作出了长篇小说《白鹿原》,奠定了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     

明清关中文学与理学的研究力作——评高春艳《李因笃文学研究》

立足地域视角开展地域文学研究,乃是近年来学界较多采用的研究方法.就中国古典文学史言,至明清时代,随着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过去以某一文学思潮和时代风尚为主导的局面,转变为以地域性为主的文坛格局,文坛上形成了诸多创作实力强劲、地域特征鲜明的地域文学群体和流派,地域文学传统意识日益凸显.因此,近十多年,从地域角度切入,探讨文学家族、文学流派、作家群体、文学社团,成为明清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且已取得了许多丰硕的学术成果.     

论当前审美文化发展的二重性

近年来,商品经济大潮的浸洗、高科技手段的推助与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使得中国审美文化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当代面貌。本文正要从对审美文化的界说及对中国当代审美文化演变的追溯入手,结合文学艺术的微观考察与审美文化的主体性考察,围绕“超越性、愉悦性、普遍性”三大内在特征和外在的他律性,对中国当前审美文化的语境构成、具体表征及文化实质作出了新的阐释。     

论日本现代文学1987年的“转型”

1987年,日本文坛"被动姿态"作家吉本芭娜娜、村上春树,"主动姿态"作家大江健三郎发表了战后文学史上具有文学"转型"意义、三人三色的力作,陷入困境的日本文学进入新阶段,出现文学的"主动姿态的丧失"现象,"被动姿态"作家渐成主流.大江全力对抗由村上春树和吉本芭娜娜代表的"表层的、风俗的"文学,追求文学"根据地"建设,当代日本文坛形成两大谱系.     

中日文学特质宏观比较

中日两国文学虽然彼此相互影响，但各自的民族文化精神在文学发展中发挥作用，因而中日文学在文学主题、文学功能和文学表现风格上都表现出各自的独特性：中国文学主题偏重明志载道，日本文学主题偏重人情况味；中国视文学为经国大业，日本作家常以游戏心态对待文学；中国文学表现出雄浑壮阔的美学追求，日本文学则变现出纤细小巧的审美意识。     

道家文化与现代审美文学观

中国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形成基础是什么 ?中国现代审美文学在哪一个层面上与功利文学观形成对峙 ?道家文化资源在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在“影响的焦虑”下借鉴西方审美文学观的本土性基础在哪里 ?审美文学观的东传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意误读” ?本文对此作了探讨 ,认为审美文学观在传入中国以后 ,一方面与老庄一脉哲学的艺术心性论相结合 ,创造了本土特色的美文美论 ;另一方面 ,也无可避免地遭到了传统道德心性论的改写。审美文学观终究难免被压抑的命运 ,功利文学观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仍然占着上风。文章通过爬梳道家文化与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关系 ,指证了道家文化作为审美文学观传入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也分析了审美文学观被道家思想所“误读”与“改造”的过程。     

汉语语境中的审美现代性问题

本文试图突破将中国等同于传统、将西方等同于现代的学术范式,以中国近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为主要考察对象,从浪漫主义与审美现代性的密切关联入手,揭示了审美现代性在汉语语境中产生的文化渊源、具体内涵、历史意义。以此说明审美现代性问题不仅仅是西方独特的文化现象,而且也是内在于中国美学发展的历程之中的。而在考察中国审美现代性问题的时候,就不应该仅从西方着眼,还应该考虑到中国文学自身因素,不仅要看到中国浪漫主义作家所受到的外国文化的影响,还应该注意到本民族文化的传承性在现代作家身上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所表现出的文化姿态。     

“大团圆”心理模式探源

作者认为,中国人对世事以及文学故事,最终都企盼会有圆满结局的“大团圆”式社会心理与审美心理,这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里“早熟”的历史意识。中国传统的历史意识重视人生与事物的最后道德价值判定,却忽略事情的经过或者具体进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扬史而抑文,这种重结果而轻过程的历史意识,压抑了中国人想像性的文学叙事情趣与能力。这是中国小说艺术品种“晚熟”、情节和过程描写相对薄弱,并且大都偏爱文学故事结尾“圆满”的心理渊源。本文概括了“大团圆”心理模式的基本形态     

文学如何超越现实生存——从贾平凹十余年来的长篇小说谈起

新时期以来文学经历了一个从审美、审丑到“溢恶”的转化,这一转化既是当代人审美意识的转变在文学上的集中体现,也是作家生命本体的内在需要,同时与市场的需要和大众的欣赏趣味密切相关。文学沉溺于现实生存、难以完成精神超越的现象已经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以贾平凹近十余年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为例,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刻的反思,认为文学是高于生活的,作家只有自觉承担起启蒙者的神圣职责,甘当人类精神的守望者,才能在创作中完成生命主体精神和审美的超越。     

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文化“审父”心理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并不具备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发生的条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审父意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集中崛起,由此带来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中强烈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但在20世纪50-70年代文学语境中,这种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受到主流话语权力的压抑,仅作为残存的文化审父情结蛰伏于当时中国作家群体文化心理结构的深层。在当时主流文学的父子冲突叙事话语中,要么不具备现代性文化意蕴,要么其中隐含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被主流话语所置换、消解或遮蔽。而在"百花"文学和"地下"文学的父子冲突叙事中,却集中表现了接受过五四启蒙精神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的现代性文化审父意识或情结,虽然尚未构成大潮,但已然为新时期文学中审父潮流的出现埋下了历史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