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论农民工维权的综合性特征

解读农民工的维权策略,需要以他们的日常生活逻辑为基础,揭示其行动原则与机制。作为一个综合农民与工人双重身份与双重生活经历的人口群体,其具有独特的维权逻辑,既不能单纯用农民的行动方式来解释,也不能把他们当成现代工人来看待。面对善恶难辨的外界援助,他们谨慎行事避免风险;面对严酷的就业环境,他们总体性考量而有取有舍,而一旦身处有利的环境时,他们又会表现出很强的功利性色彩。总之,农民工的维权行为兼具传统小农与现代市场理性的双重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综合性。     

农民工“自救式犯罪”的法律分析

农民工“自救式犯罪”是指当农民工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或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他们以犯罪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权益而产生的犯罪。法律使用成本过高、立法不完善、执法不严、监督不力是导致农民工“自救式犯罪”的根本原因,法律意识淡薄是导致这种犯罪发生的主观原因。只有不断健全民主、完善立法、加大执法力度、增加救济渠道,才能根本上预防和减少农民工“自救式犯罪”的发生。     

从“两栖”到“三栖”:农民工生存方式的变化及其影响

近年来,随着对农村和大城市适应能力的逐渐弱化,很多农民工选择了在农村老家的县城（或中心乡镇）另置房产,其生存方式也由原来的“两栖”向“三栖”转变。在“两栖”状态下,农民工“打工在城市,家在农村”,而在“三栖”状态下,农民工则是“打工在城市,老家在农村,新家在县城（或中心乡镇）”。对于农民工而言,“三栖”生存代表着有资产、有家和贡献县城,具有不同于“两栖”生存的特殊意义。不仅如此,农民工的“三栖”生存,对于中国农村的家庭、社区乃至区域社会结构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冲击,其社会意义更加深远。     

农民工身份的建构与转变:基于承认的视角

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使社会形成了“农民-工人”相分离的主导的身份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双重转型,农民与工人两种不同的身份实现了过去人们难以想象的奇异结合,“农民工”这一特殊身份的建构是错误承认的结果,因而农民工身份的转变需要合理的承认来实现.     

应当淡化"农民工"的称谓:社会歧视与社会公正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形成了一股蔚为壮观的“民工潮”,但流入城市的农民往往由于以身份甄别为特征的户籍制度限制,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社会歧视,他们在城市缺少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这一切都因为他们身上背负着“农民工”这个称谓,因此,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就有必要逐渐淡化“农民工”的称谓。     

基于CFD的双层混合涡轮式搅拌器优化

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分析工具发现,国家与农民在围绕谁来种、种什么、怎么种与如何激励种粮上存在张力,张力的结果是农业妇女化、兼业化、“去粮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难与种粮人相对贫困。国家遵循的是政治逻辑,目的是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农民遵循的是经济逻辑,理性小农以家庭经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种粮不能帮助农民实现“发家致富”。国家的“政府要粮”行为与“农民要钱”行为之间难以耦合,国家的政治逻辑存在单向性与单一性问题,忽视了农民的经济逻辑、需求层次逻辑、市场逻辑。因此,以市场逻辑调节国家政治逻辑与农民经济逻辑之间的张力,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一体两翼”的多重种粮逻辑关系,以协调多重逻辑(国家、农民、市场) 的合力,实现国家的“种粮增产”,农民的“种粮增收”与“种粮致富”的双羸结果。     

小农体系、渐进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国家的现代化,也是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建立在小农体系基础之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城镇化”秩序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体现领域之一,也即当前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城镇化恰恰是中国城镇化的制度优势,而非独特的中国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同时,不断调整完善城乡关系,形成了以小农户为主体的、有制度保障的小农体系,其最新体现就是乡村振兴战略及其配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小农体系的稳定深刻影响了农民流动的逻辑,形成中国特色的“渐进城镇化”秩序,表现为诸多具有过渡性特征的机制：农民家庭收入的“半工半耕”、居住格局的“城乡双栖”和身份认同的“亦城亦乡”。从实践来看,特别需要警惕政府主导推动的激进城镇化,通过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人为地加速推动农民进城,消解小农体系。     

游走在城市边缘—简论当下“农民工”题材小说

近些年来,随着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文坛上随之兴起一股“打工文学”热潮。这类“农民工”主题小说集中地反映了进城农民的物质与精神双重生活,他们向往城市文明。同时,作为城市边缘一族,他们又与城市存在着种种格格不入的尴尬。在承受着生存与心理的巨大压力下,回归乡土田园最终成为广大农民工的必然选择。     

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的结构与测量

在阐述评估和测量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方法的基础上,构建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结构并从心理学角度编制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的测量工具。以社会身份理论和身份理论作为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问卷编制的理论基础,采用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等心理测量学方法对问卷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农民身份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测量农民工对...     

