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情绪下企业投资行为及其成长性研究——来自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以深圳交易所2006～2009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及非效率投资与上市公司成长性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以换手率为代理变量的投资者情绪与企业投资及非效率投资与成长性间都呈负相关关系.为了使检验结果更具稳健性,以上市公司年度托宾Q回归的残差衡量投资者情绪,检验了投资者情绪与上市公司投资的关系;同时,以托宾Q值衡量企业成长性,也得到相似的结果.     

我国货币政策的数量效应与运行效果

通过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数量性效应进行简单分析,并使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84-2001年间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收入波动的关系进行考察后,研究发现我国货币政策的数量性效应总体是明显的.在长期内我国各经济主体对货币供给有较强的制约能力,货币供给受各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影响较大.这就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控制的难度加大,货币政策的效果可能被削弱.     

货币政策传导、制度背景与企业资本投资

宏观经济政策通过不同渠道影响微观经济行为,而这些影响在不同制度背景下又具有显著差异.文章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技术,研究了不同制度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两类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与资本投资正相关;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资本投资对两类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更具敏感性;货币渠道对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而信贷渠道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效率提供了一定依据.     

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我国34个工业行业2001--2006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行业间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以及FDI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溢出效果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FDI总体上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到国有企业,这种溢出效应却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说明FDI对我国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正面溢出效应主要被其中的私营企业所吸收,国有企业并没有获得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带来的好处。     

减排管制强度与企业投资行为--来自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境管制强度会引发企业投资行为的策略回应。文章以2008年至2011年我国重污染行业 A 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所处行业和地区省份的减排管制政策,研究减排管制强度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减排管制强度能激励企业增加投资,促进环境友好技术创新,且没有导致企业生产设备投资的“挤占效应”。同时,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明确我国企业减排的分类激励政策、推进企业绿色改造升级提供了参考依据。     

货币流动性对我国各行业股价冲击影响的实证分析

已有文献多是研究货币流动性与股票指数、房价指数之间的关系,没有探讨货币流动性与各行业股票价格关系的文章,因此,分别用M2/GDP和存贷比来衡量货币流动性,并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可以从实证的角度研究出货币流动性对中国各行业股票价格的冲击影响。根据申万行业指数分类标准,考察货币流动性对22个行业股票价格的冲击影响,得到的结论是在1—4期（月）内货币流动性对各行业股票价格冲击影响显著,特别是对流通市值超过30%的房地产和金融服务冲击影响较大;与M2/GDP相比,短期内存贷比对股市的冲击影响更重要,从长期的角度看前者冲击影响更具持续性。     

中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实证检验：1995—2008年

利用实际货币供应量、实际利率、汇率和实际国民收入四个变量,建立SVAR（3）模型以检验1995-2008年期间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利用样本期间相关变量的季度数据进行向量自回归分析、约翰森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后发现：样本期间货币供给调整的短期效应远高于长期效应,实际利率对真实汇率水平的影响程度很低（对产出有负影响）,实际汇率对实际产出有负影响。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适当放开汇率波动的幅度有利于强化货币政策的效果。     

投资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2006-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选取2006-200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在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投资水平的因素后,以年换手率作为投资者过度自信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投资者过度自信对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投资者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投资水平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为投资者过度自信影响上市公司投资决策假说提供了经验证据.以上市公司年度托宾Q回归的残差衡量股票错误定价,从非均衡定价的角度直接衡量投资者过度自信,进一步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得到相似的结果.因此,如何有效减少投资者过度自信导致的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决策,应成为未来引导企业投资政策关注的重点.     

托宾Q值、上市公司价值与股权治理研究——基于旅游类公司2010-2013年的数据

旅游板块概念在上市公司中日益凸显为新兴的推动力量,前期大量研究为旅游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和价值管理提供了策略依据。在分析2010-2013期间旅游上市公司股权数据的基础上,将公司价值置于托宾Q这一视角中,对这一关系进行典型分析,提出了＂托宾Q值——公司价值——股权治理＂这一全新的研究思路,期待解释公司价值是否对股权治理对策产生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破解＂公司价值——股权治理＂过程的＂黑箱＂,尝试得出旅游行业的特性在上市公司价值中的体现,对于优化股权结构提出一些建议,进而提高旅游企业整体价值会带来一些积极意义。     

基于金融创新的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实证研究

金融创新的发展影响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方法分析金融创新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具体影响、金融创新影响下货币供应量是否还适合继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等问题。研究发现,金融创新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以及货币供应量与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但是目前我国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可以继续使用,货币供应量M2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效果优于货币供应量M1。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否会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与高社会责任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非国有与低社会责任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为明显。（2）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降低投资不足状态企业的投资效率,但有助于提升投资过度状态企业的投资效率,这归因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引发的企业融资约束效应。（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主要通过加大企业金融化及助推大股东掏空渠道来抑制企业投资效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大股东掏空-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均有效。（4）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质量对两者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质量的提高均会加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     

