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明确定位自身身份,其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十分突出.务农经历、经济地位、闲暇活动、与市民交往情况、留城意愿、城市户口拥有意愿、理想职业等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有明显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倾向,与当今我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社会急剧转型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具有农村户籍,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到城市务工的农村青年。身份认同是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就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对以往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并结合访谈得到的资料,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情绪体验等问题进行初步考察。     

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追求上,已从第一代农民工维持物质生活的基本动机,转向自我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第二性动机。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却日益突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采用多分类回归和交互分析方法,考察哪些因素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结果发现,健康状况、心理压力、工作经验、技术级别、居住环境、社会排斥、工资和年龄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在此基础上,从心理健康、社会资本、生活环境和社会排斥四个方面提出旨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合理界定自我身份等的若干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影响因素分析

身份认同不仅关系着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看待“我是谁”这一问题,关系着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情绪体验和思想动态,而且关系着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通过对南京市1 99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状况、心理状况、工作状况、社会关系、社区环境等情况进行的问卷调查,运用交互分析和多分类回归分析方法并相互印证,认为健康状况和他们的市民身份认同存在着非重合性、而工作经验的增加、居住环境的改善、心理压力的增大、社会排斥的减弱, 使得他们更加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基于此,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加社会资本、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减少社会排斥几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社会网络、身份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危机

通过对福建、湖南与贵州三省17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滋生自杀意念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危机的重要表现,而先赋性社会网络与自致性社会网络能有效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中面临的“扭力”,为其遏制自杀意念进而防止自杀行为提供双重保护;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滞后性”与对市民身份认同的“超前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对其自杀意念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身份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负向影响起着路径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因此,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会网络结构从“先赋性社会网络”到“自致性社会网络”的转换,并通过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与其市民身份认同的“同步性”,消除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是有效遏制其滋生自杀意念的重要途径。     

网络媒体影响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

从网络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产生影响的角度分析了网络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针对消极影响提出应对措施:政府应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监督与建设,网络媒体应努力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切实利益,新生代农民工应不断提升自身的网络素养等。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探析——基于信任的视角 

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机制具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维系社会秩序、增进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合等功能。其中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分别构成人们身份建构的基础、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认同的基础。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加剧与社会利益分化,摧毁了传统社会信任结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转型时期的新兴特殊群体也因此陷入了人际信任缺失、组织信任匮乏与政治信任低下的裂痕之中。当信任的裂痕没有及时得以修复,新的社会信任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时,这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的困境。     

乡土情结的嬗变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认同

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与土地和宗族观念紧密联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流动加剧,乡土情结不断地经历着嬗变。现代化进程对乡土情结的冲击引发了农民工对自身的认知冲突,是困扰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心理障碍。要改变乡土情结对农民工的束缚,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市民认可和自我认同三个方面着手,以此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游戏消费行为研究

截至2010年底,国内的网络游戏消费者达到了7598.3万,其中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深度访谈,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因网络游戏的新奇有趣和年轻人的好奇贪玩,以及人际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需要,大多在十五六岁就开始接触网络游戏。他们在时间、精力、金钱上对网络游戏的投入差异较大,消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娱乐消遣、结交朋友、获得成就感或拥有虚拟财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游戏消费对他们的日常消费、现实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不一,并往往与他们在网络游戏上的投入呈正相关。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及行为选择研究

我国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不应简单理解为制度或经济等单一因素使然.从文化角度来看,它更是长期以来城乡文化区隔的产物.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制度体系在地域上将我国城乡分隔的同时也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条持久的文化边界和分类图式.从实践的角度进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是一种包含着制度认同、职业认同和文化认同等多方面内容的多元认同结构.因此,从具体实践角度出发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往往存在着社会排斥与自我排斥并存的“双重排斥”的明显特征.这种独特的社会认同结构又对其行为选择产生一系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促动因素分析

运用分类比较法、问卷调查法和个案访谈法分析促动因素。从外出务工动因、离职动因和返乡动因三个方面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性的促动因素进行排序。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受工资性收入、自我发展,具体的主观诉求实现程度、家庭迁移成本等多重因素影响。需要在职业技能培训,企业用工模式、工作环境、管理体制,城市融入和定居的社会管理制度上不断改进和创新以适当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     

亚文化与数字身份生产:快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土味文化研究

以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为视角,对快手平台上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味文化视频的视觉呈现及关系权力建构,认为土味文化具有四种基本属性,分别是作为拼贴与同构的风格化的混合性、被规训和被塑造的身体展演的神话性、基于群体性身份再生产和经济利益获取的非抵抗性、受到主文化逆向抵抗和政治校正以及商业收编而产生的流动性,最后将新生代农民工的亚文化群体身份置入社会结构变迁中进行反思.     

新生代农民工组织信任状况的实证研究

调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基层组织机构及管理者、组织能够维护工人利益等方面的信任度较低.相对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对高层组织机构及管理者、组织能够维护自身发展能力和工友利益等方面则信任度较高.个体状况与生活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信任状况有较大影响.企业可以从加强农民工组织参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建立和谐组织互动机制、加强企业信任文化建设、提高农民工文化素质等方面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信任.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问题及对策研究

阐述了教育培训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剖析了教育培训存在机制不健全、经费投入不足、培训内容不切实际、培训方式缺乏灵活性、对培训重要性认识不足等问题;指出加快教育培训法制化进程,多方位筹措专项教育培训经费,加强培训基地及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教育培训内容和培训手段等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稳定影响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湖北和四川五个省市2 000名进城新生代农民工问卷调查和100名农民工实地访谈,尝试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基本现状、社会期望和社会公平感等问题对社会稳定的影响。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公平偏低,缺乏社会归属感;社会期望日益提高,社会提供给他们的生存发展空间相对滞后等问题,力求采取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技能,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和幸福度等措施来实现社会的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调查研究

基于2010年8月在厦门市对近千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现状。研究发现：（1）总的来说,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性较强,其中,生产方式的适应性最强,紧接着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心理归属,而对语言的适应性相对较差;（2）不同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文化适应程度具有显著的差异性,性别、学历、是否是独生子女、是否有务农经验、外出打工时间、每天工作时间、每年工作时间、月消费水平和对工作满意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具有重要的影响;（3）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具有惰距的特征,进而导致了市民化路径和村民化路径两种不同的文化适应路径,选择市民化路径、消减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惰距,需要进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