国家治理、市场理性与公民权利:“农民工”称谓变迁的内在逻辑

主流媒体对"农民工"的称谓经历了"民工""盲流""流动人口""农民工"到"新市民"的变化。从政治经济逻辑来看,这一过程受到不同时期国家核心目标的影响,是国家、市场和社会不断博弈的过程与结果,尤其是在全能型国家逐步放权的过程中,市场和社会力量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国家的社会管理方式发生了诸多变化。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面临着城市发展和工业建设的巨大压力,为履行对城市工人的社会契约,"农民工"群体被污名化为"盲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逐步完善,在发展主义国家策略下,市场逻辑的强力推动促使"农民工"快速流动,国家的维稳压力巨大,对"农民工"群体实现了从控制到管理的观念变革。2005年以后,"农民工"的公民权利问题日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农民工"成为城市的"新市民",在和谐发展的框架下国家的治理策略从管理转向服务。     

走向“终结”抑或迈向转型：传统“小农”的现代转向

农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在现代化的洗礼中,我国农民群体的未来走向并不明朗。跳出现有的小农“终结论”与“再生论”的二元格局,需将眼光投射到整个农民群体进行研究。基于中国特殊的户籍政策和土地制度,农民未来的走向在小农长期存在的基础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向现代化,进而呈现村落的终结、农民的职业化、就地非农化、农民工市民化以及城乡一体化这五种符合国情的现代化路径。农民群体未来走向的更深层意义是：如何在国家制度变革的过程中,激发农民自身的主体性作用,创建适应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基本路径。     

农民工流动的观念支持与生活预期

转型期中国农民变化最大、最深刻、最有实质性意义的应该归属于农民观念的变化,即农民式生存观念向市民式生存观念位移,半自然式经济观念向市场式经济观念转变,强信任观念向弱信任观念渐让.农民观念的变化不仅对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和农民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支持着农民工流动,影响着农民工的生活预期和回流观念.为此,我们必须纠正农民工的暂时观念,转化树立农民工的长期观念,增强农民工与市民的互动观念,克服农民工的自卑观念,遏制农民工的返乡观念.     

“后西方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蕴

当西方文明与追随西方的国家纷纷滑向困境之时,世界格局“西强东弱”态势依旧但“东升西降”趋势越发明显的“后西方时代”在人类文明的变革中到来。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发展实际对“后西方时代”的时空定位所做出的有利诠释,是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方案,是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思想的现代化,是建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积淀的现代化,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现代化。可以说,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实践探索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既突破了西式现代化模式所带来的文明困境,又为世界历史发展和人类文明前进提供了走向现代化、开启新文明的中国向度和中国智慧。     

我国“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的制度瓶颈及对策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我国曾出现“民工潮”，本世纪初又有了“民工荒”。“农民工”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正越来越多地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国改革的成效。在“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的过程中，制度成为关键因素，并且是主要的瓶颈，如何跨越这个障碍是能否实现上述转变的关键。通过分析中国“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的制度瓶颈，以及对农民工生存现状的剖析，来探索如何跨越这个瓶颈。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影响因素分析

身份认同不仅关系着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看待“我是谁”这一问题,关系着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情绪体验和思想动态,而且关系着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通过对南京市1 99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状况、心理状况、工作状况、社会关系、社区环境等情况进行的问卷调查,运用交互分析和多分类回归分析方法并相互印证,认为健康状况和他们的市民身份认同存在着非重合性、而工作经验的增加、居住环境的改善、心理压力的增大、社会排斥的减弱, 使得他们更加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基于此,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加社会资本、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减少社会排斥几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叩问人性──关于孙惠芬小说的文化哲学思考

孙惠芬小说对社会、文化和人性进行了全方位观照。她肯定了标志着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中的农民进入城市行为,却又伤痛于他们的愚昧和落后;她肯定代表着社会进步的都市文明,却又伤痛于它对人性的扭曲和扼杀。“伤痛城市”亦“伤痛故土”是她的文化心态的真实写照。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

农民工问题是全国性关注的热点问题。而我们现在提的农民工大多指90年代出来务工的农民,不同于早期进城打工的农民。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不仅具有他们自己的特征,而且他们的社会资本也在发生着变化。本文的主旨在于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及其社会资本情况。     

厉有为委员建议:改称农民工为合同工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厉有为在两会期间建议,把“农民工”的称谓改为新型合同制工人,简称为“合同工”。厉有为说,农民只能代表他们的过去身份,甚至连过去的身份也不能代表。如在农村中学毕业后就到城里做工的,他们     

情感互动与青年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基于湖北武汉市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向城市流动所引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本研究以湖北武汉市的青年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开放式访谈和个案研究,试图通过"情感互动"的分析来对青年农民工身份认同现象进行再解释.个案表明,青年农民工在城市参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理想状态是通过低度情感能量的唤起、短期情感到长期情感能量的转换以及高度情感互动与青年农民工身份符号的再投资来完成其城市身份认同,进而达到社会融合,而现实是多数青年农民工在社会互动中无法获得高度的情感能量,致使身份认同失败.笔者分别从个人、社区以及社会组织等三方面提出措施来加强青年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情感互动,进而实现城市社会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困境分析

非制度性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阻碍凸显,社区成为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发生机理的重要场域。将研究视点置于城市社区空间内,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城”过程中在人际关系、诉求渠道、日常活动、身份认同等方面存在向同质群体“内卷”的趋势。在调研的基础上,运用“推拉”理论构建“内卷化”成因的微观解释框架,分析得出社区场域和同质群体各自的推力和拉力作用已将新生代农民工置于尴尬境地,社区场域推力大于拉力与同质群体拉力大于推力的综合作用使新生代农民工的社区融入成为虚化的“推拉”过程,他们被限制在同质群体中不断“内卷”。只有使社区场域的拉力大于推力,同质群体的推力大于拉力,方能破解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困境。