人民币汇率失调对我国进出口行业影响的异质性研究

汇率波动及失调是影响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行为均衡汇率（BEER）模型对1994—2018年的人民币汇率失调进行测度；同时，基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选取我国同期的10类进出口行业年度数据，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ARDL）模型与误差修正（ECM）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失调对不同行业进口额与出口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有轻微失调；人民币汇率失调对进出口行业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且具有不同的时滞效应；整体上，汇率失调对进口的影响比对出口的影响大，长期汇率失调对进出口的影响比短期汇率失调对进出口的影响大，且二者对进出口影响的方向在不同时段不同行业间并非全部一致。因此，建议构建和完善人民币汇率管理长效机制和应急机制，开发多元化汇率风险对冲工具，以及实施差异化的进出口行业发展策略和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策略。     

西部天保工程建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实证分析

西部地区是我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的重点建设区域,工程建设与农民收入息息相关。运用2003—2011年西部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和脉冲响应分析研究工程建设对农民收入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天保工程建设在短期内对农民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从长期来看,工程建设降低了农民的整体收入,并且拉大了城乡收入之间的差距。因此我国西部地区的天保工程不应继续通过加大资金投入的方式来进行建设,而应在投资建设保持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对现有政策进行改进来提高农民收入。     

托宾Q理论、估值体系重构与并购行为新特征

根据托宾Q比率理论,计算出了全流通进程中的我国沪深A股市场托宾Q值。通过国际比较,分析了目前托宾Q值仍然较高的我国沪深A股市场,随着限售股的逐步解禁和全流通进程的加快,解禁限售股股东减持行为发生的必然性,并由此导致了市场定价权由金融资本转移到产业资本。全流通不但使我国A股市场迅速进入了估值体系重构的过程,而且使市场并购行为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特征。提出了诸如完善市场运行机制,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市场活跃度;鼓励上市公司之间交叉持股,已经交叉持股的鼓励不减持;严格限制以恶意＂圈钱＂为目的、严重影响市场稳定的再融资行为,控制新股发行（IPO）速度;鼓励大股东发行可交换债券,缓解减持压力;提高社保资金、企业年金等长线资金的入市比例等稳定市场的政策建议。     

我国董事会跨期内生性的双向传导机制研究

董事会与公司绩效的系统关联一直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课题。基于董事会跨期内生性假设,对中国市场2300多家上市公司2003至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交叉滞后分析,发现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1）从董事会特征到公司绩效的跨期传导机制明显存在,并且当公司绩效采用市场价值指标（托宾Q）度量时更加显著;（2）从公司绩效到董事会特征的跨期传导机制并不完全,结果仅支持公司绩效对于董事会规模的跨期影响,却并不支持公司绩效对于董事会独立性的跨期影响。     

环境管制对污染行业空间分布的影响

环境管制政策已经成为影响污染行业空间分布的一项重要因素。我国地域间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环境管制的严苛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别。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在对污染行业空间分布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通过中国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省际面板数据,可对环境管制与企业空间分布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目前各地区环境管制强度差异对我国污染行业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影响,中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东部地区的"污染避难所";在东部内部和中西部内部,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避难所"现象,但这一现象在统计上的显著性不高。另外,劳动力成本、人口密度、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对污染产业转移均产生不同影响。根据研究结论从加强环境绩效考核、制定前瞻性的环境管制政策、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充分考虑健康影响等方面可提出协调行业分布和污染转移关系的对策建议。     

融资约束、营运资本与公司投资:来自中国的证据

文章通过在附加现金流的简化型Q模型中引入营运资本投资变量以解决现金流的多重角色问题,对融资约束假说进行了深入检验。从实证角度研究厂商面临融资约束时营运资本和固定资本投资行为存在的三个可检验的预测:①如果厂商固定投资对现金流的过度敏感性反映其受融资约束程度而非遗漏的投资需求变化,则营运资本投资的估计系数应为负数;②面临融资紧约束厂商的固定投资对营运资本存量的变化应更敏感;③如果忽略营运资本的作用,可能会低估现金流波动对固定投资的总量影响。文章应用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结合我国经济制度特征,运用工具变量法、以资产报酬率等替代托宾Q、估计动态投资方程等方法证实了上述预测,从而为融资约束假说及其数量效应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为解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包括本轮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非金融企业总体金融化水平如何影响实业投资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2008-2018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实证检验了总体金融化水平对企业实业投资率的动态效应,并提出一个从利润角度衡量非金融企业总体金融化程度的新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规模较小、融资约束较强的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的提高会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起到显著的挤出作用;而对于规模较大、融资约束较弱的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出效应并不显著.     

新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及其他分析工具,以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探讨新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实证分析表明：新疆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及单向的因果关系;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呈较大且持续的正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随着时间的持续,居民消费的贡献将逐步赶上固定资产投资的贡献;从长期看,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推动力最大。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较小。因此。若要使其经济得到长远发展,必须采取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提高居民收入以获得更多消费的若干对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淘汰落后产业、培育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新型科技产业的重要举措。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取双重差分法,以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外生冲击,构建准自然实验,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水平对政策反应更敏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地区之间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