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考论

钱锺书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体现了“以能文为本,不当以立意为宗”的文学史写作理念和提出了文学的“平行影响观”;钱锺书在“史识之通”的基础上,践行“通识真赏”地“谈艺衡文”,由此申说其文艺鉴赏中的“静穆观”和“圆成论”,这是匠心独运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其“文学史观”的突出之处;钱锺书“辩证”地厘清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显示了他考镜思想的学术取径。钱锺书以“文史通义”为鹄的,将文学史的作法融在文史哲研究当中,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表现了他文史打通的学术品格,这或许是他写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而其《中国文学小史》未见面世的深刻原因。钱锺书的学术探索为学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反思“百年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西南联大时期钱锺书先生

1937年，钱锺书先生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为题，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牛津大学副博士学位。据说，这种学位“当时还极少颁发给一个以中文为母语的学生”，而钱先生花了两年时间获得，是非常了不起的。这篇毕业论文后来分三次发表在1940～1941年的《中国图书季刊》(Quarterly Bulletin of Chinese Bibliography)英文版上。毕业后，牛津大学决定聘请钱先生为中文讲师(相当于美国大学的副教授)，他没有接受而是于1937年秋同杨绛先生一起到了法国巴黎大学。在法国作短暂停留后，1938年，西南联大决定聘请钱锺书先生为外…     

论钱锺书文学批评语体特征形成的原因

典雅精炼的文言与明白晓畅的白话兼用,是钱锺书批评著述重要的语体特征。以五四时期的"文白之争"为背景,考察钱锺书在文言与白话问题上的辩证立场和基本态度,指出批评对象、批评文体对钱锺书语体选择的制约与影响,对于深入反思白话文运动的成败得失,更好地理解钱锺书文学批评的语体特征,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破”“立”之间：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管锥篇》读札

自2010年钱锺书第一次被评为“文学世界主义者”以来,国内关于钱锺书“世界性”的研究成果却仍然较为薄弱。本文拟聚焦于钱锺书的“世界主义”文学观,通过对《管锥篇》的重读,探究在社会主义文学造成“世界主义”断裂的特殊时期,钱锺书如何想象与重建20世纪“世界主义”中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世界主义”。钱锺书在《管锥篇》中破除了“夷夏之防”“中西对立”,将国家认同建构为文化认同、将个人身份体认转化为“华心”有无。在“破”与“立”之间,以共同“文心”为基础,建立包蕴人类普遍性情感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并试图以著述实践为中国文学与中国思想提供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学研究模式。     

钱锺书对严羽《沧浪诗话》的误解与原因

虽然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是王渔洋神韵说的理论渊源之一,但严羽在《沧浪诗话》里却并没有正式提及神韵一词。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多处征引的严羽所谓诗之有神韵者,从文献上考证,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命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已经出现了以讹传讹的现象:由于钱锺书在学界的权威地位,有些研究者未加辨别就直接引述了钱锺书的错误观点。事实上,神韵这一概念范畴在严羽所处的南宋尚未出现,但严羽的诗论主张与神韵说确有着密切联系,而钱锺书在《谈艺录》和《管锥编》两书中论述神韵的相关内容,则是混淆了神韵的提法和它的理论渊源。     

废话与微言:质疑对钱锺书的质疑

刘皓明的《绝食艺人:作为反文化现象的钱锺书》一文,在网上已经流传了好一阵子,最近又在《天涯》杂志上登了出来。因为他有一个比较新颖的角度,即海外华裔学者的角度,又因为他使用的强烈到极端的语气,即不容置疑的否定性语气,再加上他那自以为打中了钱锺书七寸的得意劲儿,都引发了我试图为钱锺书做一点辩护的欲望,尽管钱先生也许根本用不着我这样的末学后生来为他辩护。一刘皓明文章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他用卡夫卡塑造的“绝食艺人”这一小说形象来比喻钱锺书。他说:“钱锺书对应于绝食艺人的绝食功夫的,是他扫描般的记忆力,他饕餮的阅读…     

钱锺书的“文心”及其历史意识

钱锺书屡次标举的"文心"概念代表其学术思想本质的两大特征:形式主义和心理学维度。这两个特征体现在他的文学史观、批评实践和互通的文化观等方面。具体而言,钱锺书认为文学史是精神心理影响下文学形式的演化过程,与现实社会历史无关,他的批评实践多用语义分析法,重视文本内部和不同文本之间互文性,并习惯借助心理学概念,发掘普遍心理和事理,但追求普遍性和固守文本是对具体历史语境的摒弃,而钱锺书打通的文化观,因其立足于各类文本共有的文学性和普遍的精神心理,同样忽视了历史。所以,虽然史学是钱锺书学术研究的畛域之一,但他的学术思想和实践具有反历史主义的维度。     

翻译与“打通”：艾朗诺与钱锺书的跨语际对话

艾朗诺借由《管锥编》与钱锺书就"翻译"与"打通"展开了跨语际对话。在翻译部分,艾朗诺一方面推崇翻译应当主信的理念,与钱锺书形成肯定式对话关系;另一方面,他又因语言转换的非等值特征,认为部分内容需在翻译中显露译迹,并在实践中加以呈现,以此与钱锺书的"化境说"形成补充式对话关系。而在"打通说"部分,艾朗诺以两种方式构建与钱锺书的肯定式对话关系,其一是直接阐释"打通"说,其二是以"打通"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方法与追求。发生在艾、钱之间的对话,是中西文化深度交流的范例,在方法与学理层面给当代学界带来有益了的启示。     

西南联大时期的钱锺书先生

1937年,钱锺书先生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为题,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论文,获得牛津大学副博士学位.     

