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选择对农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2013数据,可分析非农就业、基本医疗保险以及两者交互项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从事非农工作、就业于离乡的大城市能促进农地流转,而且非农就业时间越长、非农就业工资越高对农地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程度越强,越能增强农民的流转意愿。农民选择参加不同类型的基本医疗保险会对农地流转产生不同影响:参加新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新型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倾向于流转农地,但影响不显著;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农民会在新农合"枷锁效应"的作用下"锁定"在农村生产活动中,从而显著地抑制其流转农地。非农就业与基本医疗保险的交互项表明,非农就业会有效缓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农民的"枷锁效应",而且随着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农民向省外大城市转移,使非农就业压力缓解的作用就更加显著。     

主体公平关切行为对联合体工程总承包项目优化的影响

对于设计施工联合体工程总承包项目,优化收益分配是项目优化能否达成的关键,关系到总承包优势能否得以充分发挥。而优化收益分配不仅受主体理性行为的影响,还将受主体公平关切行为的影响。从行为科学角度出发,基于博弈理论构建相应的优化收益模型、公平关切函数和收益分配模型;设置仅设计或仅施工方具有公平关切,以及双方均具有公平关切3种情景,选取收益分配可行域、收益均值、收益期望值、收益最大值4个指标,模拟分析了主体公平关切行为对联合体工程总承包项目优化收益及其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联合体双方适当的公平关切行为对提升其自身收益有利;但过高的公平关切程度会使项目优化收益分配可行域急剧减小,项目优化事项落地的可能性及优化收益期望值也会随之减小。     

农地收益分配体制变革的法学分析

合理的农地收益分配体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励农地的直接经营者经营农地,使农地收益实现最大化;二是农地收益各个主体所取得的收益比例大体适当,符合其收取收益的目的。要想达到这两个方面的目的,在农地经营的微观层面,应该保证农地经营的自愿交换机制及权利保护机制发挥作用,使农地始终由最有能力的经营者经营;在宏观层面,则应体现农地的宏观使用效率,避免农地分散的个体经营可能导致的无效率行为,主要应由政府等公共权力组织介入以实现农地收益的合理分配。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就是农地收益分配体制变革的宏观指向,首先实现城乡之间农地收益的合理分配主要依赖政府等组织的公共权力手段;其次在乡村社会,农地收益的最大化不仅需要农地自愿交换机制与权利保护机制在微观层面发挥作用,还应包括政府等组织运用公共权力手段消除实现农地收益最大化的诸多制度性障碍等内容。     

包容性视角下的城市经济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

运用处理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2006年—2014年"长三角"城市群与"中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在包容性视角下的经济效率、包容性全要素生产率(包容性TFP)进行了测度、比较与分析。结果表明:2006年—2014年,12个城市的总体经济效率为0.8344,说明这些城市在较高程度上实现了城市经济的包容性增长;"长三角"城市群与"中三角"城市群的经济效率均呈现出U型趋势,并且这两大城市群在2010年以前差距较为明显,但是从2010年以后二者之间的差距性在不断缩小;包容性TFP比传统TFP小得多,技术效率变化、技术进步亦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说明不考虑环境污染与收入差距大大高估了城市的TFP。最后,本研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一些有益的政策启示与借鉴。     

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政策的优化

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根据农地非农化增值的形成环节、增值收益相关利益主体的权益分析,构建了农地非农化增值收益分配的概念模型,测算了主要利益相关主体的收益分配,从大到小依次为土地开发商、地方政府、被征地农民、中央政府、支农惠农和其他主体,比例依次为62%、15%、12%、7%、2%和2%。收益分配政策的优化,需要跳出单纯的“涨价归公”和“私权保护”之争,只有通过提高土地等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平衡进城农民福利保障和地方财权之间的关系。当前应保障农民土地权益,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可持续市民化,确保地方政府土地增值收益获利份额。     

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及耦合协调评价——来自26城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

为准确评价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状态,通过建立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选取26个城市2002-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测算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结果显示:长三角城市群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逐年上升的时序特征,群内各城市之间的发展水平截面差异明显;资源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大,环境子系统次之,再次是产业子系统,人口子系统综合指数增长幅度最小,各子系统指数变化轨迹、升降幅度和截面特征不一致,使得26个城市综合发展指数呈现出发展平稳型、持续波动型和跳跃型3种波动类型;长三角城市群的耦合度和城市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上升的发展态势,不同年份的耦合协调度类型各异,城市间内部协调性不高,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矛盾突出,虽然两两子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在逐年升高,但人口与其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偏低,当前,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矛盾依然突出。据此认为应推动长三角城市群人口、产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目标。     

