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社区福利发展的模式选择

本文首先对城市社区福利和社区福利模式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从分析国外社区福利模式入手,通过阐述几种代表性社区福利模式在中国社区的适用性,结合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现状,试提出一种新的城市社区福利发展模式———市场偏重型社区福利模式,并着重论述了我国市场偏重型社区福利模式建立的现实基础、总体目标、具体目标和任务,以及政府、市场和社区在社区福利建设中的职能和地位。     

中国政府规模、经济增长与福利

本文在深入研究和把握政府规模、经济增长与福利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使用政府规模福利绩效模型,对中国1980—2006年间政府规模、经济增长和福利之间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首先,198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对以HDI表征的福利提高具有重要的贡献,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提高人民福利水平的主要手段。其次,政府提供持续增长的基本公共服务是福利提高的根本保证。第三,从政府规模的福利绩效看,我国以相对较小的政府规模取得了较快的福利增长。     

农民工文化需求与文化福利的现状分析

调查发现目前环卫农民工群体的文化需求还得不到满足,文化福利呈现缺失状态,主要表现为这个群体文化娱乐时间缺失,文化娱乐内容单调,文化娱乐空间狭小,文化娱乐器材缺乏。应该从国家加强政策支持、政府加大财政投入以及社会各界提高关注度三个层面去满足环卫农民工的文化需求,促使其最终融入城市社会。     

农村福利供给变迁研究——以华东地区一个村庄为例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华东一个村庄32年(1980—2011年)的福利供给体系进行微观分析,发现了村庄福利供给经验: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家和农村集体福利缺位的情况下,土地成为农民最重要的福利供给,而宗族福利功能的逐渐恢复和市场功能的渐渐兴起提供了一定的福利替代;改革深化时期,村庄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福利供给的雏形,国家强化对农村福利供给的责任,市民组织和新型集体等制度安排也提供了福利补充。因此,新时期我国农村福利供给体系的重构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社区复杂的现实,在政策上引导正式福利资源和非正式福利资源有效结合,构建包括政府、传统的社会支持体系(如寺庙、家族和地方性力量等)、市场力量以及市民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化农村福利供给体制。     

福利国家为什么需要慈善部门？

自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以来,慈善部门在福利国家中的功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全面和系统的讨论。福利多元主义者将慈善部门视为政府的合作伙伴,希望通过政府委托慈善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来缓解福利国家的危机;新自由主义者则认为这一定位会使慈善部门对政府的资金产生依赖,使慈善部门失去独立性,因而主张以市场化的方式来解决国家的福利供给问题,让慈善部门在公共服务以外的领域发挥作用。辨析福利多元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结合全球化时代慈善部门出现的新特征,可以看到,慈善部门在福利国家中具有绩效提升、结构补充、价值倡导、民主促进、就业吸收和国际支援等六大功能。     

福利治理视域下农村留守儿童侵害预防与保护

从福利治理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分析留守儿童侵害预防与保护问题,发现留守儿童侵害预防与保护工作存在多元主体发展力量不足、顶层政策设计和权威机构缺位、多元互动机制有待建立健全以及福利传递未到位的问题。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的同时,重视发挥家庭的作用,调动学校和农村社区力量,倡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营造多元主体合作互动的机制,以实现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     

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儿童福利现状及需求分析

文章从农村儿童福利需求出发,以四川、贵州和宁夏的三个国家级贫困县6个村所获取的访谈和问卷资料为基础,探讨了中西部贫困农村地区儿童福利的现状和需求.家庭贫困对于儿童福利状况的影响在研究样本中突出地反映出来,进一步研究发现了家庭、社区、政策等条件综合造成了贫困地区儿童福利需求多方面得不到满足.研究的结论是:贫困地区农村家庭、社区组织、学校和政府供给能力不足和制度安排缺陷等因素直接影响儿童福利的满足程度.关注贫困地区儿童福利是长远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突破口,应对贫困儿童群体进行综合性保护并建立相关的贫困地区儿童福利监测信息体系.     