“破体”：钱锤书批评文体的特征及意义

“破体”作为钱锺书批评文体最突出的特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文体意识之“破”,即破除新旧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形成极具开放性、包容性的文体意识;二是文体运用之“破”,即突破新旧中西不同文体的畛域,各种文体的特点互渗互补。钱锺书批评文体的“破体”特征,对于反思中国文论的现代建构问题具有积极的参照意义。     

“破体”:钱锺书批评文体的特征及意义

"破体"作为钱锺书批评文体最突出的特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文体意识之"破",即破除新旧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形成极具开放性、包容性的文体意识;二是文体运用之"破",即突破新旧中西不同文体的畛域,各种文体的特点互渗互补。钱锺书批评文体的"破体"特征,对于反思中国文论的现代建构问题具有积极的参照意义。     

试论钱鍾书与解构主义

钱锺书是中西兼通的学术大师，钱著有许多先见性的卓识，与西方学术巨子冥契相通，让人惊叹不已。从“解构”的角度来解读钱锺书，不是说钱锺书受到了西方解构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而是我们在钱著中读出了极为鲜明的解构性特征。西方解构主义将矛头直指西方思想史观念的整体性与同一性，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语言中心主义，任意涂抹传统的“宏大叙事”，在人文科学话语中自由嬉戏等等主张，都可用来比附与解说钱著，或者说，两者之间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将“解构”作为又一条串起钱著的线索，对其重新加以解读，从而标示出…     

“文学的国语”怎样炼成——《围城》的语言策略

钱锺书的《围城》不是一部方言小说,尽管其独一无二之处恰恰在于主人公流浪汉式旅行涵盖了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来自北方的人物也不少。《围城》语言策略值得注意之点是钱锺书很少让小说人物说他们自己的方言,而尽量让他们说南腔北调中西合璧的国语。《围城》中的方言土语就像鬼魂和影子一样藏在国语背后。虽然作者在某些场合不得不偶尔使用方言,但也尽可能削弱方言的影响。吊诡在于这种超方言写作也能揭示蕴藏于方言中的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精神。20世纪40年代,当北方作家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努力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时,南方的钱锺书却和他的人物一起学习正在形成中的国语。两种不同的学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带来了两种不同的语言遗产。     

“非线形阅读”与钱锤书文学批评的双重语境

当代西方互文性理论倡导的双重语境下的“非线形阅读”,对文学接受意义重大。资料表明,钱锺书不仅具有足以与西方互文性理论相互对话的思想,而且其文学批评也体现出“非线形阅读”所具有的语境的广博性与多重性;此外,钱锺书还注意到过于强调双重语境所带来的阅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理性的坚守者：－论《围城》的理性品格

与同时期其他小说相比,钱锺书的<围城>表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理性品格.这与钱锺书深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对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创造性取舍有关.在小说中,这种理性品格主要是通过万能的叙述者的出现、作者对一种哲理品格的刻意追求和作品中现代主题与传统叙事方式的共存表现出来的.     

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新现象的认识——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的深入解读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是恩格斯晚年阐述资本主义社会新现象的经典文献.<序言>分析了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现象,特别是以英国为例说明,资本主义社会新现象并不能避免英国中心国家地位的丧失,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命运.     

《文海宝韵》序言、题款译考

写本《文海宝韵》保留有刻本缺失的序言和卷末题款残片。本文对这些残片拼合整理、翻译后作了初步研究。从中发现了创制西夏文字的记录 ,充实了关于西夏文创制的内容 ,再一次确认西夏文字系元昊时期创制 ,了解到有关细节。还用西夏人撰写的第一手资料印证了西夏元昊称帝时间和加冕等重大史实。由年款和史实记录初步推定《文海宝韵》成书于天赐礼盛国庆年间 ,即 1 1世纪中期 ,属西夏前期 ,其编纂者是以罗瑞智忠为首的一批学者。参与此书编纂的有身居高位的官员 ,有通晓切韵的僧人和学者。序言对本书内容和特点记载表明西夏人对西夏语音科学的认识。从《文海宝韵》和《五音切韵》序分析了二书的关系 ,《五音切韵》将《文海宝韵》中的字纳入到韵图、韵表中 ,两书出于同一个朝代 ,有颇多重复的序言 ,内容相互关联     

欧洲浪漫派与东方文学

一八○○年是欧洲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一年,因为就在这年华兹华斯(W·Wordsworth)发表了著名的英国浪漫主义运动理论宣言——《〈抒情歌谣集〉序言》。在这篇序言里,华兹华斯多次鲜明指出:“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这简洁的一语,集中表达了浪漫主义作家对文学本质的新理解和新认识,与欧洲文学理论中长期占统治地位“摹仿说”,是截然对立的。     

郭沫若赠柳亚子长诗发表于何时?

贵刊81年第2期发表的王晶垚同志的《纪念南社和柳亚子》一文,谈到郭沫若为《柳亚子诗词选》写了序言,“他在这篇序言里第一次发表了一九四三年赠柳亚子的一首长诗,首先就评价了柳亚子的诗文以及他和南社的密切关系,……”王文说郭老的     

成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两序言解析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两篇序言对形而上学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在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的序言中,康德试图恢复形而上学对知识的统治权,即他试图创造出不同于其前的形而上学以达到将所有的知识加以统一化的目的;在1789年的第二个版本中,形而上学则以康德称之为具体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出现。康德为《纯粹理性批判》所写的两个不同序言暗含了一种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表达着近现代哲学学科化的特征,打破了西方传统哲学将形而上学视为所有知识基础的传统,其结果是以研究形而上学为任务的哲学逐渐丧失了传统特征,越来越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一般性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