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企业制度与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基于重庆市农民工工资调查研究

通过重庆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本文构建了农民工工资决定模型,并利用最小二乘法和分位数回归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受教育程度、务工年限、就业培训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性别和婚姻状况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中低收入群体有显著影响,对高收入群体没有显著影响,企业所属行业对工资有显著影响;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有一定影响,特大城市农民工工资显著高于城镇,大城市农民工工资低于特大城市并显著高于城镇,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农民工工资没有显著差别。     

性别视角的农民工收入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省101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根据江苏省1012名农民工的问卷调查资料,从性别视角对其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女农民工月收入、每小时工资、收入层次分布均低于男农民工;女农民工月收入不存在代际差异和文化程度差异;第一代农民工月收入存在性别差异;从事相同职业的农民工月收入存在性别差异。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影响女农民工每小时收入的主要有工作、生活负担和社会因素,农民工自身因素仅对男农民工收入有影响。     

高级管理人员工资与资本规模

讨论了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形式对企业的资本规模选择的影响问题,指出了资本规模的边际利润率及波动状况对管理者选择资本规模具有重要的影响,当资本规模的智能降低收益的波动状况时,管理者会提高资本规模;之则会降低资本规模,最后,给出管理人员收入形式的具体特征和设计要求,指出管理人员工资的制定应与目标企业进行比较,并根据企业之间的相关性确定管理人员的工资。     

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理论模型与统计检验

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修正表明,由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决定的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是影响农村非农就业规模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市场均衡分析表明,各种因素共同影响最终形成三部门条件下新的城乡收入差距。统计检验表明,务工工资与务农收入差距和农民工就业率是影响非农就业的最重要的因素,而农民工人力资本储量、人均家庭负担以及城市现代部门工资与务工收入差距的影响也较显著。因此,政策制订者必须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和构建人口流动管理长效机制规范农村非农就业。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基于系统基模的分析

基于江西返乡农民工创业典型调查的信息,采用系统基模方法深入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以及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影响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因素主要包括个人自身或家庭因素、外部宏观环境、具体微观环境三大因素。个人自身或家庭因素中,家庭经济状况、原来外出打工的收入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意愿呈"U型"关系,受教育与掌握技能程度、个人与家族的人脉关系等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具有积极影响;外部宏观环境因素中,城市的就业压力和生活成本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产生推进作用,但融资困难与创办企业困难又会阻碍农民工返乡创业;具体微观环境因素中,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公正待遇、家乡的发展环境改善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等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不同层次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影响的差异性: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

本文通过探讨不同层次培训对农民工人力资本和收入影响的差异性,对政府培训、企业培训和个人培训与农民工人力资本、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影响由大到小依次是企业培训、政府培训和个人培训;对农民工收入影响最大的是政府培训,企业培训次之,个人培训最差;人力资本在政府培训、企业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个人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的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

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6)数据,采用O-Logit模型,探讨了在不同城市规模下,本地户籍农民工与外地户籍农民工的收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收入水平具有户籍地的差异,外地户籍农民工比本地户籍农民工的月均收入水平更高;户籍异质性对农民工的收入的影响存在城市规模差异,对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的农民工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而在大城市及中小规模城市的影响不明显;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对中小城市农民工的收入影响更为显著,对其他规模城市农民工的影响则不显著;整体而言,相较于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特别是健康状况和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更显著;互联网可获及程度对农民工月均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研究结果分析,为农民工的增收,基本权益保障,以及完善城镇化发展提供一些政策建议.     

农民工的公平感及社会心理后果

基于2014年“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从微观与宏观层次分析了农民工的公平感,并从实证角度检验了其影响因素及社会心理后果。分析发现:农民工的宏观公平感要高于微观公平感;两类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微观公平感主要由相对收入决定,与老家居民或城市居民的比较优势均能提升其公平感,而宏观公平感有赖于日常生活体验,感知社会距离越大公平感越低。以冲突感为指标考察农民工公平感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发现微观和宏观公平感均会有效缓解社会冲突感,但影响力不同,并且宏观公平感在微观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感的影响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农民工的公平感与社会冲突感之间有密切联系,公平感的下降往往会带来社会怨恨和冲突的增强,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群体性事件,因此,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公平感及社会心理后果。     