适度普惠视角下的农村社区福利服务体系构建

社区是社会福利制度得以落实的基础,是社会福利服务的最佳载体。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在农村的实现,有赖于农村社区福利服务体系的构建。我国农村社区福利的发展与完善,将在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框架之内,从目标、政策、保障等方面着手构建社区福利服务体系,以不断改善和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为追求目标,走社会化、多层次、适度普惠之路。     

福利与权利

本文从福利与权利的历史性解析入手，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社民主义的福利与权利观进行分析，并提出：福利作为个体的一种社会经济权利，一方面不能将该种权利绝对化；另一方面又不能推卸国家在福利方面的责任。因此就应该在市民社会组织比较发达的国家推行社会组织承担主要福利责任的模式，而在政社不分的社会中，则应该采用国家承担主要责任的模式。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的社区福利

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社区福利成为社会成员普遍性的需求。但目前我国的社区福利存在着行政化、非专业化等一系列问题,社区内缺少成熟的、有活力的社会团体,严重影响了社区居民对于福利的可及性和可得性。本文尝试从福利多元主义的视角,在福利服务领域引入非营利组织,并重点讨论政府的角色转变以及与这些志愿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合作关系。     

中国福利性第三部门基础研究

在社会转型和行政管理模式变革的背景下,第三部门研究正成为一个热点和前沿课题。在社会福利领域,西方的新右派和福利多元主义也重新对第三部门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重视和关注,第三部门的发展壮大和功能健全也符合中国的“社会保障社会化”改革的政策取向,因此,第三部门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功能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鉴于此,笔者将第三部门引入社会福利领域,提出了福利性第三部门。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新指针和整体性治理的新方略,而乡村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在文化治理视角下阐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发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乡村伦理文化复兴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乡村自治文化重建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乡村农耕文化复兴与生态文明目标耦合。进而提出,应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推力和精神动力。     

乡村文化的优势内核、发展困境与振兴策略

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也是乡村振兴的价值引领和精神动力源泉,其中所蕴含的乡土情结、生态伦理思想、耕读文化、德治文化是最能够回应当代乡村振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现实诉求的优势内核。然而在农业农村以经济发展为主要驱动力的现代化过程中,乡村文化被逐渐边缘化,面临着载体消失、主体缺位、价值认同危机与话语体系残缺的发展困境,非但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凝聚、引领作用,甚至成为了掣肘乡村振兴进程的短板。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城乡关系转化的关键期,要振兴乡村文化,就必须在继承其传统优势内核的同时,以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需求为导向,重新定位乡村文化的当代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乡村的主体意识与话语能力,讲好乡村故事,同时在全社会树立起文化共同体意识,从观念上彻底打破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也需要推进政府在文化治理方面的职能转化与能力提升,完善乡村文化振兴的法制保障。     

农村社会福利:制度转型与体系嬗变

随着国家政治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家族文化的消解与转换以及农村社会转型,农村社会福利制度的整体面貌发生着显著的变化,国家、村庄和家族三个主体的供给能力与责任一直处于此消彼长中.从目标导向和发展趋向上看,政府应该为农村社会福利事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财政支持.     

论农村养老中的政府责任及其落实

在当前农村社会,传统的养老支持明显弱化,政府的福利支持比较匮乏,这就使得目前农村养老面临一系列危机。危机的化解不仅需要发挥传统养老的支持作用,更要发挥政府在农村老人社会福利供给中的职能作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农村老人社会福利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新农合、新农保和五保供养制度,将老人补助项目与家庭发展政策相结合,将家庭养老、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相结合,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探索土地养老的可行性,整合政府福利支持与非制度化养老资源,以满足农村老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     

以"广义福利"的理念构建农村公共医疗服务

农村公共医疗服务是农村社会保障的最高层次,其实质是一种社会福利,本质是提高农村全体居民的健康水平。在其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在指导理念、工作内容、服务对象等方面与农村医疗救助和保险相区别开来,为将来建立统一的城乡医疗保障制度打下坚实的实践基础。     

关于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思考

统筹城乡文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针对当前城乡文化发展失衡的现状,要推进农村文化建设,必须统筹城乡文化,积极推进城乡文化的互动,加大对农村文化发展的力度,更好地推进农村文化建设。     

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其构建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内涵是指:满足农村公民公共文化需求,保障农村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公共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体系.其构成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和对象;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内容和提供方式;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人才队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机制.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需要合理的制度、健全的政策法规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支持和保障.     

乡村精英与乡村文化的建设

乡村精英是当前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乡村精英和乡村文化建设之间的关联则较少为人关注。通过对近代以来乡村精英格局变迁和文化精英散落的分析,以及由此引起城乡文化差距拉大和乡村文化日渐凋敝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和掌握文化精英当前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位置,以及促进乡村文化精英层的生长对于乡村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此,乡村精英模式的调整、新生人力资源的培养、城市文化反哺和智力回流等,对于加强当前乡村文化建设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