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公平与效率——博弈与权衡

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在土地制度改革中遇到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改革和完善我国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现状,首先应当在权衡其公平和效率关系下进行,在界定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公平的构成及效率的衡量标准的基础上,全面考察公平和效率并重所体现的前提性、良性循环的诱导性及制度的弥补性等价值内容。尤其是在法律制度构建中,注重重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理念,在强调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的同时,注重从政府职能和土地所有权法理两个层面厘清公平和效率价值。且应强调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的分阶段构建,其各阶段公平与价值目标的优化选择,同时完善财税、监管等相关配套制度,实现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目标并重。     

长江经济带城市化发展水平时空差异

采用基于熵权法的TOPSIS模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108个城市2008—2017年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进行评估,运用基尼系数和锡尔指数对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和城市群内部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及其构成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从时间上看,长江经济带近年来城市化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且发展差异逐渐减小;从空间上看,三大城市群的整体城市化质量发展水平呈现出由长江经济带东西两岸向中心递减的趋势,即“长三角地区>泛成渝地区>中三角地区”的空间格局;总体差异的减小有利于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差异减小;城市群内部差异的扩大,会导致总差异减小的趋势变缓;长三角、中三角及泛成渝三大城市群间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一定差异性。     

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的规范构建

探寻平衡国家、集体和个人收益的分配机制,是新一轮宅基地改革的重中之重。通过对比总结2015年以来的两轮宅基地试点改革,可以发现,宅基地增值收益实质是宅基地之上新增加的财产价值,此种价值进一步表现为土地发展权、宅基地财产权利和区位因素所对应的用途转换、权能分离和级差地租的市场价格。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也是对上述3类财产价值的分配。其中,土地发展权所对应的用途分配能激励政府的行为;宅基地财产权利所对应的权能分配能激励权利主体的行为;区位因素所对应的级差地租能激励社会特定或不特定主体的行为。因此,构建“用途-权能-区位”三位一体的规范体系能够实现局部公平、代际公平以及成本收益的配置公平,更好地解决宅基地增值收益分配中的平衡基础不统一、平衡规范不明确、平衡方式不稳定、平衡模式不一致等问题。     

城市群的发展与政府协调机制——以长三角和小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我国城市群发展仍处于形成初期,在这个阶段,城市群内不同城市政府的协调对该城市群的健康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目前,长三角城市群与小珠三角城市群已初步形成各自的政府协调机制,长三角已建立省际高层座谈会以及专题合作制度,而小珠三角由广东省省政府统一协调,而且很早就重视区域规划协调。总结两个区域的政府协调工作,对构建我国城市群政府协调机制可得出如下启示:重视行政区划的影响;制定城市群规划;不同城市应有正确的战略定位;务实。     

中国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来自中国地级以上区域的证据

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采用2007-2016年中国地级以上区域的面板数据,对中国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特征、空间相关性以及空间分布演化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技术创新产出总量虽逐年增加,但其在地级区域层面的分布却不均衡,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大中型城市（直辖市、部分省会城市以及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级市）;中国技术创新产出虽处在较高的空间集聚水平,但其集聚程度呈逐年下降的态势;中国技术创新产出的局部空间关联呈现出多元化的模式,HH （高高相关）型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LL （低低相关）型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以及中西部地区,HL （高低相关）型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并有逐渐向城市群内其他经济发达的城市扩散的倾向;LH （低高相关）型主要分布在东部和中部地区HH型模式区域的周围。     