农民工的性别工资差异与职业分割的经验分析

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研究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男、女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利用2013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活状况调查农村住户数据,对农民工职业和其性别工资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表明,对农民工而言,城市劳动力市场仍存在较为严重的性别职业分割,职业内性别歧视性因素仍是导致农民工性别工资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农民工内部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考察了受雇型农民工内部因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因素所导致的市场分层和工资差异.研究发现,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性因素解释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的占比超过人力资本等特征因素所解释的工资差异占比.分位数回归分解显示,农民工基于所有制和行业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天花板效应”,基于区域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粘地板效应”.前者与经济结构调整导致行业间的工资分化有关,后者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区域间最低工资标准差异以及就业区域选择的累积效应等因素密不可分.而且,同一所有制或行业内部的农民工存在明显的区域收入差距,呈现东高西低特征.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只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歧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我国外贸生产企业外来工报酬水平设计——基于效率工资和托达罗模型的一种改进

以效率工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通过改进现有的模型,建立对农民工有激励作用的工资水平的理论模式,以此为指导决定民工工资水平,克服我国目前存在的"民工荒"现象。     

基于样本分层的吉林省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差异研究——以长春市和四平市为例

2003-2007年,我省60%的城镇居民工资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在岗职工平均收入只达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收入的一半,按统计样本各占20%分组的五个收入组年度平均收入差距较大,而按实际工资收入抽样样本各占10%分组的十个组别贫富差距加大,从而导致在食品等八个消费项目的消费水平高低差距拉大。     

西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区域内部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1997-2008年西部地区12个省际单位的面板数据对西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西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在整体增长的同时,区域内部存在显著性差异;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及城镇化水平对西部农村居民整体工资性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居民受教育程度、城镇化水平及二三产业发展水平;三因素对西部区域内部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程度存在显著性省际差异.     

最低工资制现存主要问题及对策——以京、辽、赣、湘、渝五省市为例

最低工资制度旨在保障最普通劳动者的最基本生活需要，被认为是调节公民收入政策的一种工具。从我国的实施情况来看，一些地方的最低工资标准过低且没有全面贯彻实施，难以达到预定政策目标。文章试通过以京、辽、赣、湘、渝等五省市最近几年最低工资发展分析，并与月工资、人均GDP、CPI等相关因素的增长及比较，论述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过低带来的弊端，并在此基础上试提出保护弱势群体的设想。     

工会发展与工资不平等： 美英工会的标准化工资率策略

从历史分析的角度看,工会和集体谈判对降低工资不平等有积极作用。美英两国的工会力量在过去一百年的发展中呈现出先增后降的倒U形趋势,与此同时,工资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程度则呈同步反向运动。工会出于组织考虑、客观标准和工人团结的原因,在集体谈判中采用标准化工资率策略,提高了低工资者收入,压缩了工资分布范围,从而缩小了不平等程度。而我国存在集体合同覆盖率低、协商不充分等问题,为了改善我国收入不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发挥工会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及其差异

基于549份新生代农民工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进行考察,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最关注工资收入情况,其次对个人发展、医疗保险、工作环境和权益保护的需求也较大;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不同个体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存在差异,不同区域、不同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也存在差异。     

中国农民和农民工的边缘化——基于农民工收入与数量等实证数据的分析

利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农民工数量、农民收入、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农民工工资的历年统计数据,建立4个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农民工数量的增加会使农民工工资增加,农民工工资增加会使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民收入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政府的城乡、工农政策。4个统计模型的结果显示出了与一般发展经济学原理相悖的4个问题,且其中3个模型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因果积累循环。通过挖掘其深层次的原因,总结出问题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战略使得农民群体的地位被边缘化并不断加强的结果。     

农民工定居城市倾向的经济学分析

为了探讨促进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和提高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道路和途径,对比农民工的城乡生活成本和收入,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对农民工选择移居城市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城乡生活成本的差距和城乡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农民工定居城市成为市民的倾向;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决定着返乡农民是否能够坚持已经形成的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分析结果表明,有效地控制城市生活成本的增长、提高农民工务工收入、促进返乡农民从事高附加值农业生产将决定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     

新生代农民工理财问题浅析

新生代农民工受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的影响,与传统农民工的理财观念相比,出现了许多新变化。如何培养正确的理财意识,过上更好的生活,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也是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务必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实地调查福建省福清市音西镇三个自然村(马山村、洋浦村、龙溪村),分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理财现状、特点及其存在问题,并提出若干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