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统一的大市场能够使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从而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高质量发展。财政分权体制改革与晋升锦标赛治理模式所引起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抑制了市场一体化发展，影响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多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建设国内一体化市场，然而地区间市场分割、贸易壁垒始终存在，极大地阻碍了要素流动，影响科技创新发展。长三角区域是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始源地，是双循环的重要承载地。技术创新是推动长三角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促进高质量发展。为此，文章以长三角城市群27个城市作为研究样本，首先利用相对价格法、绝对偏差法、变异系数法计算长三角城市群商品市场一体化指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数、资本市场一体化指数与总体市场一体化指数。其次建立区域创新能力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并利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长三角城市群技术创新能力指数进行计算，最后运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市场一体化及其细分类型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看，商品市场一体化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具有促进作用，但其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与资本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而市场一体化总体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在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中存在一定的差异。从省内城市群看，江苏9城市的市场一体化及商品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浙江9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安徽8城市的资本市场一体化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文章创新性地将市场一体化内涵拓展为商品、劳动力和资本市场一体化，将长三角城市群三省一市间存在的区域异质性纳入研究，探究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对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文章结论对于有效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市场一体化水平及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结构演进、空间布局与服务业的发展——来自长三角的经验研究

服务业结构在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其空间布局的重要性和特征也逐步显现出来。文章利用较为详实的统计资料,从服务业产值、单位和从业人员行业分布的角度,运用区位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基于功能性划分的服务业部门对长三角服务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做了深入的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的服务业部门在结构演进中并非平行发展,在空间中并非均质存在,空间组织架构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依托。长三角服务业的发展充分体现了结构演进和空间布局的紧密联系。目前以上海为增长极、省会城市和经济中心城市紧随其后的服务业结构和空间布局已经形成。自觉地重视和推进服务业科学合理的空间布局不仅对于服务业自身,而且对于整个经济全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开放视角下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ynamic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energy consumpt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ntext of open economy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cities alo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over 2000-2014. Moreover,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ree subsamples, Yangtze River Delta,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Chengdu-Chongqing City agglomeration. We find that, bot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open economic variables are important factors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energy consumption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is the largest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followed by the Chengdu-Chongqing City agglomeration and the Yangtze River. The direct effect of trade and FDI on economic growth are more significan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than the others; moreover. We also find that international trade spur economic growth indirectly by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energy onl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空间联系综合测度——基于宁波与38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以长江经济带39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选取经济规模、社会发展、生活质量、环境质量、物流能力5类30个指标测算城市交通可达性和信息可达性。运用可达性模型、地缘经济关系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空间联系进行了综合测度。结果表明:宁波与长三角地区的交通和信息可达性较好,而与西部地区的可达性较差;宁波与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地缘经济关系呈竞争性由强变弱的趋势,而与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变化趋势不明显;长江经济带沿线不同等级城市的功能性指数整体分化趋势明显。由此提出应改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状况,构建城市间便捷的立体综合联系通道,提高对外经济联系的强度和档次,推动城市互补性发展。     

我国城市用地扩展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比较分析对象

我国城市用地扩展存在诸多影响因素。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进行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城市非农业人口、绿化覆盖面积、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支出这四个因素对两大地区城市用地扩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城市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第三产业产值两个因素对两大地区城市用地扩展的作用方向相异;不同等级规模城市用地扩展的差异性较大。未来我国城市用地扩展的调控重点在于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重视城市生态绿地系统建设和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等。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边界效应研究——基于城际消费流视角

随着社会技术的进步与市场经济的深化，消费流在反映区域间经济活动的往来程度时显现出了优势。文章借助中国银联2018年城际消费流数据，基于调整后的Head-Mayer边界效应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群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测算和评估。实证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的统一市场尚未完全形成，城市边界和省际边界均对异地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省际边界效应表现出异质性，其中上海与其他三省之间的边界对消费流的影响相对较弱，而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彼此之间的市场分割更为明显；长三角各城市的边界效应程度不尽相同，上海的城市边界效应强度为1.05，江苏省各城市的边界效应强度处于3.06~5.51之间，浙江省各城市的边界效应强度介于3.13~6.24之间，而安徽省各城市的边界效应程度最为强烈，在3.85~6.58之间分布。基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要肯定区域经济协调组织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其次，继续深化取消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人为阻碍的改革，进一步降低经济合作的障碍和成本。最后，需要积极借鉴国际区域合作经验来推动长三角地区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规模分布的Pareto检验

采用1995～201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以下简称长三角)城市群的非农业人口数据,运用Pareto定律估计方法,对长三角城市规模分布的现状及动态演化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规模分布基本满足“位序—规模”规律;在1995年至2000年间,各等级城市规模向平均规模发展,城市体系发育健全,城市规模分布均衡度不断增强;2000年至2010年,大城市规模迅速扩张,中小型城市发展缓慢,相对规模缩小,城市规模空间分布不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